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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页的底部有一条官方的通告，一位历史人物以客串角色的方式出现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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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和皇家陛下使徒于今年3月5日做出最高决定，最慷慨地屈尊任命私人讲师亚瑟·夏腾佛罗为维也纳大学特别教授，同时也以他最大的慷慨，授予私人讲师西格蒙·弗洛伊德博士、朱利叶斯·马纳伯格博士和埃米尔·弗荣兹博士为同一所大学的特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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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被擢升为“大学特别教授”（不同于全职的、终身的职位），这是他早就应该得到的承认，因为他治疗心理问题的方法——他称之为心理分析——已经在国际上得到称许。这份承认来得太迟了。长期以来，医学界拒绝承认这位犹太医生和他的方法，即便这个时候，弗洛伊德也不得不依赖他与一位富有的病人之间的关系来推动他的事业。现在他终于实现了目标。在44岁的时候，他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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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君主国，弗洛伊德度过大半生的地方，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但是直到今天，还有幸存于世、出生在雄视欧洲20%领土的双头鹰下的人。二元君主国的领土范围从罗马尼亚边境的切尔诺夫策（今乌克兰境内）到瑞士日内瓦湖岸的布雷根茨，从北赖兴贝格（今天捷克共和国的利贝雷茨）到克拉科夫（今天波兰的克拉科夫）一直到的里雅斯特（现在意大利境内），然后沿亚得里亚海岸几百英里到戒备森严的小城布度阿，即今天的黑山共和国布德瓦。哈布斯堡帝国的臣民人口仅次于德国，超过英国与爱尔兰的总和及法国的人口（分别为4500万），其5000万人口并不构成一族，而属于几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族群：德意志人（讲德语的居民的自我称谓）、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鲁塞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意大利人、波斯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这中间还不包括民族和宗教上的少数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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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不仅突显了二元君主的权力和范围，也揭示了其致命的缺陷：奥匈帝国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的集合。这是中世纪的政治遗产。捷克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要求政治和文化独立、以自己的语言进行教育、控制税收以及在与其他民族的直接竞争中不断加强政治代表性，而奥地利本土的大多数人则由于大多数厨师出生于波西米亚而吃波西米亚菜，讲捷克语的人不会去匈牙利人的剧院——正如德意志人不会拿起捷克语、意大利语或者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小说。捷克语居民和德语居民将布拉格一分为二，各自都坚持要有自己的报纸、学校、足球队、咖啡馆，甚至单独的大学。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一辈子的德语知识分子，如弗兰茨·卡夫卡和弗兰茨·魏费，更可能懂得拉丁语、古希腊语或者法语，而不会讲捷克语。卡夫卡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更好地理解祖先的文化，他曾学习意第绪语，而他的捷克语仅限于“厨房波西米亚语”——当时的洋泾浜德语，作为同来自外省的家务工交谈之用。纵观整个帝国，总体形势让人觉得比较稳定，因为没有一个族群人口足够多、足够强大到能够保证优势地位。1914年，奥地利外交部长莱帕德·伯克托尔德伯爵（他的全名是：莱帕德·安东·约翰·西吉斯蒙德·约瑟夫·科尔西路斯·费迪兰·伯克托尔德·冯·祖·昂格舒尔茨·芙拉特林·普鲁兹）的直系先祖使得他有部分德意志血统、部分捷克血统、部分斯洛伐克血统和部分匈牙利血统，当一位记着追问他的民族感时，他简单回答说：“我是维也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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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政府处理这种东拼西凑的忠诚的办法是以御貂厚厚的褶皱掩盖民族与文化的差异，但是，自我决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即便维也纳的帝国议会会议也常常被议员之间的混战打断，而在引进敏感的文化立法后，一些少数民族党派诉诸非常不符合国会精神的方式制造噪音，用铃声、锅盖声和儿童号角声淹没反对派发言人的声音，破坏程序。作为对各种政治骚乱的回应，帝国政府培育了高贵的形式化的惯例艺术：这里一只手凑合、稳定、等待和满足点儿，另一只手又将其拿走，从不面对重要问题，唯一的希望是只要政府比历史多一点儿耐心，问题就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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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没有全国身份的国家，唯一真正的统一概念就是皇帝自身。