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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字面和隐喻的双重层面，掩饰显而易见的事实成了哈布斯堡维也纳生活的中心原则。“一个女人越想表现得像个‘贵妇’，就越不可以允许其自然的形体引人注目；整个时尚都遵从这个学说，因此遵从当时的基本道德倾向，就以关心掩饰和隐瞒事实为要。”这是小说家斯特凡·茨威格对他青年时代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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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本身也践行它对妇女的要求。环城大道，维也纳盛大的大道，饰以辉煌的历史主义风格，这是变化的时代表达对永恒价值的确认，是对伟大的宣示。每一栋建筑都采取与其目的相适应的历史风格，城墙是哥特式风格（模拟弗莱芒公民财富），艺术史博物馆和自然博物馆是新巴洛克风格，议会大厦是希腊风格，大学是新文艺复兴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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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皇帝随时警惕的目光之下，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是一座有着宏伟的门面、富裕、讲究礼节、具有表面确定性的地方。斯特凡·茨威格在他的传记中描写那些足够幸运、不用挨饿的人对于世界充满了信心和乐观情绪：“有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帝国的一切似乎都建基于耐久力……唯有这种安全感使我们的生活有价值。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安全的世界只不过是空中楼阁……然而，我父母曾经以为那是一所石头房子。从来没有风暴或者激烈的穿堂风打扰他们温暖、舒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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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这份舒服，需要接受的虚假信念可不是一点点。在政治上，哈布斯堡帝国困扰于内部民族主义风潮和周边环伺的强敌。在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方面，其广大的腹地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而即便有意愿，其根深蒂固的贫困和社会等级也会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美国西进运动那种规模的开发。然而，这副挣扎的身体仍然有着一张华丽的面孔，对于二元君主国的很多人，这一帝国涂抹着油彩的错觉很快成为了世界的首选版。“随着《蝙蝠》（约翰·施特劳斯的滑稽歌剧）于1873年提前首映，”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精明地写道，“维也纳再次主导了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滑稽歌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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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于困境的帝国决心长期遗忘它的问题，有笑话说哈布斯堡帝国的外交像是一曲维也纳的华尔兹：先右转，然后左转，转了几圈儿，最后回到起点，一直都没停脚，却总在原地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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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充斥着事实掩饰与不确定的世界里，风格就是一切，正如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年）在他华丽的洛可可幻想作品《玫瑰骑士》（1911年，理查德·施特劳斯作曲）的歌词中写的那样，每个人都采取纯粹的享乐主义态度：玛尔斯查琳喜欢她年轻的情人屋大维，屋大维追求漂亮的苏菲，而苏菲则被出卖给傲慢的奥克斯男爵，这样，她的父亲、富裕的制造商法尼纳尔就得以进入贵族圈。每个人都假装自己的行为是出于高尚的道德准则以及为了他人的利益；只有剧中的喜剧人物奥克斯有时候对自己好色的爱好还比较坦诚。在一个充满铁律的世界，道德是第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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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滑稽歌剧中的情况一样，官方的刚性有其可以接受的一面。如果说职责和公共道德表面的严格令人窒息，但总是有漂亮的女店员可以安慰男人（维也纳的“甜美女孩”掩盖着普遍的事实上的卖淫）。至少对于男人，剧院、音乐厅、啤酒馆和维也纳周围星罗棋布的乡村旅馆总是给他们提供某些乐子，而维也纳则有一整个区域普拉特专门建了一座永久性的娱乐园，全天候营业，从小到一杯啤酒到找个人陪陪，都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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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亚瑟·施尼茨勒（1862—1931年）声名狼藉的戏剧《菊花链》（1903年）中，不同社会背景的夫妇在一系列随意的性活动中相识，开头是一位妓女和士兵，升格到女演员和伯爵，最后一幕是伯爵遇见妓女……完全是一串无意义、无止境、不顾社会边界的烂事。在这部剧中，他把随意的联系和无尽的活动这两个主题结合，从而给自己背上了色情狂的虚名。