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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把国家的政治权力交给有产者……但是他们的后人破坏了那个制度，而把政治权力交给众人，我们必须承担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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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森博兰公爵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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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限来临的时候，孙子坚持要帮老太太合上眼睛。这个动作表达了最后的尊重和敬慕，也是她的两个儿子、他的舅舅们的嘱托。他伸出健康的右手，完成了这份最后的责任。他幼时就已萎缩的左手则悬垂在身体一侧。他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他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于1901年1月22日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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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帝国的统治者不住在伦敦，而是在奥斯伯恩庄园发号施令。这是远离纷扰的怀特岛上一处欧洲风格的房子。年迈的女王避居在此，生活在其已故夫君留下的记忆中，避免她的臣下不断要求她正式亮相，也避开她儿子令人诧异的庸俗。女王成了遥远的存在，一个祝福对象（“先生们，为女王干杯！”），从格拉斯哥到墨尔本，每个人都把她视为当然的看不见的确定性。她在位64年；她是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民的唯一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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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时代，每一种价值都受到质疑，也都是可以质疑的，因此我们很难理解维多利亚时代人那种对自己的坚定信心：他们的目的感、他们的上帝赋予其权力的感觉。地球的继承者不是谦恭温顺者，而是英国人。英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1850年）生产了世界一半的工业品；英国人把福音和板球规则带给最遥远的雨林和沙漠土著，他们成功地把非凡的权力集中在伦敦蓓尔美尔街几个绅士俱乐部的休息室——这是全世界最大首都的精神中心。欧洲其他大国的统治者经常穿着华丽的流苏制服，而英国则基本上是一种平民文化；其他地方的政府所在地是精致的新大厦，女王陛下的首相居所则是唐宁街一座散发着安静的自信、外表普通的有台阶的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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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当时，“合适的人”拥有怎样的服饰和地位，相关规定之严格丝毫也不亚于任何军队，但是，他们无需通过军刀或者头盔表示自己的意图。在这方面，即便粗俗的威尔士王子、后来的爱德华七世也毫不妥协，当他的助理私人秘书弗雷德里克·庞森比疏忽大意地穿着不恰当的衣服出现在皇家科学院的展览会时，他不悦地说：“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早晨在自己的家里，总是穿短外套配丝帽。”这种对于礼貌的关心传扬到了帝国最边远的地方，以及最不可能的场合。1860年代的求生工具包——装在木桶里，搁在热带岛屿上，供去新西兰途中失事的人使用，除了预计必需的刀、火柴、绳子和鱼钩外，还有三件粗花呢西装——可能是为了让后来的任何一个鲁滨逊·克鲁索穿着合适的衣服迎接其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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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英国民族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治民族，”帝国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如此评论，“除非你能够充分利用，否则，仅仅占有广阔的地球表面是不够的。地主有责任发展自己的庄园。”他们确实发展了：通过贸易和战争、训练军队和传教士、修建铁路和预制的瓦楞、铁教堂来调遣遥远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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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段最大规模的持续剥削时期，其失败对于母国的人们堪称英勇。