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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生活的节奏和速度令索维奇感到吃惊。这里甚至提供专门的自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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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有很多汽车。骑脚踏两轮车的人比我们少；大阿尔梅大道和其他地方有美丽的沥青脚踏车道。我特别注意到那儿骑脚踏车的人不像柏林的骑车人那样讨嫌；几乎没有柏林街上那种不断的、让人紧张的铃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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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很多。柏林和巴黎的区别并不大：还是有一些马拉车和蒸汽车，但是有一趟开往文森森林的漂亮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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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交通跟家乡类似的话，这位老师发现其他方面的习俗大相径庭：“我发现很多小便池那样公然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甚至公共厕所的数量也很多；皇宫附近一所房子整个长长的通道设有大量的厕所，被孜孜不倦地使用着。林荫大道上的小便池一般在广告栏周围，在这里你会读到这样的广告：烹调美食，李比希肉膏必不可少；还有白炽汽灯纱罩和裤架广告。”索维奇不得不承认这种安排有它的好处，但是当他看到一座公共纪念碑基脚处就安着一个小便池的时候，他的分寸感令他觉得愤怒。说到底，法国人还是跟德国人太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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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在这些给人不和谐感的广告中，路边的一块活动广告牌上有这样一则口号：“给自己通电！”索维奇仍然狡猾地用他的法国帽子乔装身份，并终于来到了他旅程的目的地：世界博览会会场。他感觉目不暇接。他承认：“我觉得自己的笔力无法描述这个巨大工程的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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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展场从香榭丽舍酒店开始，沿着塞纳河上新修的、献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大桥一直延伸到战神广场和特罗卡德罗宫及埃菲尔铁塔（1889年那次世界博览会留下的唯一纪念品）之间的区域，其目的就是要给人以刺激、令人敬畏和手足无措。它宣告法国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巨大的婚礼蛋糕样式的建筑，里面是装饰、家具设计和其他各行业的殿堂（这里的每一座建筑都是一座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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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每个大国都得到一块场地，修建代表自己文化的建筑。实际上，也不是所有的大国——美国当初就被排除在最早的、河边第一批有声望的国家之外（摩纳哥倒是争取到了一个位置），只是在掀起了一场外交风暴后，其他国家才不得不放弃一部分自己的地盘，给新的觊觎者让出位置。大家觉得这再公平不过了，即便目中无人的美国总指挥官斐迪南·佩克被认为很过分：他不仅粗鲁地向东道主指出美国的贸易数字超过了法国和德国的总和，而且还放肆地说：“美国已经这么发达，它不仅有权在地球各国中占据尊崇的地位，而且应该在发达的文明间享有最重要的位置。”虽然他的法国同行在私下里怀着极大的自信说，哦，不！但是他们几乎满足了他的全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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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国家馆都雄辩地传达了欧洲和美国的某种形象，因为除了芬兰（由一座流动的新艺术风格建筑代表）是个突出的例外之外，所有国家都选择采用其历史建筑的集锦表现自己：德国，这个无论如何必须有最高的尖顶的国家，其国家馆是哥特式风格；意大利是文艺复兴风格；西班牙是中世纪摩尔风格。英国馆则是埃德温·鲁琴斯设计的模拟詹姆斯时期风格的建筑，以布拉德福德的斯特拉特福市政厅为模型。美国选择了国会的古典主义风格——那是一座有着156英尺高圆顶的建筑，上面站立着一只金色的鹰。这些建筑表明，身份是由遥远的过去构成的，对古老的国家和新世界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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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过去在右岸大行其道，那么在左岸，过去则处于泛滥状态。“巴黎旧城区”是展会的一个重要旅游景点，它俗气地呈现了维克多·雨果想象的中世纪巴黎的面貌，配有炮塔（一个人被吊在炮塔外，摇来晃去）和木结构房子、一个活生生的卡西莫多、几十个少女以及用木剑互相攻击的骑士。穿着古老衣服的街贩叫卖点心和微型埃菲尔铁塔。