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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恺撒爱德华”是著名的女性玩弄者及令人惊诧的贪婪客人，而他声名狼藉的粗俗预示着早在他母亲统治期间就已经发端的漫长衰落：作为整个大陆每一个君主国家的等级制和社会支柱的欧洲贵族，表面上仍然很辉煌，但已经衰落了。尽管英国国王行为不羁，但是这与皇室礼仪或者统治阶级方面的处置失当无关。相反，这反映了当时潜在的经济情形。自古以来，欧洲贵族的权力建立在土地的基础上，他们因此可以组建军队，修建盛大的宫殿，或者在乡下和宫殿里过着悠闲的生活。土地提供的财富、社会结构由上帝判定的思想是贵族统治的两大要旨。但是，在过去30年间，两者都受到了致命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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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70年代，除了法国（革命已经将他们清除了）及两个小的共和国瑞士和荷兰以外，欧洲各地的贵族仍然保持着真正的权力。后者虽然名义上是个王国，但从来没有形成强大的贵族阶层，因为它的面积不足以支持一个大地主阶级。只有英国贵族才同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的大贵族一起，保留了最大的以土地为基础的财富，但是，与哈布斯堡家族和俄罗斯同伴不同的是，英国的大家族成功地把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这主要归功于英国的长子继承法，它规定长子继承家族的所有称号和财产，女儿和较小的儿子只能获得不可传承的礼貌称号，而且，重要的是，他们得不到土地。而在奥匈帝国或者德国，因为公爵的所有子女都会成为公爵和女公爵，家族的土地一般也由他们均分，之后再通过战略婚姻重新组合，土地所有权因此一直变来变去。而在英国，贵族一直是一个富裕的小群体。1880年伯克编的《贵族姓名录》记录了大约580个英国贵族，其中75%的人拥有的土地超过1000英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00年，仅普鲁士有贵族称号的家庭就超过2万个，而1914年的时候，俄国超过了25万个。在匈牙利和波兰，10%到15%的人口属于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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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来，英国的贵族捍卫了他们的优越地位，他们及欧洲许多传承性贵族看似突然终结的统治，并不是由于一战的炮火，而是更早的时候，相当和平地发生于大海对岸。那些听得见远处铃声的人可能听得出那是新轮船的涡轮发出的呜呜声，它使得轮船可以以更快的速度用更低廉的价格穿越大西洋——实际上，是穿越全球。他们可能听见美国中西部农业技术稳步推进的声音，或者听见码头工人把美国或者俄国小麦投上又快又新的船时发出的此起彼伏的哼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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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藏船（第一艘冷藏船SS埃尔德斯理号于1884年建成）的发明，新西兰、澳大利亚及阿根廷的肉制品和乳制品打开了英国市场，使之面向国际竞争。只有1/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英国是欧洲国家中唯一选择不以进口关税保护其农民和地主的国家。结果，新的廉价产品猛烈冲击了它的土地经济。到1905年，英国60%的基本食物和80%的小麦都是进口的。全球市场已经成为事实：不仅仅一个多世纪以来，作为世界卓越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英国人早就明白的好处，现在也体会到它的不利之处。对英国的土地阶级而言，这种发展是毁灭性的。长久以来确定的、受到地理屏障保护的、不受其他生产者挑战的国内市场仅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就不见了，利润也随之消失。作为贵族权力基础的土地制度也被彻底破坏了。到1900年的时候，有1.4万个庄园被抵押，只有2800位主人设法继续偿付贷款。仅1903年到1909年，英国贵族就出卖了900万英亩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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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一些人足够随机应变，并幸存下来。他们出售一半庄园，减少债务，投资股票，从而促进了他们的没落。大部分英国投资流到了国外，尤其是美国、南美和俄国有利可图的新企业，从而在无意中帮助了竞争，建立了高效率的现代农业和工业基础，而英国的工厂则还在使用维多利亚中期的机器设备——它们曾经促成了国家的伟大，但是现在已经过时了，跟不上国际市场上技术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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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土地收入的下滑对于拥有土地的家庭是危险性的，那么，死亡则意味着破产。