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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个人发展理论断然与这一高贵的思想相矛盾。他争辩说，道德绝非是普遍性的，而是自恋狂的结果。儿童早期的“自恋狂完美”一遇到充满禁忌和局限的世界，个体把这种失落视为个人的失败，于是产生罪错感，在竭力重获天堂的过程中，自我产生了诸如责任心、洁净和同情心之类的规范。道德本身根源于性，其结构依赖个人经验的偶然性。在最终的分析中，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遍法则，而只有冲动和罪错，它们由内在的隐喻代表：规范的超我、理性的自我，以及本我——那支持和破坏一切、无边无际的直觉和欲望的疆域。弗洛伊德宣称，道德甚至比知觉更具根本的附随性、更主观。没有人可以声称发现了普遍原则或者其行为出自于普遍原则，因为这些原则只不过是不能满足子宫里的完美生活的神经质失败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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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竞争性习语和民族主义争执的城市，在这里生活的经验可以说有助于这种对于普遍原则幻觉和理性道德的废弃。弗洛伊德的文本忠诚（在他的《梦的解析》中，每一个词语、每一个细节都算回事，都有意义）注定他会爬梳字里行间，而他对文本的坚持也是犹太人学习方法和态度的未得确认的遗产。弗洛伊德没有受到犹太教育，但是他父亲仍然是在正统环境下长大的，塔木德式学习和弗洛伊德分析之间的关联引人注目。两个文本（《圣经》的文本，“梦”的文本）明显的随意性都神圣不可侵犯，语言所遮蔽的秘密多于其所揭示的秘密，文本的解读只能借助于其他人及那些严格运用学术观察所获得的原则。在这两份文本中，深层结构经由显然的众多的标志和符号揭示。尽管弗洛伊德有着严格的世俗观点，并且他也因此成为当时最雄辩的宗教批评者，但是，医学学者的弗洛伊德和拉比的弗洛伊德之间的界限是薄弱的，也常常是可以互相渗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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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弗洛伊德的方法对于社会和文学世界的分析比对个别病人的治疗更有用：就连他自己的病人也没有体现出大师宣称的显著改善，很多病人在疗程结束后再度复发。以他所处时代的角度观之，他对社会和个人表象的批评极具颠覆性。在一个比其他社会更依赖外观和习俗隐藏都无法解决的核心问题的社会，这位犹太医生宣布所有的习俗都腐蚀人的心灵，社会不过是必要的恶，代表着对于最深层的想象的最无政府主义的虚构。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以压抑和可能使其成员患病、扭曲其心灵的心理暴力为基础，那么，它们的合法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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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个人怎么样？所有的文化不过是“最卑劣的本能”、是不可能当着女士们的面讨论的事情、是年轻姑娘在睡上婚床之前一无所知的事情的升华，难道果真是这样吗？那人类心灵，尤其是天真孩子的心理中黑暗、无可言说的冲动领域怎么样呢？这样的理论难道不就是对于公共道德的攻击吗？在一个竭力保持外观的城市，这些思想提出了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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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理论和维也纳艺术家、哲学家们的作品之间有着显然的联系。小说描写僵化的社会习俗如何摧毁和扭曲个人：它们折磨着罗伯特·穆齐尔小说《年轻的特尔莱斯的困惑》的同名主人公。他在培养帝国军官的少年科学院里目睹了施虐的习俗，在另一位犹太医生、维也纳的心灵、伟大的诊断医生亚瑟·施尼茨勒的著作中，它们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一部以主人公命名的短篇小说中，施尼茨勒的平凡主角古斯特中尉用了一整夜痛苦地预想由于一点微不足道的误会，他为了捍卫荣誉次日要进行的一场毫无意义的决斗。在另一篇意识流短篇小说中，年轻的妇人埃尔丝小姐为他破产的父亲要求她同一位债主睡觉的事情，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们送你上学，保证你学法语和钢琴、夏天在乡下度假，”她这样回忆她的家教，“但是，他们何曾在意过我内心在发生什么，我的心里经受着怎样的折磨和恐惧？”他们没有。在一个良好社会语境下，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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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尼茨勒认识并敬佩弗洛伊德，也得到弗洛伊德的敬佩。他毕生的工作就是通过写作表现这些遭受压抑和困惑的人们，在舞台上展现他们的神经官能症，他们好像围绕着虚空的核心转动的电子一样，无法控制自己的轨道，被看不见的力量驱使，经常不确定自己到底是醒着，还是在做梦。任何逃离僵化习俗的企图马上就受到攻击。在《生命的呼唤》（1906年）中，年轻女子玛丽亚试图给小小的客厅透进一些新鲜的空气，她父亲看到一群士兵骑马经过，立刻责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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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你在做什么？你疯了吗？