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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产阶级都是帝国主义者，对其文化和祖国的伟大深信不疑，但是他们努力想得到的并不是皇帝给予的承认。德国商人更感兴趣的头衔是平民的、非贵族的、代表可靠与体面行为的头衔“商业委员”，而不是爵士身份；律师和法官希望达到司法委员会级别，等等。这些平民头衔以及博士、教授之类的学术称谓在德国受到非常严肃的对待，连妻子的称呼也被冠以丈夫的头衔：商业委员夫人、教授夫人，等等。而且，德国人以勤奋出名，这些头衔还可以增加，这样，在任何场合，所有头衔都会被全盘使用。因此，一个平常的医学生都可以梦想努力学习，到大学任教，在那里获得荣誉学位，最终被选入德意志国会，然后退休，那个时候，他的名字（经常是书面称谓）可以很长，根据他参加委员会、考试和官职的兴趣多大而定。市民们以其典型的德国人的方式，通过创设一套新的等级把自己从旧等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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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兴的、有钱有势的财阀对于贵族头衔毫无疑惧，并且从内部改变贵族形式，所到之处都带去一定程度的中产阶级价值和现代性。他们购买乡村庄园，安装现代水暖和电光源——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什么上流社会的丑恶思想。结果，他们成了一种新型的乡绅：在城市或者在工厂工作，只有在周末才乘火车，或者开着新奇的汽车，去乡下的房子。周末农夫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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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得到贵族封号的大亨，如生产啤酒发财的吉尼斯勋爵、开文具连锁店的W. H.史密斯和肥皂生产商勒沃勋爵，这些人大片大片地购买土地。例如，勒沃是个杂货店主的儿子，本名威廉·勒弗，生于兰开夏郡的博尔顿，1886年他在这里开办了一个肥皂厂。得益于敏锐的商业头脑和新颖的生产过程，勒弗的棕榈油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后来，这位企业家进入了政坛。他是一位狂热的收藏家，并把他的慈善意图体现于普罗特阳光——这是他为他的工人修建的住所。1917年，他成为莱弗尔梅男爵；5年以后，变成莱弗尔梅子爵。1916年，他从斯坦福侯爵手上买下伦敦一处壮丽的宫殿，将其更名为兰开斯特宫。他还获得了外赫布里底群岛的几个岛屿，其中一个岛上有刘易斯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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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庄园不过是这些新人的玩具，最终不过是其商业生活的花絮。在维多利亚时代，仅仅是为了作为首相人选，本杰明·迪斯雷利被迫买下一座庄园，因为只有贵族，或者至少是乡绅，才可望担任这样的职位。1911年，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连保守党都把既没有头衔也没有庄园，而且也不打算寻求这两样东西的格拉斯哥金融家安德鲁·伯纳尔选为主席。对于旧贵族，其庄园失去本身存在的理由，祖先的居所就是其权力之所在。它们已经降格成了富人的饰物。权力已经转移到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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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新的头衔，新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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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贵族装备是新贵们的玩物，那么，旧贵族成员则以嫉妒的眼光看着创造了金钱和当时财富的活力。英王爱德华和德皇威廉二世都喜欢和这群强大的、新兴的朋友交往，爱德华很可能主要是出于享乐之故，而威廉则是因为他们体现了新帝国风起云涌的经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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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威尔士王子，爱德华和他的社交圈引起的已经不仅仅是保守的国人的侧目。伦敦社交界的领袖佩吉特夫人（多少有些讽刺的是，她自己出生于纽约，本名米妮·史蒂文斯）说国王“总是被一群犹太人和一圈赛车手围着”，但是，王子不过是看出了时代的征兆，而选择和冠军队、和那些争取新秩序的人做盟友：艾弗勋爵是啤酒酿造商，赫希男爵和恩尼斯特·卡塞尔爵士是犹太银行家，托马斯·立顿是茶包生产商——都是极其富有的、第一代贵族。当德皇听说立顿和他的君主一起在考斯帆船赛上同船航行时，以难得一见的机智说英王和“他的杂货店主乘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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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样的。