年迈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年）的全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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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使徒陛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经由上帝的恩典，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国王，伦巴第、维纳斯、达尔、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罗多梅里亚及伊利里亚国王，耶路撒冷等国国王，奥地利大公，托斯卡纳与克拉科夫大公，洛林、萨尔茨堡、施蒂利亚、卡林西亚、卡尼鄂拉与布科维纳公爵，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摩拉维亚侯爵，上下西里西亚、摩德纳、帕尔玛、皮亚琴察、古阿斯塔拉、奥斯威辛与扎托尔、切申、弗留利、拉古萨（布布诺夫尼克）和扎拉（扎达尔）公爵，高贵的哈布斯堡、蒂罗尔、凯伯格、戈里齐亚和歌兰蒂斯伯爵，特伦特（特兰托）与不里克森（布雷萨诺内）亲王，上、下卢萨蒂亚与伊斯特拉半岛侯爵，霍恩埃姆斯、费尔德基希、布雷根茨、索南伯格等地伯爵，的里雅斯特、卡塔罗（科托尔）、文德马克勋爵，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大总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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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管着一个有大量悬而未决问题的国家，拥有盛大称号的皇帝完全是个庸常之人，一位一丝不苟的职员，经常没日没夜地穿着骑兵服，坐在他维也纳哈布斯堡皇宫的办公室，在数不清的文件的空白处草草写下评语和决定。他完全是责任和服务的化身，像他希望他的公务员能够做到的那样遵守纪律。他唯一的乐趣就是有时间去他在巴特伊施尔的别墅会他的情妇卡塔琳娜·施拉特。在那儿，他喜欢披上当地的衣服，去山间散步。对他的臣民而言，这位老人无处不在，官方照片里他冷冷的、水汪汪的眼睛凝视学童、公务员和躺在床上的已婚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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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继续像个机械娃娃一样扮演着他的角色，所有这一切粉饰的辉煌的核心处却是一种空虚感和虚假感。只有希腊神话里才有比他的家庭更失调、更不道德的家庭。皇后伊丽莎白（1837—1898年）——她以“茜茜”而闻名——徒有浪漫的光环，她的生活其实是一连串的坏脾气、厌食症、飘忽不定地在地中海地区寻找青春灵药。1898年，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在日内瓦刺杀了她，这才恢复了她的声望。才华横溢、开明的皇储鲁道夫与其父决裂，并于1889年在其梅耶林城堡的狩猎小屋与情妇一起饮弹自尽，而他的表兄弟、寻欢作乐的奥托大公（他有一次曾经只配着军刀出现在社会上）饱受梅毒折磨，出现在公众场合时，只得戴着皮革的鼻子。至于当前的继承人，粗鄙、市侩气的弗朗茨·费迪大公，皇帝打心眼里厌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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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道德心脏本应跳动的地方却是空虚的。弗朗茨·约瑟夫本人年轻时是一个狂热的戏迷，他不经意地强化了这种认识，于是帝国的每一个剧院都为皇帝和他的家人保留了一个包厢，这是整个剧院最精彩的中心——包厢顶部也装饰成皇冠的样子，饰以红色天鹅绒，顶端是皇家的徽号双头鹰。妻子去世后，弗朗茨·约瑟夫几乎再也没有去过戏院。从伦伯格到的里雅斯特的皇家包厢空了几十年，它们不是连接起遥远城市与帝国的荣耀，而是不断提醒人们，哈布斯堡帝国中心处于空洞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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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嫌恶真空状态，皇帝的虚构统一不可持续。相反，个人和竞争团体（民族的、社会的，或者政治的）用他们选择的内容填补哈布斯堡帝国的空洞：礼貌、艺术、享乐主义以及各种何为伟大国家的思想。所有这些投射都是允许的——只要别威胁到皇家的虚张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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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伟大的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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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字面和隐喻的双重层面，掩饰显而易见的事实成了哈布斯堡维也纳生活的中心原则。“一个女人越想表现得像个‘贵妇’，就越不可以允许其自然的形体引人注目；整个时尚都遵从这个学说，因此遵从当时的基本道德倾向，就以关心掩饰和隐瞒事实为要。”这是小说家斯特凡·茨威格对他青年时代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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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本身也践行它对妇女的要求。环城大道，维也纳盛大的大道，饰以辉煌的历史主义风格，这是变化的时代表达对永恒价值的确认，是对伟大的宣示。每一栋建筑都采取与其目的相适应的历史风格，城墙是哥特式风格（模拟弗莱芒公民财富），艺术史博物馆和自然博物馆是新巴洛克风格，议会大厦是希腊风格，大学是新文艺复兴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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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皇帝随时警惕的目光之下，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是一座有着宏伟的门面、富裕、讲究礼节、具有表面确定性的地方。斯特凡·茨威格在他的传记中描写那些足够幸运、不用挨饿的人对于世界充满了信心和乐观情绪：“有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帝国的一切似乎都建基于耐久力……唯有这种安全感使我们的生活有价值。