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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把社团主义（见第二十四章）当作是解决意大利经济困境的可能的手段。领袖建立了22个社团，它们至少在理论上受到国家社团委员会的监管。每个社团的运行都基于一个雇主和工人委员会。但是意大利法西斯社团主义对于意大利的冲击甚微。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其实际的主要结果就是使负责监管陈腐、低效且基本多余的组织的国家官僚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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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还想让意大利在经济方面独立。他所认为的对殖民战争和他正筹划的欧洲战争至关重要的工业领域是国家机构投资的对象。到了1935年，除了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像意大利那样在工业中控制了如此大的比重，国家在炼钢和造船业拥有主要股份。尽管水力电和汽车制造有所发展，但是意大利工业还得依靠国外进口的原材料，包括铜、橡胶和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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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将他最为雄心勃勃的农业计划称为“粮食战役”。但是许多地区经济上并不适宜种植小麦；这项领袖得意的计划把劳动密集型的庄稼换成小麦，导致民众失业，减少了牧场、种水果的土地和家畜。进口粮食的高额关税提高了食物的价格。土地开垦和灌溉项目也遭到了失败。在墨索里尼的演说赞颂“血与土”(7)之时，意大利自耕农的数目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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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开销的需要使墨索里尼的经济政策更加失败，30年代中期意大利军费占到了整个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当国家正在斥巨资建造飞机潜艇的时候，意大利的人均收入还只处于英国和美国19世纪早期的水平。国民文盲率仍旧居高，尤其是意大利南部。在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更为工业化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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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的言论表明了意大利社团主义的矛盾性，他把意大利描绘成一个没有社会阶级、只有意大利人的国家。领袖高兴地宣布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夸耀自己为工人所作的努力多于其他任何领导人。但雇主和工人的地位肯定不相等。工人们的工会遭到破坏，被法西斯工会取代，他们的生活条件基本上没有改善，罢工成了非法行为，大部分工人一直对墨索里尼持有疑心。法西斯政府于1923年确实限制了工作时间，于1935年推行一周五天工作制。但雇主可违反合同而不必受罚。佃农和其他无地劳动者的境况更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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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为纪念法西斯主义诞生20周年，7万名法西斯妇女和女童进行游行，图中携带防毒面具的意大利妇女为领袖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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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方面，一些事还是老样子。在农民特别怨恨和反对国家的南方地区，黑手党是另一个投靠对象，一个平行的地下政府。墨索里尼未能摧毁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势力，虽然与黑手党相关的谋杀事件明显减少。对法西斯主义而言，教会至少仍是可替代它的影响力的源头。天主教的复兴不受法西斯主义控制，其中包括教士和修女数目的快速上升。教皇庇护十一世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的热情不复往昔，他在30年代早期谴责“对国家的异教崇拜”。大部分意大利人都不理会领袖试图禁止在街上唱歌的行为和让婴儿穿上法西斯黑衫的要求。并非所有意大利人都还在恭听墨索里尼的夸夸其谈(8)，其中一个明显表现就是出生率的持续下降，从1911年的14.75％跌至1936年的10.22％，尽管领袖要求培养更多的童子军并且禁止出售避孕套。整个20世纪20—30年代，不断有大量人口从意大利移民出国。然而，大多数意大利人还是继续支持着墨索里尼，虽然只是被动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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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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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纳粹在德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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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纳粹的崛起和意大利法西斯同样以有魅力的领导者成功夺权为标志，这个领导者就是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小镇布劳瑙，靠近德国巴伐利亚的边境。他的父亲是一个中等收入的海关官员。孩提时代的希特勒缺乏纪律，一个老师回忆，他是“出了名的坏脾气，任性，自大。明显难以适应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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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希特勒退学。他想报考绘画专业，但被维也纳美术学院拒之门外，尽管如此，他还是迁往帝国首都，蜗居在小旅馆，没有多少钱和朋友。在1914年的城市姓名地址目录中，希特勒给自己登记的信息是“画家和建筑师”，虽然他只能替游客画明信片来赚取微薄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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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中等身高，头大发黑，颧骨宽阔，额头特别高，穿宽松的衣服，留着剪过的标志性的胡子，不是一个相貌让人印象深刻的男人。他牙齿不好，视力也很差。希特勒有着严格的生活规律，他是个素食主义者，不喝咖啡也不抽烟，偶尔喝点酒。他喜欢和女人在一起，但事实上他可能阳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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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也纳期间，希特勒表达了对社会民主党而非犹太人的强烈憎恨，尽管维也纳弥漫着浓重的反犹太主义情绪。