1854年，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673名手持军刀的英国骑兵，对盘踞在堡垒里的俄国炮兵发起了一场令人惊愕而又自知徒劳的进攻。118人丧命，127人负伤。这次进攻成了英勇和牺牲的神话，女王的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爵士为轻骑兵的进攻赋诗一首：“他们不为答复／他们不问缘由/他们只为战斗和牺牲：／六百人骑着马／朝着死亡谷猛冲。”1885年，伦敦的政治动荡导致查尔斯·乔治·戈登将军在苏丹喀土穆得不到补给，苦行僧们的攻击令他的军队茫然失措。戈登平静地穿上他最好的白色制服，独自面对敌人。他们用矛把他戳得千疮百孔。他成了帝国的烈士，塞特福德的主教用独特的宗教语言赞美他：“哦，弟兄们，我们听说过像他那样的人，他们体现了勇气和温情的美丽组合，那是上帝的示现，过去与现在，都是犹大部落的雄狮，上帝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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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帝国生来是为了永远存在，是为了让上帝看见：伦敦的下水道修建了配得上大教堂的拱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匹敌英国的财富、女王的海军，或者她的荣耀，1897年，这一切在女王的钻石婚庆典上，以再合适不过的宏大规模，得到庆祝。那是帝国辉煌的伟大表现，6.4万名军人在首都街头游行。芭芭拉·塔奇曼用诗意的语言对这些军人进行了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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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篷式步枪、加拿大骠骑兵、新南威尔士枪骑兵、特立尼达轻骑兵、壮观的戴头巾留胡须的格布尔特拉、班达拉家及印度其他邦的枪骑兵、骑黑鬃马戴流苏土耳其毡帽的塞浦路斯军人。皮肤黝黑的步兵旅——用一条狂热的新闻的话说，“可怕、美丽得让人受不了”，穿着如梦如幻、斑驳陆离的制服在街头蜿蜒行进：婆罗洲达雅克警察、牙买加炮兵、尼日尔皇家警察、高大的印度锡克人、黄金海岸土著、香港华人、新加坡马来人、西印度群岛的黑人、英属圭亚那和塞拉利昂，一群又一群的人从眼花缭乱的人们眼前走过，他们被自己力量的证明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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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迈的女王十分开心。一位报社摄影师甚至抓拍到她难得的、面对人群笑容可掬的形象，作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上帝的选民，全英国人体会到帝国的辉煌一刻。仅仅在4年以前，没有多少人预见及此。塔奇曼引用了女王在钻石婚那天接到的一份最令人羡慕也最奇怪的效忠之作、鲁德亚德·吉卜林名为《退场》的诗。这是充满尊严与力量的诗篇。如果吉卜林是帝国的吟游诗人，那么，他在这个场合就发出了警告，甚至是讣闻：“受到远方的召唤，我们的海军逐渐消失／火焰沉没于沙丘和海岬／瞧啊，我们昨日的所有盛况／恰如尼尼微和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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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多利亚时代，这样的声音少之又少，虽然对于吉卜林发表在《时代》的诗歌，公众反应热烈，说明他的艺术敏感性抓住了国民情绪的一个方面。30年前，马修·阿诺德“信仰的海洋”已经预见了带着“忧郁的、悠长的、退却的咆哮”的衰退，无声无息但是无情地消逝到“晚风的喘息／退到巨大的边缘、凄凉／露出满地的小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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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当老女王香消玉殒以后，帝国准备的告别仪式不适合于一个人，而更适合于一个时代：对于悲伤的荣耀的华丽盛典。仪式如此精致复杂，邀请的皇室名单如此冗长，以至于从女王死亡到葬礼进行，其间差不多筹备了两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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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游艇阿尔伯特号把女王的遗体从怀特岛送到朴茨茅斯。皇家海军主力舰和巡洋舰，以及从德国、法国、葡萄牙甚至日本的船只前来护送女王最后一程，只有西班牙遗憾地没能完成这项高贵的任务：他们的船没能及时赶到，摩纳哥亲王的一艘较小的船奉命替补。从朴茨茅斯港到伦敦的转运本身也是对时代变迁的证明：女王的遗骨由火车运送，沿途有数万人参与了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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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葬礼随从终于抵达首都，女王的遗体被搁上炮架（根据女王陛下的口谕）。