在炮塔下面，博览会官方的巴洛克和洛可可涡形装饰则展现了另一番景象：盛气凌人、自信满满的现代主义。到处都是闪亮的机器，新的发动机和新的发明挤满了展厅。坚毅的柏林教师决心尽可能多看。他参观了能容纳2.5万人的宴会厅举行的水果展；他体验了有三种不同速度的电动扶梯；他在幻影大厅看到的幻影差点儿没让他晕过去；他参观了冶金展览，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钻石；他视察了运行中的X光机，惊叹于非洲的白蚁丘，5000只灯泡照明的“电宫”令他大开眼界，相当于3亿根蜡烛能量的探照灯令他眼花缭乱，柏林的C.弗洛尔生产的巨型起重机令他眩目（“又一个德国工程学取得胜利的领域”），给所有这些奇迹提供能源、发出小猫喘息般声音的发电机令他谦卑：“你怀着极大的崇敬看着这些巨大的机器，同时，分明感觉到脊背升起一阵凉意……这种力量一旦失控，足以把一个渺小的人粉碎成一个个的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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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维奇并不是唯一一个为眼前不可思议的机器景象惊骇的人。那些机器几乎是悄无声息地运行，产生的无形力量却足以移山挪海。这些电机最热烈、最奔放、最兴奋的倾慕者莫过于美国历史学家、小说家亨利·亚当斯（1838—1918年）。当时，亚当斯从美国来到巴黎进行考察。在他的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他把他（第三人称）对这些机器的见识视为一种宗教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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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亚当斯，电机成了无限的象征。随着他对大量的机器习以为常，他开始觉得这些40英尺高的电机是一种道德力量，这种感觉类似于早期基督徒对十字架的感受。这个距他一臂之远的巨大轮子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旋转，而只发出极其微弱的噪音——那嗡嗡声几乎不足以警告人出于对力量的敬重而离它稍微远一丝丝——它甚至不会吵醒靠着它睡觉的婴儿。同它比起来，老式的、蓄意的、每年或者每天围绕太阳公转的地球都嫌逊色。参观还没结束呢，就不禁对着它祈祷了，这是遗传的本能教给人在面对静默、无限力量时的自然表现。在极限能量的上千种象征中，电机不像其他象征那样有人性，但是它是最具表现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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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河对岸特罗卡德罗宫旁边的殖民地展览并不只限于法国的殖民地（法国是当时的第二大殖民帝国），但是它必须确保英国属地的风头不盖过东道国。在这里，游客可以观看各个遥远国度的居民的生活，似乎他们没感觉到成千上万双眼睛的注视，而上千颗法国人的心想到他们也是自己的臣民更加骄傲地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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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优雅的、无害的精彩世界。你可以在开罗露天剧场购物，欣赏阿尔及利亚工匠，在中国餐馆用餐，也可以参观柬埔寨宝塔，观赏愉快、满足、穿着色彩斑斓服饰的土著。法属刚果展馆的那些非洲人营养尤其好，穿着尤其漂亮。好奇的看客看见头顶大罐子的女子在葱翠的雨林植物间逶迤而行，男人们既骄傲又快乐，好像随时会放歌、舞蹈。这丝毫也没有体现他们在刚果的家乡正在发生的情况。那里正在发生着地球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种族灭绝。这场恶行是1900年博览会最珍贵的客人之一、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陛下亲自导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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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一个国家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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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二十卷的官方纪念特刊称巴黎博览会为“时代的精华”，其辉煌外观早已破碎，或者消逝，但是，它仍然以其纯粹的豪奢、无数的逸闻趣事和奇异的细节，以及它如此直白地陈说的内容和它拒绝表达的内容而引人入胜。除去官方演讲和对博爱及国家伟大的重申，展会的灿烂光辉受到欢迎，整个展览充当了装饰华丽的地毯，掩盖了前所未有的、弥漫法国上下的灰心丧气感和巨大的社会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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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博览会呈现了一个包裹着旧时代舒服外观的崭新技术世界。在法国革命100周年之际，1889年世界博览会大胆地照耀着未来，朴素的埃菲尔铁塔乃是它的标志，光束是它的传奇。1900年，人们对大言炎炎的声明兴味索然。