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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恐惧削弱、被焦躁的悲观主义情绪动摇的法国人渴望一场兴高采烈、不具威胁性的世界博览会，而他们最盼望的莫过于获得成功。主办者要求的不仅仅是视觉的大胆：回顾性的辉煌和娱乐统领一切。每个人都要对现场留下深刻印象，每个人都要好好享受——即便旧法国的纸型炮塔更像是对民族伟大华而不实的戏仿，而不是事实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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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光辉的表面蒙骗：“这次博览会带给我们的新东西还有待观察，”博览会的大门最后一次关闭后，法国散文家尤金－梅尔基奥尔在《时尚》杂志中写道，“1889年，钢铁（埃菲尔铁塔）勇敢地、赤裸裸地独自矗立在我们眼前；它令我们欣赏它作为建筑元素的优点。自那以后，你觉得它好像感受到人在犯下原罪之后的那种羞愧，觉得需要把自己盖住。今天，钢铁用石膏把自己包裹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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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就是永远分裂的德雷福斯事件。对于这个似乎已迷失方向的国家，这位犹太军官正好充当理想的妖魔。自从爱德华·德拉蒙特（1844—1917年）于1886年出版了畅销书《法国的犹太人》（1914年时已出版了200版）以来，反犹主义在民族主义右翼中十分盛行，成为了一个战斗的口号，将天主教徒和共和派无神论者哨聚在这面旗帜之下。德雷福斯特别适合作为阴谋、外国人和国际资本传说的题材。作为犹太人，他被等同于国际资本和法国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终结；他生长在德法之间历史上素有争议的阿尔萨斯地区，因此他被怀疑对法国怀有二心、是叛徒，把他的国家出卖给人口迅速增加的德国人及其在海军服役的无数子弟。在历史本身令法国人不知所措之时，作为一名军官，他也代表着男性美德和急于洗刷失败气息的军队。如果这个国家已经没有男人能够生育足够数量的子女，那么，也许腐朽已经深入到法国的历史性伟大与男子气概的核心，军人阶层——在其发表于1899年的《梦的解析》一书中，在巴黎做过医学研究的弗洛伊德把军官与夸张的男性气概当然地联系在一起。上尉的运气差得出奇，他有着这个国家害怕和意欲仇视的一切。“对我来说，今天的法国人——最近的一起危机已经使情况再清楚不过——肩并肩地生活在一起，做着同样的工作，分享同样的失望、同样的愉快，但是他们不再同心同德。”反德雷福斯的作家保罗·布尔热的小说《伊塔普》中的人物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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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民族主义者的口头禅是土地和死人，相当于德国人说的血液和土壤。上面这句话出自毛利斯·巴雷斯（1862—1923年）。由于他是最排外的老人俱乐部法国科学院的院士，所以这句话具有不朽的善意。巴雷斯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世纪末享乐主义者，他的纲领性小说《崇拜我》宣扬一种彻底的、唯我论的自私自利，为他赢得了相当的文学声誉。后来，这位专业自我主义者厌倦了独来独往的生活，投入到国家共同体政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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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政治右翼最危险的一些煽动家认为他们的政治角色根本上是审美的，服务于更高的美和纯洁，巴雷斯也不例外。像那么多转变者一样，他最厌恶的莫过于自己的过去，尤其是他曾经宣扬的颓废。他相信，天主教的法国被清教徒、犹太人和共济会阴谋腐化了，这些人破坏了“有机的团结”，而这种“有机的团结”本来应该统领由“我们的死者和我们土地的产物”团结起来的民族成员。“扭曲了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死者的每一个行为，都使我们更深地陷入令我们失去生育能力的谎言”。不育的幽灵又浮现了，这次体现为被阿哈斯威尔——流浪的犹太人阉割的乡村天主教徒。爱德华·德拉蒙特在他的畅销书《法国的犹太人》中写道：“一切都出自犹太人，一切又回到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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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主义是德雷福斯案的显然动机，人口争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者雷内·戈纳尔等批评者迅速抓住民族衰退的假定原因：城市生活、缺少信仰、普遍的悲观主义、资产阶级颓废的过度文雅，以及“吃人的”大城市里尤其明显的现代生活的其他特点。