1894年自由党政府施行的死亡税最初占继承财富的8%，到1909年，已经上涨到15%。（1919年，上升到40%。）对于已经负债累累、收入下降且不稳定的家庭，家里人的死亡简直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895年奥斯卡·王尔德戏剧《不可儿戏》中的布拉克内尔夫人以其独特的沉着总结道：“除开个人生前应交的税和死后要交的税，土地已经既不赚钱也不提供享乐。它给人以地位，但是使他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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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资产帮助一些人在经济上生存下来，但是对贵族身份和自信心却也是一种打击。1911年，艾尔斯伯里勋爵沮丧地说：“一个人不喜欢以家庭财产丢失者的身份死去。”一些不愿意走这条路的贵族同新兴、富裕的美国人结婚，以放弃旧名衔、采用新名字的方式摆脱困境。后来的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勋爵成了汉娜－罗斯柴尔德先生；马尔伯勒公爵改名为孔苏埃罗·范德比尔德；兰多夫·丘吉尔勋爵同珍妮·杰罗姆的婚姻名噪一时。珍妮是纽约一位金融家的女儿，她不仅以时髦的独立性名噪一时，也因为在手腕上文了一条优美的蛇而震惊了伦敦社会。财富的诱惑也攻陷了欧洲大陆。1895年，时髦的法国波尼·德·卡斯特雷恩伯爵迎娶了美国人安娜·古尔德，夫人不仅带来了美色，也带来了300万英镑的嫁妆。伯爵用这笔钱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包括在巴黎市中心修了一座粉红色的大理石宫殿。结果仅仅3年之后，为了抢救剩下的财富，夫人就决定同他离婚。（伯爵最后死于赤贫，留下了一本文采斐然的著作《贫困生活的艺术》。）有一位范德比尔德家的女儿接纳了匈牙利的塞切尼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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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们很快看出这类婚配的戏剧性与滑稽。托马斯·曼的《殿下》描写一位德国王子和美国女继承人的结合。这也可看作是他对自己与一位富裕的犹太女士婚姻的深情、放肆的描写。这段婚姻把作者塑造成了文学的王子。英国－以色列小说家以色列·赞格威尔在他1893年的短篇小说《只是娶了安妮》中采用了同样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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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溶解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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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各国的贵族阶级以不同的速度解体。德·卡斯特雷恩伯爵或者巴黎社会非常时髦的一小群公爵和公主在1789年以来并没有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对共和和世俗价值观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抵抗主要来自教会。大多数自由主义、世俗派的法国人支持德雷福斯，但几乎所有的天主教派别（教士、政党和报纸）共同发起了持续的、丑陋的声讨他的风潮，其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反共和的情绪直接针对“犹太共济会”和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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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激进的总统埃米尔·孔布发起了进攻。他引用一项针对政治集会的晦涩法律，命令解散1000个天主教派（全部都迅速恢复，由共和党教师负责）以及众多的寺院和修道院，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法国东部格勒诺布尔附近、建于1084年的格兰德－查特修道院，农民对1902年驱逐令的反应是在路上搭建燃烧的路障。修士们唱着歌离开修道院，教区居民站在队列的两侧哭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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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案催化了教会和共和之间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斗争，1905年12月通过的政教分离法律迅速结束了这场斗争。