尽管德皇自己也在迫切地渴望承认和辉煌，但他的品位也决然是属于新富的。普鲁士陆军元帅格拉夫·赫尔穆特·毛奇责令他的国人“表现得更像个样子”——格拉夫·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同名灾难性计划的发起者，在他的声明中附和了这个说法：“大成就，小展现：实际内容超过外在形象。”——威廉似乎颠倒了这个规律。他疯狂地花钱，过着奢靡的生活，正如他的旅程呈现的那样。他的宫廷就是持续的巡回演出，他只有半年的时间在柏林和波茨坦的无忧宫落脚。春天他在地中海巡游，在那里，他亲手进行业余考古（他在科浮岛有一座宫殿），或者住在阿尔萨斯和东普鲁士的庄园。夏天，他又要出海，不过是去北海和波罗的海，秋天是如此诱人的狩猎季节，不可以留给他人：德皇最骄傲的莫过于与一长排被宰杀的动物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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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宫廷不赞成他的做法。陛下大肆挥霍的生活方式触犯了普鲁士历史上如此重要的节俭观念。普鲁士最伟大的儿子、传奇国王弗雷德里克大帝总是穿着简单的军装，甚至晚饭一般也不过是一碗粥。他的谈不上英勇的后人有其他想法。宫女斯皮则姆伯格男爵夫人在日记中不无愤怒地记录了威廉去地中海的一次旅居，其间他在希腊的尘土间做考古挖掘：“H.M.（陛下）给考古协会发了一整页、非常昂贵的电报，描述他发现的（一座古代雕像的）每一个膝盖——俾斯麦说得对：‘没有比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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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老保守者不喜欢威廉的消费习惯，那么新富的实业家则没那么大惊小怪，也更不可能教训陛下什么节俭和比例。像他的舅舅伯蒂（英国的爱德华七世）一样，德皇喜欢跟那些更快活的、不那么守旧的人交朋友，这当中有当时最大的汉堡—美国客运航线的老板阿尔伯特·巴林这样白手起家的大亨。巴林是从一位破产犹太布商的儿子一路奋斗上来的。也许有代表性，尤其是考虑到他常有的精神分裂状态，持有当时反犹偏见的威廉特别喜欢跟成功的犹太人过从，除了巴林，还有银行家卡尔·福斯滕伯格和保罗·冯·施瓦巴赫、煤炭大亨爱德华·安利、强大的AEG的主席沃尔特·拉特瑙。妒火中烧的宫廷成员给这些帝国的随从起了绰号，叫“皇帝的犹太人”。威廉喜欢的其他人包括律师兼职业外交家、前普鲁士军官之子菲利普·于伦伯格。虽然于伦伯格不富有，但是威廉非常喜欢他，封他为于伦伯格亲王；我们会在后面看到，后来亲王的同性恋身份暴露，令德皇非常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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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的眼睛是由她的孙子威廉皇帝合上的，他是诞生于民族主义和工业推动力的新帝国的愚蠢代表。他和维多利亚的后继者英王爱德华都特别关心与其地位相应的仪式，但是又更喜欢现代生活的方便和乐趣。他们两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所体现的矛盾，两个人也都不具有与其时代相适应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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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埃尔加的《威风凛凛进行曲》是1902年为爱德华七世加冕而创作的，即便在当时，这首曲子听起来也像是一个更早时代的回音，为了使那个日子显得威严而进行了拉伸和放大。事实上，在他长寿母亲的阴影中沮丧地等待了几十年之后，爱德华差点儿没坐上王位。仅仅在加冕之前几天，阑尾炎差点儿要了新王的命，加冕典礼因此只得推迟。现代医学拯救了那个日子，当矮胖的君主摇摇摆摆地走过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甬道，他曾经和当时的情妇（包括萨拉·伯恩哈特和“让人愉快的”爱丽丝·凯珀尔）以贵宾身份出席。国家如释重负，齐声合唱《希望与荣耀之地》——这是爱德华帝国新的（即便不是正式的）赞歌。为埃德加美轮美奂、丝绒般的曲调撰写歌词的是亚瑟·本森，他是一个痛苦羞涩的前伊顿公学舍监、剑桥大学玛格达莱妮学院的研究员，去世以后，他丰富的日记被发现，其中有180篇手写日记记录他努力应付痛苦的同性恋问题，他因此名声大噪。埃尔加嫌通俗的新歌歌词自以为是。本森本人并不是不动脑子的帝国主义者，但是他的词至少部分反映了英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愿望，也是对贪吃的国王的身材的评价：“让你的疆域／宽广些再宽广些／上帝，让你强大／让你再强大些吧。”出席加冕仪式的德皇赞成扩张主义的情绪，虽然他不赞成扩张主义的英国本身。