这对世界上最有教养的国家——法国的打击尤其严重，戈纳尔警告说：“恰好我们的法国文明及其律法和习俗夸大了这一影响，迫使人真正害怕人口下降。”尽管采取了各种反向的措施，尤其是取消堕胎（在维希政权统治期间，这是死罪），甚至不准做避孕套广告——当时出现在其他国家报纸上的“绅士们的橡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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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德雷福斯的捍卫者埃米尔·左拉在受到触动之下也写了一部题为《繁殖力》的小说，对比了两对夫妻的命运：自我本位、富裕的城市居民把一切都投入到他们唯一的儿子（当然，他死了）身上，而故事核心的主角夫妇则选择了简单的生活，生育了一堆孩子，结果得到了爱和满足。这篇小说左拉构思了好几年。早在1896年，他就在《费加罗报》上撰文说：“我的小说……将是一幅巨大的壁画，解释巴黎这样的城市如何杀死病菌，吞噬生物，消耗堕胎才成了这个样子：明天的生活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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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怪物的形象——瞪着闪着电光的眼睛，石头和钢铁做成的身体，没有寄生虫，更谈不上生命，这种怪物以无法餍足的饥饿吞食其居民，就像直接回归到用自己的孩子烹煮盛宴的疯狂的神萨图尔努斯（罗马神话中的农业之神），这个造成毁灭的创造者一样。作为邪恶之地的大都市——昭然若揭的资本主义吸血鬼正在吸食那些被它吸引的人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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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态度对于1900年世界博览会的艺术及其表现有着强烈的影响。巴黎大王宫和巴黎小王宫这两处真正宏伟的展厅（这两个展览遗迹现在在巴黎仍然可以看到）是为了体现法国的光荣而建来举办艺术展览的。展览期间展出的大多数作品都遵循世纪之交法国艺术的正式美学：学术性很强的东西——石膏和大理石、青铜和油画表现英勇的裸体、感伤的壮丽和纯洁的美女。只有一小批展品奏响了不同的音符，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总统劳伯特准备进去的时候，一位保守的艺术评论家挡住他，大声说：“别进去，总统先生，那里面装着法国的耻辱！”那是“激进派”的展览，由艺术收藏家罗杰·马克斯担任馆长。可耻的秘密是高更、瑟拉、塞尚、毕沙罗、毕加索、马奈和莫奈的作品，是堕落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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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艺术的活力主要来自一种库存盘点和回忆感。最著名的是，这种对过去世界的回顾性个人重建体现于巴黎优雅舞台中心的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追忆似水年华》上。远离劳工阶级生活的残忍和小资产阶级焦虑的自私，普鲁斯特和他圈子里的人过着美妙的生活，享受着由一系列优雅的沙龙、舞会和附近的布洛涅森林远足构成的慵懒奢侈，布洛涅森林是一个真正优美的世界（至少在其居民心目中），它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位于布瓦、协和广场与首都右岸宏伟、浮华的巴黎歌剧院及蒙梭公园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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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规模巨大的艺术项目与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情绪及其怀旧的表现合拍。尤金·阿特热（1857—1927年），一位有着耐心和抒情眼光的摄影家，将其整个职业生命投入到他热爱的城市及其魔力之中，他相信它们会很快消失，会被一个喧闹的新世界的建筑给掩埋。阿特热用了30年的时间扛着他巨大的照相机和脚架在城市漫游，创作了一个由废弃的街道、沉默的建筑和空空如也的房间构成的迷人的静默世界，好像某个无名的公务员尽心尽责地罗列一位垂死的公爵夫人留下的每一把椅子和每一把银匙那样巨细无遗的清单。阿特热的巴黎给人无尽回味，但是几乎总是静寂的，没有人影，或者说没有出现一个人，因为从磨损的台阶、褪色的墙壁和周围的气氛还是可以感觉到过去无数居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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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怀旧并不单纯，而是受到这种认识的毒化：一个时代过去了，新的时代还没有露面。