作家菲利克斯·扎尔滕（1869—1945年）是《小鹿斑比》的作者，他创造了眼神柔软、赢得了全世界小女孩的爱、雪一样纯洁的小鹿，但他以比施尼茨勒更顽皮的方式，写下了著名的色情泛滥的《约瑟芬·木镇巴切尔》（1906年），完全不给成年读者留下任何的想象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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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其他的欧洲社会一样，口是心非在维也纳也成为惯例——奥斯卡·王尔德在伦敦那场灾难性的诽谤审判和德国的于伦伯格事件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个事实。在这两个事件中，受尊重的知名人士在其本来是公开秘密的同性恋身份公之于众后被毁于一旦。在二元君主国，这一原则得到强有力的坚持：只要帝国伟大的生活和公共道德能够得到坚持，每个人都能有好日子过。往另一个方向看的公共教条使得头朝相反方向的双鹰成为了国家及其心态的最佳象征。严格的行为准则往往因为一个领域适用不同的规则而遭到抵消，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的维也纳当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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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集体逃向享乐，这种情形的根源在于政治，而且不仅仅是大众娱乐如此，高雅艺术的情况也一样。自从19世纪初梅特涅统治，尤其是1848年那场流产的革命后，沉闷的贵族采取了很多措施压制资产阶级参与政治，崛起的中产阶级找到了近一个世纪以前德国浪漫主义者用过的办法：如果不能通过政治参与享有国民生活，他们就通过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活，将他们的情感掩藏在脚本和舞台服装之中，借此再造他们的自由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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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哈布斯堡帝国，在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和伦伯格，剧院、文学和音乐发挥着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不相同的重要作用。只有在这里，像约瑟夫·凯恩茨、伊利奥诺娜·杜丝这样的演员才能成为享誉全国的名人。据斯特凡·茨威格说，每一个菜店里都在谈论（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人也是）他们的事业和容貌，兴致勃勃的学童们收集他们的签名。只有在这里，一位艺术家的葬礼才会变成一件举国大事，有上万人出席悼念活动，每个商店的橱窗都挂着装饰着黑丝带的肖像。普泛的人文教育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剧目，在他们的沙龙里，歌德、贝多芬的半身像就摆在皇帝的像下——即便没有完全取代皇帝的像。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这样富裕的实业家都把赞助艺术作为一种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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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格蒙·弗洛伊德（1856—1939年）、这位职业进阶于1902年3月18日在维也纳的报纸上得到公布的医生，道德原则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背离是生活事实。他是在这里长大的，对于口是心非的氛围，他心知肚明。身为一个挣扎度日的犹太布商的儿子，弗洛伊德努力奋进，成为了一名时髦的“现代”医生，他的声望取决于他和伟大的巴黎精神科医生夏科共同的工作以及他倾听病人、无论他们说什么他都不会感到震惊的能力。弗洛伊德在伯格街的咨询室充斥着维也纳这个良好社会的成员，这些人都患有传统方法无法治愈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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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年轻的医生，弗洛伊德本来希望从事严格的科学工作。他最早做鳗鱼睾丸的生理学研究，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低等鱼的骨髓功能研究。他从研究深海生物转而研究人的大脑、做可卡因试验，并来到巴黎同夏科一起做研究，在这里，弗洛伊德学习心理学方法治疗精神疾病的强大效果，这种诊断和治疗的基础是分析病人的谈话，找出他们的症状和行为的情感原因。他本人的兴趣将他导向类似的方向。这是一种谈话疗法，这种方法以言语取代解剖刀，切入不可控制的想象癌包，以便摆脱它们，恢复健康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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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895年，弗洛伊德发现了他认为可以打开心灵宇宙的阿基米德点。弗洛伊德是一个优秀的倾听者，他注意到他的病人迟早会谈到性功能障碍、性幻想或者性恐惧，他们的叙述的象征强烈地指向性。这本身并不新鲜：在治疗精神障碍的医生中，性扮演着重要作用是一个广为接受的事实。然而，弗洛伊德迈进了关键的一步，正如他在给他的同事及后来的密友威廉·弗雷斯的信中所说：“我口头或者写信告诉过你这个巨大的临床秘密吗？……歇斯底里是性发育或者性成熟以前的性恐惧的结果。强迫性神经症是性发育或性成熟以前的结果，后来变成一种（自我）责备。强迫症是性之前的性快感的后果，这种性快感以后转化成了（自我）责备。”弗洛伊德的言外之意是，心灵的所有痛楚事实上都与性有关，根源不在于近期体验，而是深藏的、一半是回忆，或者极力抑制的记忆。因此，他设想谈话治疗必须使用考古方法，寻找潜藏在累积几米厚的瓦砾之下的结构，即遮蔽在新的表面之下的深刻事实。