这下，教会机构不仅顿时失去了基础，而且还得出钱向国家反租其屋宇。无论自发的暴动还是1906年的教皇通谕都已经无法令事态回到从前：法国教会的力量被打破了，其牧师被赶出了共和国的学校，修道院被关闭，机构几乎全部破产。激进的共和派资产阶级击败了它的宿敌，1906年7月13日（法国革命纪念日前夕），憔悴但是仍然富于尊严的德雷福斯上尉被免除了全部罪责并恢复职务，这标志着资产阶级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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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许多资产阶级怀有梦想，但是在俄国，他们几乎没有可能突破贵族和教会的掌控。沙皇尼古拉二世相信他的权力只需依靠这两大支柱，并不遗余力地遏制民主趋势。沙皇中世纪的、神秘的社会观令他眼花缭乱，使他看不到国家的问题，而事实上，他的贵族很大程度上处于破产状态。1861年农奴解放令许多地主不知所措：由于不能或者不愿意实施有效的农耕方法，他们迅速积累起沉重的债务，被迫把土地出售给新的有钱人。1917年成为第一位民主选举首相的G. E.利沃夫亲王说：“取消农奴制以后，我们这些地主很快沦落，没钱过圈内人习惯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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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樱桃园》（1903年）里的一个小地主把自己的府邸和土地卖给了一位粗俗的商人。书中对砍伐一个小地主家树木的斧头声的那部分描写，反映了俄国历史的这一页。由于从前农奴的无知和固执，再加上深入骨髓的保守，他们宁愿破坏新方法捣毁机器也不接受哪怕丝毫的改变——正如托尔斯泰1877年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狂热的现代主义者列文在付出代价后意识到的一样，少数头脑灵活、尝试新的耕作方式、新机器和新作物的贵族几乎总是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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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沃夫亲王本人是他的贵族朋友中少有获得成功的人。他继承了15万卢布的债务，他和家人决定自己耕种土地，种植三叶草这类非传统但适合当地土壤的庄稼，阅读新的农业著作并采用书中推荐的方法，而且，有段时间像农民一样吃黑面包喝白菜汤。最初，农民很同情他们，觉得他们完全疯了，但是，他们全家想方设法把地产运转起来，经过25年的艰苦劳动，还清了全部债务，而且农场的利润还相当可观。利沃夫甚至还种了一个果园，为莫斯科市场供应苹果泥——好像是对《樱桃园》阴郁信息的驳斥。然而，大多数贵族不能想象没有其习惯的奢侈享受，正如他们无法想象喝白菜汤。一旦丧失了农奴的免费劳动力，俄国的地主作为一个阶级的命运就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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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和英国的贵族有理由妒忌哈布斯堡帝国的那些大家族，如文迪施格雷茨、华德斯坦、哈拉斯、罗布柯魏兹、列支敦士登、伊斯特汉日和帕尔菲，其中有些家族拥有的土地面积相当于英格兰所有县的总面积。哈布斯堡帝国基本上是乡村，自给自足，所以受市场波动的影响不大。匈牙利甚至出口小麦，在1900年的全球市场上，它是出口牛肉的阿根廷最大的小麦供应商。匈牙利广阔的平原，以及保守的乡村社会结构，使得它还可以以低廉的价格生产粮食，这是少有的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反的例子，来自新世界的进口食品潮水般地涌入这些国家。小地主受到土地收入总体下降的打击更沉重，但是，他们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通过一个巧妙而独特的办法补偿他们：他把他们全都纳入他的工资单，不仅仅是在军队，也在政府，尤其是在外交领域。国家补贴贵族看似愚不可及，但是实际上，考虑到当时当地的情形，它使得皇帝维持了贵族这一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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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眼看要瓦解，成为民族主义的分裂国家，四处兴起的民族运动都在寻找领导，弗朗茨·约瑟夫成功地把贵族凝聚在皇帝的周围，不仅仅是收买他们的默许，而且也让他们积极参与他的政策。贵族拥有的可不是装饰性的位置：部长、部门首脑、将军和海军上将都是现职，哈布斯堡帝国行政和军事生活迷宫般的要求让他们都很忙碌。仅仅是吸收了大量贵族官僚的作战部就督导着三支独立的军队：奥地利军、匈牙利军和奥匈联军。似乎这需要的管理强度还不够大，每一支军队还都有一个语言的巴别塔，鼓励军官们学习各种语言，而且部里几种语言都在使用。军人可能使用一种语言发布命令（毕竟，命令在语言学上并不复杂），但是还需要另一种语言进行技术交流，第三种语言则用来跟士兵交谈。有些军团的新兵会说三种不同的本国语言。