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安全的世界只不过是空中楼阁……然而，我父母曾经以为那是一所石头房子。从来没有风暴或者激烈的穿堂风打扰他们温暖、舒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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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这份舒服，需要接受的虚假信念可不是一点点。在政治上，哈布斯堡帝国困扰于内部民族主义风潮和周边环伺的强敌。在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方面，其广大的腹地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而即便有意愿，其根深蒂固的贫困和社会等级也会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美国西进运动那种规模的开发。然而，这副挣扎的身体仍然有着一张华丽的面孔，对于二元君主国的很多人，这一帝国涂抹着油彩的错觉很快成为了世界的首选版。“随着《蝙蝠》（约翰·施特劳斯的滑稽歌剧）于1873年提前首映，”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精明地写道，“维也纳再次主导了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滑稽歌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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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于困境的帝国决心长期遗忘它的问题，有笑话说哈布斯堡帝国的外交像是一曲维也纳的华尔兹：先右转，然后左转，转了几圈儿，最后回到起点，一直都没停脚，却总在原地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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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充斥着事实掩饰与不确定的世界里，风格就是一切，正如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年）在他华丽的洛可可幻想作品《玫瑰骑士》（1911年，理查德·施特劳斯作曲）的歌词中写的那样，每个人都采取纯粹的享乐主义态度：玛尔斯查琳喜欢她年轻的情人屋大维，屋大维追求漂亮的苏菲，而苏菲则被出卖给傲慢的奥克斯男爵，这样，她的父亲、富裕的制造商法尼纳尔就得以进入贵族圈。每个人都假装自己的行为是出于高尚的道德准则以及为了他人的利益；只有剧中的喜剧人物奥克斯有时候对自己好色的爱好还比较坦诚。在一个充满铁律的世界，道德是第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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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滑稽歌剧中的情况一样，官方的刚性有其可以接受的一面。如果说职责和公共道德表面的严格令人窒息，但总是有漂亮的女店员可以安慰男人（维也纳的“甜美女孩”掩盖着普遍的事实上的卖淫）。至少对于男人，剧院、音乐厅、啤酒馆和维也纳周围星罗棋布的乡村旅馆总是给他们提供某些乐子，而维也纳则有一整个区域普拉特专门建了一座永久性的娱乐园，全天候营业，从小到一杯啤酒到找个人陪陪，都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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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亚瑟·施尼茨勒（1862—1931年）声名狼藉的戏剧《菊花链》（1903年）中，不同社会背景的夫妇在一系列随意的性活动中相识，开头是一位妓女和士兵，升格到女演员和伯爵，最后一幕是伯爵遇见妓女……完全是一串无意义、无止境、不顾社会边界的烂事。在这部剧中，他把随意的联系和无尽的活动这两个主题结合，从而给自己背上了色情狂的虚名。作家菲利克斯·扎尔滕（1869—1945年）是《小鹿斑比》的作者，他创造了眼神柔软、赢得了全世界小女孩的爱、雪一样纯洁的小鹿，但他以比施尼茨勒更顽皮的方式，写下了著名的色情泛滥的《约瑟芬·木镇巴切尔》（1906年），完全不给成年读者留下任何的想象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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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其他的欧洲社会一样，口是心非在维也纳也成为惯例——奥斯卡·王尔德在伦敦那场灾难性的诽谤审判和德国的于伦伯格事件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个事实。在这两个事件中，受尊重的知名人士在其本来是公开秘密的同性恋身份公之于众后被毁于一旦。在二元君主国，这一原则得到强有力的坚持：只要帝国伟大的生活和公共道德能够得到坚持，每个人都能有好日子过。往另一个方向看的公共教条使得头朝相反方向的双鹰成为了国家及其心态的最佳象征。严格的行为准则往往因为一个领域适用不同的规则而遭到抵消，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的维也纳当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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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集体逃向享乐，这种情形的根源在于政治，而且不仅仅是大众娱乐如此，高雅艺术的情况也一样。自从19世纪初梅特涅统治，尤其是1848年那场流产的革命后，沉闷的贵族采取了很多措施压制资产阶级参与政治，崛起的中产阶级找到了近一个世纪以前德国浪漫主义者用过的办法：如果不能通过政治参与享有国民生活，他们就通过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活，将他们的情感掩藏在脚本和舞台服装之中，借此再造他们的自由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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