他确信，这些事实毫无例外地导致被认为不可接受的性感情、被禁止的欲望、思想的乱伦、性妒忌和性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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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也纳，这样的理论铁定会引起特别的反应。弗洛伊德的老师夏科认为，理论非常好，但是并不妨碍事实的存在——这话在维也纳语境下简直就是异端邪说。年轻的医生完全接受他的观点，即便理论或社会习俗认定那种麻烦的冲动并不存在，认定人们都很理性、懂得荣誉存在于完成义务，但不合法度的冲动仍然是真实存在的，其压抑必定导致内心的冲突。个人欲望和社会要求、秩序及社会上高尚文雅行为标准之间的冲突导致个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的压抑、升华和愿望与情感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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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他开创性的著作《梦的解析》（1899年，日期是1900年）中假设，有意识价值与下意识欲望之间的破坏性冲突通过梦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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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提供证据，即便在正常人身上，压抑的材料也一直存在，并能够进行心理活动。梦是这种压抑的材料的表征之一；从理论上讲，在任何案例中情况都是如此；在实际体验中，至少在大量案例中都是如此。这些案例正巧最直白地显示了梦中生活的更为显著的特点。被压抑的精神材料在醒觉状态下被禁止表达，由于矛盾态度的相互中和而与内心认知割裂，于是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在妥协—构成的支配下，在夜间强行进入意识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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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主宰着潜意识，潜意识是如同荷马的酒红色海洋般幽深且无法控制的心灵境界。合理化的心灵充满了规范的思想和良好的意图，但是如果理性和潜意识分道扬镳，那么最终会引起人格分裂，其结果就是神经官能症，是潜意识需求通过各种症状表达自己的一种错位。物理治疗师的任务是通过各种问题和细致的引导揭示其隐蔽的因由，解脱受难者，使其理性地处理他／她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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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梦的分析，我们得以洞察这一最奇妙最神秘的工具的构成；的确，这只能使我们前进一点点，但是它给我们一个起点，帮助我们从其他（正常的病理）构造角度出发，使我们进一步穿透我们对这一工具的拆解。因为疾病……不一定臆断这一器官的破坏，或者在其内部建立新的裂痕：它可以通过强化或者弱化发挥力量的构件得到动态解释，这些力量构件大量的活动在正常行使职能的情况下都被遮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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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的明显结论就是，所有的“正常行使职能”根本就是一个谎言，专门用来掩饰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理，那就是，社会本身的职能行使依赖对个体的压抑和对快感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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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次的分析中，人类社会的动机是经济性的：由于没有充足的食物养活无需工作的成员，成员的数量必须维持在较小的水平，必须将其能量从性行为上转移到工作上。这就是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永恒的、原始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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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作为一个巨大的集体梦想，其设计目的就是要迫使人们成为有用之人，而不是让他们自得其乐，实现自然赋予他们的原初（性的）功能——在维也纳政治语境中，这个理论像是对奥匈帝国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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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年轻时代，西格蒙·弗洛伊德就决心不做哲学家，而立志成为临床医生、科学家。幸亏他对隐喻的兴趣使他离开了实验室，哲学家弗洛伊德的工作才真正具有了开创性，也是影响最大的；几乎是顺带地，他对人格结构和早期经历的分析否定了占主流地位的欧洲启蒙主义传统，其中所有的理解和所有的道德都以理性，并且只以理性为基础。早在18世纪，伊曼纽尔·康德已经声称，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外部世界的真实面目，因为关于它的全部知识都基于知觉，而全部知觉都基于我们的感官结构和局限，以及它们向我们传递世界的方式。康德写道：“因此，唯一可靠的知识必须从心灵本身的内部寻找：统领我们的判断和行为的普遍道德法则，那个只能通过理性才能发现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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