随着政治权力转移到民主化、专业化和量化的大众手中，身处权力顶端的人身着金穗子流苏制服，准备为旧秩序打好最后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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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三 1902年：俄狄浦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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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根本没有可能，讨论也不可能，昨天和今天之间没有联系：词语是谎言，感情是谎言，我们的意识本身也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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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现代爱情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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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1902年3月18日是早春一个肮脏、压抑的日子，铅灰色的天空给人不确定的感觉，继之以狂风骤雨——城里有很多咖啡馆，这样的天气最适于在那种地方猫着，尽情享受它们最有吸引力的特点，即它们提供给客人的几十份报纸。客人只需要买一杯咖啡（现在也是如此），就可以坐下来阅读，想坐多久想读多久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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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沉闷的日子，新闻也平淡无奇。保守的《祖国报》报道了国际国内的政治事件：维也纳议会辩论要不要将军人服役时间从三年降为两年；帝国最显赫的一个贵族施瓦岑贝格亲王庆祝七十大寿；匈牙利议会代表就农业预算展开辩论。布达佩斯的一份德文报纸《佩斯劳埃德氏报》登载了一篇谈猪肉和培根价格的长文章。关于帝国第一家庭的新闻有：大公莱纳参观一场展览；女大公玛丽·克里斯汀分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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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情况要稍微扣人心弦些。国外新闻版的主要内容是布尔战争（德国和法国报纸也一样。所有自尊自重的咖啡馆都有这些报纸。）英国军队在特威波希被打败，梅休因爵士负伤、被俘，然后布尔人将他送回家，还颇为周到地给梅休因夫人发了一封电报，告知她把她丈夫送回来了。《祖国报》报道，英王爱德华今年不出国，而在英国海域巡航；普鲁士海因里希王子搭乘“德意志号”达到普利茅斯；圣彼得堡警察以非暴力的方式阻止了一场游行，但是拘捕了大约100人；一艘游轮在苏伊士运河上起火，产生了浮油；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覆盖了一层厚厚的、不合时令的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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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新闻总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而当你翻阅地方新闻和广告版的时候，眼前的世界以更丰富的方式展开。最具权威的报纸《维也纳日报》在其地方新闻版报道学童威廉·索普卡离家出走，不见踪影；保姆卡特琳娜·赖贝特琪令其私生子窒息身亡而被捕；工人“约瑟芬·圣”从三楼窗户跳下，自杀丧命；一位屠夫的助手偷了她雇主1000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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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工人们、女工们！”社会主义的《人民消息报》在头版发出呼吁，提醒读者注意周日下午在吉塞拉市场有个“人民集会”。据另一条新闻报道，的里雅斯特工人举行了造反活动，军方枪击了“几十位”同志，目前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即便奥匈德国的“糖业男爵”企图阻止，但是白糖还是降价了；维也纳的一位教堂司事被人发现在他的车上性侵几位祭坛男孩。在一个工作场所没有安全保障的时代，终于有一天地方新闻版上没有工人受伤、遭解雇、致残的消息。在背版上，安东·波拉克公司提供便宜的男装；“一位体面的”女士希望承接洗衣工作；维克多马戏团发布表演节目，内容是喜剧和摔跤；一家药店叫卖“最好的家酿朗姆酒，保证酒精度达96度”（廉价、强劲，足以令任何在工厂工作16个小时的人昏死过去）；还有“橡胶产品”（安全套）广告，出于道德原因，这类广告藏在管道和洗衣工广告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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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报》，一份读者对象主要为城市男青年的幽默周刊，登载的广告很不一样：“免费、有趣的邮件”许诺汉堡有一家“艺术工作室”；另一则广告则是发布“裸体摄影研究”的消息。绅士们的新玩意儿和橡胶产品的广告由柏林的A.克鲁杰和莱比锡的卡尔·弗兰克发布。更受人尊重的《维也纳日报》提供的内容要安全得多：各大剧院的节目表、博物馆开馆时间及“女士和先生演唱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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