改变无处不在，但是变化的速度模糊了很多人寻求的不可改变的价值观和原则。记录纨绔子弟生活的小说家情不自禁地注意到，那些人失去了父母那种强大动力和原则，英勇的建构时期行将落幕。文学衰落的思想不限于巴黎或者法国。1900年至一战开始期间，整个欧洲出版的小说几乎都在分析一个充满活力（又是男子气概）与信心的世界的消亡。长达20年的时间里，欧洲和美国的书店堆积着哀婉或者讽刺毁灭家庭的故事：复杂的戏中有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剧本中迷失的青年，罗伯特·穆齐尔《没有品质的人》（是后来出版的，然而针对的这个时期）中的讽刺分析，而赖内·玛利亚·里尔克噩梦般的《马尔特·劳里茨·布拉格手记》（1910年）和卡雷尔·马特耶·卡佩克－查德的《涡轮机》（1916年出版）从奄奄一息的哈布斯堡帝国的捷克王室领地标明中欧是最丰富的厄运之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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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帝国，托马斯·曼极其疏离的《布登勃洛克》（1901年）和《魔山》（1913年开始创作，1924年出版）追溯大资产阶级的毁灭，而他的兄弟海因里希则以一种令人愉快的颠倒方式，在《忠实的臣民》（1919年）中以一个下流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形象，记录德国不可抑止的崛起。比利时弗雷德作家思迪金·斯特路威尔斯将冲突的背景放在乡村，那里的一个年轻人不想过他先祖的那种生活。即便年轻农夫在他父亲的灵床前醒悟到，显然这只是暂时的解脱。在存在主义主题的版本中，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小说《迷雾》里，恼怒的主人公（1914年）向他的作者要求其存在之谜的答案。当他发现作者准备杀死他的时候，他自杀了，以此作为他最后的、徒劳的独立性的表达。在仍然是奥匈帝国领土但是讲意大利语的的里雅斯特，年轻的意大利人斯威沃的《衰老》表现其年轻的主人公患了早衰，同时无望地坠入爱河——一个噩梦般的不育与丧失自信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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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一度辉煌的家庭蹒跚走入坟墓、旧贵族的堕落和被思想或者虚弱致瘫的人的故事中不难看到相似的社会情形，而他们正被新一代的、讨厌的想挤入上流社会的人取代。契诃夫的戏剧中尽是这种形象化的描述。在马克西姆·高尔基1902年的戏剧《非利士人》中，年迈的商人瓦西里对他儿子的革命同情心嗤之以鼻，对未来怀着赤裸裸的恐惧：“会发生什么事？环顾四周，一切都在瓦解。一切都破碎了。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如果真的地发生什么事怎么办？谁照顾我们？你妈和我老了，好像任何情况都可以……毁灭我们……人家想毁灭我们全家。注意他们，他们想毁灭我们全家。我感觉到了，近在眼前。这可怕的……可怕的灾难。”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埃米尔·涂尔干，首批现代社会科学家之一，把他觉得体现了社会征兆的自杀作为主要的研究课题之一（189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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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焦虑的一代人，他们失去了先驱们奠定的根基及坚定的步履。王尔德、于斯曼或者年轻的巴雷斯表现的世纪末颓废唯美主义根源于富裕、安全之家的儿子们的厌倦感，这些人借着反抗清教徒道德精神和公共服务精神而自娱自乐：这是一种邪恶、消极厌世的优雅。新一波的写作与此断然有别。这类写作是变化速度和怀疑进步及自由主义理想的产物，是存在主义的，特点是恐惧和衰落，而不是颓废。它看不到出路，也不提供出路。1890年前后的艺术家的神经与蝴蝶震动的翅膀合拍，希望自己也可以在空中翩飞，而他们的后继者的神经则被工厂和火车不间断的吱嘎声戳穿。以后我们会看到，神经官能症并不只是小说中的领先理念（海因里希·曼短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宣称：“我是一个神经衰弱病人。那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命运。”），也是医学领域的领先理念。