有人的家乡既有匈牙利人，也有日耳曼人和斯洛伐克人，移民去美国的比例很高，所以甚至也讲英语。军官们是在学校学的英语，普通士兵则从与美国有关的朋友和家人那里捡到了一些英语词汇，足够工作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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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这个貌似不可能的制度非常管用。帝国内部有广泛的共识，即最好维持现状（这已经够复杂的了），即便这意味着摒弃其他大国都在玩的全球扩张游戏。各个领域的口号都是稳定。尖酸刻薄的罗伯特·穆齐尔在他的《没有品质的人》中写道：“在这里，你处在欧洲的中心，位于旧世界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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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展现了一些奢侈，但是，当然，不像法国人那样过于复杂。人们也参与体育运动，但是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疯狂。为军队花的钱很多，但是正好足以保证它是大国中的第二强。速度也比世界上其他大城市略小，但是也比普通的大城市大很多。这个国家的管理以一种开明的，几乎觉察不到的方式执行，对所有尖锐的地方，欧洲最好的官僚政治都做了小心翼翼的修剪，它只有一点不足：它无助于天才和企业……除非出生高贵，或者由国家任命，或者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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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布斯堡帝国，贵族的控制惯性和痉挛性即兴表演艺术掌控了局面，只有极少数有先见之明的人从中看到了不可避免的结局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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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有它的大宪章、玫瑰战争和查尔斯一世的处决；俄国贵族遭到伊凡雷帝的荼毒，并于1825年奋起反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哈布斯堡帝国的大贵族一直与他们的政权保持着斗争关系；匈牙利尤其持续地对皇权评头论足；意大利人经历了复兴运动，西班牙人经历了血腥内战，波兰人遭遇了百年之久的入侵、革命和权争噩梦。法国目睹了投石党运动。在欧洲，只有一个地处大陆中心地位的国家——德国，其贵族权力和君主统治得到接受，未经受挑战或者中断。1944年之前这里没有发生过打倒贵族的革命，也没有发生过打破秩序的弑君或者德国投石党运动。1944年，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克劳斯·申克领着一群人谋划推翻政府首脑阿道夫·希特勒，结果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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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宣布成立的新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是从乡下登上全球舞台的，他们相信传统的军事精神。不同于其英国同伴，除了一个人（怪癖的冈特·维克多王子。他是只有10万人口的小国图林根州施瓦茨堡·鲁多尔施塔特首领）以外，他们都会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和官方照片中穿制服。1866年普奥战争后胜利大游行前夕，德意志帝国的新总理奥托·冯·俾斯麦被任命为七个骑兵志愿军的荣誉首脑，授少将军衔，这么做摆明了就是好让他能穿军装。即便他是第一位平民政治家，但是他经常穿着制服出现在议会，而且总是皇帝在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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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府通过保护贵族免遭工业化和全球竞争的寒风，对他们持续尊重和支持等级结构予以丰硕的回报。免税和关税壁垒保证农业仍然是对地主们切实可行（即便越来越困难）的支持手段，尤其是易北河流域东普鲁士的大地主们。东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军事精神构成了对普鲁士君主的支柱，虽然他们大多数都抵押借贷，生活一如他们的仆人，但少有人被迫出售庄园。他们的收益下降了，但是这些坚韧的容克地主拒绝放弃，而依赖坚定的自给自足精神。这个时候，这些节俭、骄傲、内心独立的清教徒贵族几乎把节约同古老的尽责信仰一样视为神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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