他到了慕尼黑之后作为一名德国民族主义者为宣战而欢呼。他加入德军，并在1916年的战争中受了腿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又遭到了英军毒气的攻击，因表现英勇，曾三次得到勋章。但是希特勒的上级认为他缺少领导素质，不适合晋升为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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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后来回忆“战争留给我的惊人印象——这是一切经历中最伟大的……我们的战士进行着英雄的斗争”。他声称曾告诫战友们，“尽管我们有巨炮，但胜利将不属于”德国，因为“德国人有看不见的强敌”，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战争助燃了希特勒狂热的德国民族主义情绪，并使他转变成狂暴的反犹太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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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出版了《西方的没落》第一卷。他将德国的失败归咎于西方文明的衰落。“我们不再相信，”他在作品中说，“理性的力量在主宰我们的生命，我们感到是生命在主宰着理性。”他盼望强大的新领袖会在乱世诞生，摧毁“无能的民主制度”。斯宾格勒认为德国人在和对手的生物学斗争中终会胜出。个体归属的新的种族国家将会具体呈现德意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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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9年，希特勒已经建立了和斯宾格勒十分接近的世界观。而且，越来越多的德国人也认同了这种思想，它由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反共产主义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组成。他认为德国人是“雅利安人”，属于优秀的高加索人后裔。同年，希特勒加入了一个新成立的右翼民族主义组织：德国工人党。第二年，希特勒成了党魁，将组织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一些纳粹分子如今称呼希特勒为“元首”（Führer），就像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被称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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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分子建立了一个准军事组织“冲锋队”，1921年之后以简称S．A．（Stürmabteilung），由嗜酒如命的巴伐利亚人恩斯特·罗姆（1887—1934）统领。就像自由军团那样，冲锋队为那些受挫的右翼老兵提供同志情谊和宣泄暴力的途径。对于冲锋队员而言，希特勒是一名实干家，也是战壕的幸存者——是他们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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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成功吸引到追随者，这使他们变得大胆，1923年11月9日，他们从慕尼黑啤酒馆出发行军，准备夺权，然后进军柏林。忠于政府的军队扑灭了这次“啤酒馆暴动”。一位反对共和的法官判决希特勒五年徒刑。他只服刑了一年，出狱后成为民族主义化身。接着希特勒发展了纳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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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首批纳粹冲锋队队员的一部分，佩戴着“卐”字标记的袖章，带着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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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希特勒出版了《我的奋斗》，他在舒适的监狱完成了这部作品。其中反复强调德国在战争期间受到了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的背后暗算，这一观点源自保罗·冯·兴登堡将军，为许多德国人接受。忘记军事前线在大后方跟前崩溃是件很容易的事，这是方便的集体失忆现象。“如果从一开始到整个战争期间，”希特勒写道，“只要将约1.2万或1.5万的希伯来破坏者投入毒气当中，就像我们的数十万来自各社会阶层、各行各业的优秀工人在战场上遭遇的那样，那么前线数百万将士就不会白白牺牲。”他将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等同起来，这强化了他偏执的反犹太主义。希特勒从未偏离其呼吁中最鲜明的主题，他认为人只能吸收一小部分反复灌输的思想。德国将重整军备，侵害“劣等”的斯拉夫民族以夺取“生存空间”。现在许多德国人开始相信问题不在于德国参战，而是胜利在他们手中被窃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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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早期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一样，所获支持大多来自中产阶级，20年代初期的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这些中产阶级，他们开始反对魏玛共和国本身。靠救济金生活的人艰难地设法做到收支平衡；许多小商贩、店主、工匠和职员迫于生计，只好卖掉或者典当了银器和其他家族世代相传的贵重物件。许多大商人一开始并不相信纳粹主义对群众的呼吁。他们偏爱更传统的独裁主义理念，那种理念对他们的社会排他意识有吸引力，比如按照普鲁士传统由军队支撑君主制。早期许多中等收入的中产阶级商人更有可能支持纳粹分子。他们指望希特勒保护自己免受“布尔什维克”的危害，而并不在乎他如何做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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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慢慢巩固其党派。1928年的选举中，他们只获得不到3％的选票。但是德国的政治生活在强大的国家人民党的领导下向右翼偏移，国家人民党大部分成员逐渐开始反对共和制度，但还不一定被纳粹所吸引。他们更愿意接受君主制或者军事独裁。1929年10月，能干且备受尊敬的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去世，支持共和制度的有力声音又少了一个，大大削弱了议会中的魏玛联合政府。尽管社会主义者仍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社会民主党还拥有最大的老兵组织，但它们之间也开始出现分裂，政治中间派消失了，对魏玛的支持随之土崩瓦解。1929年10月的美国华尔街股灾加剧了社会和政治动荡。大萧条引发的经济困境使致力于推翻德国及其他国家议会统治的党派规模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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