年轻的西格蒙·弗洛伊德来到巴黎，同艾蒂安·夏科一起研究这一现象，围绕这一现象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欧洲各地的疗养院靠着治疗神经紊乱和精神崩溃病人赚取安逸的生活，病人不仅仅是“歇斯底里”的妇女，也有越来越多迷茫无措、受到打击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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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电机与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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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未来的恐惧在法国体现得尤其强烈并表现于围绕着德雷福斯审判的歇斯底里以及1900年巴黎博览会的美学观念，那么，并不是每个人都害怕即将来临的变化。那些怀有足够的好奇心、愿意去思考技术带动的变化的人发现，他们的想象力在机器厅的巨大电机面前逃得无影无踪。梅尔基奥尔·德·佛固如此描写这个奇怪的机器：“1889年适度的登场已经变大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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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她自己的展厅，自己的家具。小小的电机在体积和力量方面都增加了。原来它有一米高，现在是十米；原来它产生的力量是五百马力，现在是五千……如果它可以推动有时候竟然能够运行的地铁（这是对巴黎第一条地铁线的调侃，它还处于稚弱、不稳定的状态），它还没有占有我们的铁路机车或者远洋轮的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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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老师让·索维奇在琢磨这些机器时，感到背部升起一阵凉意。但是，没有一个人像美国人亨利·亚当斯那样富有预见性。在他的自传中，他把它们视为这个时代的精华：“他（亚当斯）发现自己躺在1900年博览会的机器大厅，一种突然生发的全新力量折断了他的历史的脖颈——他固有的历史观顷刻瓦解。”亚当斯相信，至此为止，西方一度受到由性的力量体现的女性创造力、维纳斯可怕吸引力的启示，这种吸引力后来由体现为圣母马利亚的基督教所中和。这位历史学家写道，这一由异教的、性的力量向基督教并最终向现代女性的转变，劫掠了文化的活力，这在他的国家表现得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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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曾经是至高无上的；在法国，无论是仅仅作为一种情绪，还是作为一种力量，她似乎仍然是有效的。为什么她在美国无人知晓？因为美国人显然为她感到羞愧，而她也为自己感到羞惭，否则他们就不会给她浑身上下缀以无花果叶子。当她作为一种真正的力量之时，她不会意识到无花果叶，但是杂志每个月制造出来的美国女性还不具有吸引亚当注意的特征。这种特征既声名狼藉，又往往滑稽可笑，但是，每一个在清教徒中长大的人都知道性乃是一种罪恶。在以前的任何时代，性都是一种力量。既无需艺术也无需美……亚当斯开始思考，自问是否认识任何像所有的古典艺术家那样的美国艺术家，坚持性的力量……美国艺术，如同美国的语言和教育一样，尽可能去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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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人关于不育症和人口下降讨论的这一批评性评价引起了反响。亚当斯和他的欧洲同行都感觉到一种文化的、创造性的力量的丧失和弱化，即便亚当斯不把问题仅仅局限于他的时代，而是局限于基督教的起始。广告和大规模生产的世界可能带来了月刊制造的去性化美国女性，但是她的先辈是上帝的处女母亲，而不是维纳斯的创造性力量。许多欧洲作家认为问题不在于女性，而是因为性无能。这可谓意味深长。法国不再具有男性气概，它柔弱且糜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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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我们会看到，还有许多人）认为，要通过技术那广大、野蛮的力量解决西方文化这种感觉上的疲软。他一本正经地总结道：“最接近1900年革命的办法是310年前的办法，当时，康斯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另一位参观博览会的人是法国先锋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年）。他体验到同样的敬畏感，他的反应特点也交织着同样的对旧事物的不耐烦和对新事物的宗教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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