法国人希望分散一下精神，希望娱乐一番，不希望吃惊或者甚至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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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法国男女而言，新世纪不仅不确定，而且感觉备受威胁。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国家输了一场战争给德国。它承受了1871年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虏并被迫逊位的屈辱，还被迫将有争议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割让给德国。更糟糕的是，法国人目睹了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诞生，眼睁睁看着德皇威廉一世在法国皇家荣耀的核心之地凡尔赛宫镜厅加冕。紧随战败之后，巴黎公社起来反抗为逃避德国人而撤退到外省、软弱而反动的政府。更恶劣的是，法国军队在残酷镇压了反叛、夺回巴黎以后，在一周之内，通过军法审判的方式处决了它自己的两万多公民，造成“血腥的一周”。在更晚近的1894年德雷福斯一案中，一位无辜的犹太军官被指控叛国罪，明显舞弊的法庭判他终身监禁，这件事引起国家中产阶级以上社会的分裂，使曾经的朋友甚至家人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这种分裂像开放性的伤口一样还在继续溃烂，因为这位诚实的上尉被孤零零地关在远离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遭罪，德雷福斯分子要求对他进行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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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的敌人和支持者（主要是社会主义者、中产阶级和进步人士）之间的裂痕延伸到了私人生活领域：曾经的好朋友、印象派画家德加和毕沙罗因为这件事而形同陌路。作为德雷福斯的激烈反对者，德加甚至因为一位模特同情犹太上尉而解雇了她。连首都的空气似乎也分裂了。随着情绪接近沸点，1898年左拉在《极光》上发表的文章《我控诉》总结了辩方论点：“我只有一种热情，那就是以人性为名义的启蒙热情，人性受的罪够多了，它有权得到快乐。我的激烈抗议仅仅是我心灵的呼声。让他们有胆量就（以诽谤罪）审判我，以使此事为大家所周知吧！”他没有受到审判，但是经过几天的街头骚乱和威胁以后，他只得远避英国，等待事态降温。回到法国4年以后，由于夜间烟囱堵塞左拉在自己家里窒息身亡。他的死因被登记为事故。几年后，一位盖屋顶的人承认，他在左拉家隔壁的屋顶上工作过，出于报复作家为犹太上尉所做的辩护，他把一片木头放到左拉家的烟囱上，令他命归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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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德雷福斯与衰退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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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成了法国莫名不安感的象征。仅仅在一代人以前，法国还是无可争议的世界文化中心，主宰着全世界的时尚和各处“文明”人的音乐与文学品位。1870年，法国历史学家约瑟夫·德·梅斯特还言之凿凿、满怀流光溢彩般的信心写道，全世界的艺术家“在巴黎允许他们成名之前，都只能享有地方性的声誉……也许，在法国人给出解释之前，任何东西在欧洲都不可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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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之后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伦敦成了世界金融中心；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独步世界。法国本身受困于各种阴影，包括战争失败、领土丢失，以及亡国灭种威胁下的衰退与堕落。与欧洲其他民族相比，法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1891年，法国的死亡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出生人口。如果说1850年到1900年期间人口数量没有下降（甚至从3600万上升到了3900万），那也主要归功于来自比利时、意大利和波兰的移民。在同一时期，尽管有大量人口移居他国，德国和英国的人口反而增加了20%，而哈布斯堡的臣民几乎增加了一倍，俄罗斯人的数量差不多翻了三番。法国母亲不再孕育足够的子女，更可怕的是，这个国家的男人好像也不像过去那样有能力让女人怀孕了。许多作家说，法国人似乎患了不孕症；100年内其文化和生活方式将会消失。“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之外，其他所有的问题都毫无意义，”1911年，历史学家雅克·贝迪永写道，“……法兰西之死是19世纪和20世纪最关键的事实之一。”法国落后了，而其东边的“世敌”、新德意志帝国则不仅在人口方面稳步增长，而且在科学（德国研究者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超过任何国家）、军备及工业发展方面也稳步前进。法国似乎不仅仅是战败了，而且日趋消亡，日渐退入其从前辉煌的阴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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