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客厅一样，棺材里面塞满了个人纪念品和照片（当然，包括阿尔伯特的照片，以及女王的苏格兰男仆约翰·布朗的一张照片。根据女王的指令，约翰的照片放在她的手腕上）。2万名士兵陪伴女王最后的旅程，另外3万名士兵沿街担任仪仗队。女王的棺材后面跟着为女王合上双眼的德国皇帝、葡萄牙和希腊国王、五位王储、十四位王子、两位大公爵、一位大公、五位公爵和无数地位稍次的达官贵人。小说家亨利·亚当斯在伦敦的俱乐部写信回家说：“我哀悼安全的、母亲般的旧资产阶级女王。在她宽大的、可怕的苏格兰格子围巾下面，她的国家温暖舒服，她的任期如此非凡的方便和有益。我对她死亡的害怕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她是一个维持符号——现在我们遭遇野外水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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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后退的“信仰的海洋”和亨利·亚当斯的“野外水域”只是两个海洋的隐喻，他们以之形容一种盲目的、黑暗的、牵引力似乎要把世界拖向一个不确定的结局，或者像是《圣经》中扑向埃及人的波浪，要毁灭整个世界。代表着英国最伟大世纪的最高符号消失了，观者为之震惊，脚下的地球似乎在摇晃。诗人乔恩斯·托尔沃西这样描写他们不确定的后人：“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节奏／海洋的脉动／消失于他们的咸咸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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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口中的伯蒂、满怀蔑视的亨利·亚当斯笔下的“恺撒爱德华”、新王爱德华七世以与其君主身份不相符合的鲁莽，迫不及待地与他母亲的陈腐遗产保持距离。“伯蒂”在温莎城堡横冲直撞。维多利亚的高地仆人、自信满满的约翰·布朗的石膏半身像和雕像被砸得粉碎，文件被焚毁，已故阿尔伯特亲王的纪念品被收到储藏室，数百帧“垃圾老照片”被毁掉。爱德华在过去不被准许抽烟的地方抽烟，身边象征性的屠杀令他兴奋得气喘吁吁，他觉得自己摆脱了一个巨大的、讨厌的负担。随着新扫帚的最后一扫，他把他母亲最珍爱的静养地、她死于其中的奥斯伯恩大院改为候补军官学习的皇家海军大学，以及退休军官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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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克制、谨慎，爱德华则粗鲁、直露；母亲把平淡无奇的稳定视为根本，儿子则相信乐趣。目前为止，他一直以乡村别墅的宴会和周末游猎、与漂亮女演员和已婚妇女偷情，以及参加赛马大会和到欧洲度假为职事。除了仆人兼顾问的苏格兰人布朗先生和印度人门希，已故的女王出了名地可靠，她也只与上流社会那些稳定的、可靠的成员交朋友。爱德华可不是这样。他喜欢跟新贵做朋友，这些人聪明得多，负责得多，好玩得多，也有钱得多，或者至少更愿意掏钱博他一乐。佩吉特夫人不屑地说，国王“总是被一群犹太人和一圈赛车手围着”，并补充说他与“闪米特人有着同样的奢侈口味，同样喜好愉快和舒适。”旧贵族及其方式被挤出了国王的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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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除了他富可敌国的东道主以外，爱德华完全是一笔债。为了不引起他的不快，英国豪门大户的主人为防国王突然光临，都得一直储备姜味饼干、法式蛋糕、浴盐及异国情调的茄子，而且他一来就会产生巨额的花费。他的个人随从超过十几人，其中有一个阿拉伯小伙子专门为他做咖啡。国王陛下的晚餐一般不少于12道菜，其中有填充了鹅肝、配马德拉酱的沙堆鸟这样的清淡小菜。壮硕的国王身高只有1.73米，体重却达102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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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晚餐极尽奢华，那么，打猎则更加昂贵。当然，不可能让猎手自己去找猎物。毕竟这是爱德华治下的英国；要提供猎物，而且数量惊人。1821年，在诺福克的一个庄园只有39只鸟被射杀，而到了爱德华的时候，数字已经达到了5363只。如此庞大的数量只能依靠饲养，在国王来的时候放到野外。著名的快射手格雷勋爵吹嘘说，在他56年的猎手生涯中，他亲手射杀了25万只山鸡、15万只松鸡和10万只鹧鸪——平均每天超过25只的骄人数字。动物也被养来做打猎之用，一个周末，持枪的贵族和他们富有的资产阶级模仿者就可以击杀不说数千头，起码也是数百头动物。没有多少主人能够长期承担这样的奢华，即便是为了他们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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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蒸汽涡轮机和贵族的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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