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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焦虑的一代人，他们失去了先驱们奠定的根基及坚定的步履。王尔德、于斯曼或者年轻的巴雷斯表现的世纪末颓废唯美主义根源于富裕、安全之家的儿子们的厌倦感，这些人借着反抗清教徒道德精神和公共服务精神而自娱自乐：这是一种邪恶、消极厌世的优雅。新一波的写作与此断然有别。这类写作是变化速度和怀疑进步及自由主义理想的产物，是存在主义的，特点是恐惧和衰落，而不是颓废。它看不到出路，也不提供出路。1890年前后的艺术家的神经与蝴蝶震动的翅膀合拍，希望自己也可以在空中翩飞，而他们的后继者的神经则被工厂和火车不间断的吱嘎声戳穿。以后我们会看到，神经官能症并不只是小说中的领先理念（海因里希·曼短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宣称：“我是一个神经衰弱病人。那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命运。”），也是医学领域的领先理念。年轻的西格蒙·弗洛伊德来到巴黎，同艾蒂安·夏科一起研究这一现象，围绕这一现象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欧洲各地的疗养院靠着治疗神经紊乱和精神崩溃病人赚取安逸的生活，病人不仅仅是“歇斯底里”的妇女，也有越来越多迷茫无措、受到打击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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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电机与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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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未来的恐惧在法国体现得尤其强烈并表现于围绕着德雷福斯审判的歇斯底里以及1900年巴黎博览会的美学观念，那么，并不是每个人都害怕即将来临的变化。那些怀有足够的好奇心、愿意去思考技术带动的变化的人发现，他们的想象力在机器厅的巨大电机面前逃得无影无踪。梅尔基奥尔·德·佛固如此描写这个奇怪的机器：“1889年适度的登场已经变大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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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她自己的展厅，自己的家具。小小的电机在体积和力量方面都增加了。原来它有一米高，现在是十米；原来它产生的力量是五百马力，现在是五千……如果它可以推动有时候竟然能够运行的地铁（这是对巴黎第一条地铁线的调侃，它还处于稚弱、不稳定的状态），它还没有占有我们的铁路机车或者远洋轮的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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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老师让·索维奇在琢磨这些机器时，感到背部升起一阵凉意。但是，没有一个人像美国人亨利·亚当斯那样富有预见性。在他的自传中，他把它们视为这个时代的精华：“他（亚当斯）发现自己躺在1900年博览会的机器大厅，一种突然生发的全新力量折断了他的历史的脖颈——他固有的历史观顷刻瓦解。”亚当斯相信，至此为止，西方一度受到由性的力量体现的女性创造力、维纳斯可怕吸引力的启示，这种吸引力后来由体现为圣母马利亚的基督教所中和。这位历史学家写道，这一由异教的、性的力量向基督教并最终向现代女性的转变，劫掠了文化的活力，这在他的国家表现得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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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曾经是至高无上的；在法国，无论是仅仅作为一种情绪，还是作为一种力量，她似乎仍然是有效的。为什么她在美国无人知晓？因为美国人显然为她感到羞愧，而她也为自己感到羞惭，否则他们就不会给她浑身上下缀以无花果叶子。当她作为一种真正的力量之时，她不会意识到无花果叶，但是杂志每个月制造出来的美国女性还不具有吸引亚当注意的特征。这种特征既声名狼藉，又往往滑稽可笑，但是，每一个在清教徒中长大的人都知道性乃是一种罪恶。在以前的任何时代，性都是一种力量。既无需艺术也无需美……亚当斯开始思考，自问是否认识任何像所有的古典艺术家那样的美国艺术家，坚持性的力量……美国艺术，如同美国的语言和教育一样，尽可能去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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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人关于不育症和人口下降讨论的这一批评性评价引起了反响。亚当斯和他的欧洲同行都感觉到一种文化的、创造性的力量的丧失和弱化，即便亚当斯不把问题仅仅局限于他的时代，而是局限于基督教的起始。广告和大规模生产的世界可能带来了月刊制造的去性化美国女性，但是她的先辈是上帝的处女母亲，而不是维纳斯的创造性力量。许多欧洲作家认为问题不在于女性，而是因为性无能。这可谓意味深长。法国不再具有男性气概，它柔弱且糜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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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我们会看到，还有许多人）认为，要通过技术那广大、野蛮的力量解决西方文化这种感觉上的疲软。他一本正经地总结道：“最接近1900年革命的办法是310年前的办法，当时，康斯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另一位参观博览会的人是法国先锋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年）。他体验到同样的敬畏感，他的反应特点也交织着同样的对旧事物的不耐烦和对新事物的宗教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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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你厌倦了这个古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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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牧羊人埃菲尔铁塔，桥梁的羊群在咩咩叫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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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厌倦了古代希腊、罗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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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连汽车也显得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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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宗教依旧焕然一新，只有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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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像机场的飞机库一样，依然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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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可行的信仰就是古代和先锋两者的结合。当下是不可救药的庸俗——对于亚当斯，那是由清教世界剥除了性、被大规模生产的杂志贬低的女人，而阿波利奈尔看到人们“沉湎于招股说明书、目录、海报中，声嘶力竭地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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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世界博览会在设宴招待了全法国下至最小村庄的2000位市长（侍者们开着汽车沿桌服务，确保这次盛大宴会的服务到位）后闭幕。它被认为很成功，充分展示了法国持续的力量和重要性，体现了世界和谐和现代科技。更重要的是，它几乎全部收回了巨大的投资，而即便接待了超出城市人口20倍的游客，却没有发生任何搅扰盛会的重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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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屹立在1900年世界博览会不朽的入口处、衣着时髦的巴黎的象征，遭到媒体的恶评，被视为一份窘迫。11月，像大多数为博览会设计和制作的精致建筑及饰品一样，她被随随便便地拆卸下来，由清障车拉走。从当代插图角度来看，这件雕塑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比博览会期间其他大多数作品更可疑。也许“巴黎”引起哗然的真正原因正是她的寓言化程度不够充分。当时社会对生育率和不孕不育的全神贯注、反犹主义用陈词滥调暗示的阉割和窒息，以及更普遍的、对于道德腐败和衰落的忧虑，都表示另一种会给社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不可阻碍的发展：妇女角色的改变。像德雷福斯一样，那位迎接所有游客的巨型的、自信的当代女子体现了公众深刻的担忧。她太真实，太令人心烦地强大有力。她的一切与将要发生的事太相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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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二 1901年：更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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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尽量忽视新的时代，把旧有的习惯和幻想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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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德·潘格伯爵夫人《我看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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