我都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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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空气很热；医生总说这屋子很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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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闷！所以你突然打开窗户？闷！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真的想要什么吗？看那儿。是的，他们在那儿骑马，骄傲、年轻、健康……今天很健康、很年轻！……嚯！我们的房子在城市的中心——到拐角处看看吧——生活从你身边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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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必须紧闭心灵的窗户以远离诱惑的生活世界，外观不可信。弗洛伊德的一个核心断言是，被压抑的冲动会表现出来，如果它们不能直接表达，它们会寻找另外的途径。任何说出的话、任何的想象、任何做出的事，都会染上这些不被承认的核心冲动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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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句话中得出的结论是，词语和手势代表着某种隐蔽的意思，存在着说出来的话之外的意思，所有的行为最终都会被内心的冲突麻痹，正如穆齐尔《没有品质的人》中的著名情形一样，其中，“伟大的爱国行动”、帝国的周年庆陷于无休止的讨论、磋商和会议。其同胞的拖延和掩饰能力无休止地转移了讽刺作家穆齐尔的注意力。其他作家发现更难以对付他们使用的词语的不可靠性。维也纳年轻的诗坛新星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深为这种对语言的不信任所煎熬，干脆放弃了写诗。“简单地说，我的情况是这样的，”他通过他《钱多斯勋爵来信》（1902年）中一个人物的口说，“我已经完全丧失了清晰思考和说话的能力。”语言转而反对诗人。“词语突然采纳了如此千变万化的色彩，互相渗透”，于是霍夫曼斯塔尔的主人公发现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只有沉默的时候，才能获得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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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弗洛伊德证明、霍夫曼斯塔尔感受的那样，不能依靠语言来表达真理。会说多种语言的哲学家弗里茨·莫斯纳（1849—1923年）认为语言之间的直译根本不可能，并从根本上怀疑借助语言能够表达什么和无法表达什么。莫斯纳注意到概念及其意义在他使用的不同语言中的微妙差异，然后分析了语言传输确切意义的能力。他认为，经验是独特的、即刻性的，在获得名称的那一刻，它就丧失了这些关键的品质。在《对语言批判的贡献》（1901—1903年）中，莫斯纳用了浩繁的三大卷书解释语言无法传达思想内容的观点——这是西方哲学较具悖论的一个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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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纳哲学工程的高潮是无所不包但无神的神秘主义。厄恩斯特·马赫（1838—1916年）则取相反的方向。身为布拉格德国大学杰出科学家及实验物理学教授，马赫的解剖对象不仅仅是语言，也包括经验和人格。在最终的分析中，他只承认持续的生理感觉流，此外，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堆毫无依据的假设。感觉就是一切：“一旦我们感觉到假定的‘身体’和‘自我’的结合体只不过是些代用品，旨在作为临时导向和明确的实用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掌握身体，保护我们不受痛苦等），我们就会发现，在许多更高级的科学考察中，我们有责任放弃它们，因为它们不充分、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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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认为，放弃一成不变的个性的虚幻（以及奥匈帝国核心处空虚的哲学隐喻）有着戏剧性的后果：“必须抛弃自我。部分地是由于认识到这个事实，部分地是出于对它的忧惧，从而产生出巨大的悲观与乐观，以及无数宗教的、禁欲的和哲学的荒唐。从长远来看，我们无法对这个简单的事实视而不见，这个事实是哲学分析的即刻后果。生理学之外再无其他，之外的一切都是虚构，之外没有真理，没有隐蔽的事实，当然也没有造物者。”人只不过是一堆极不稳定的、造成人格印象的观念——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巴尔在他的著名论文《不能复原的自我》（1907年）中讨论并推广了这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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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语言并不一定在讲话者一边，外在的影响侵扰自我的虚构，那么，音乐语言注定要受到影响。维也纳作曲家们走在了感知的文化研究、语言的不可靠及其潜在规则的前沿。以其同学汉斯·罗特（死于1884年，享年26岁）想象的声音世界为基础，年轻的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年）创作了他的第一交响乐（1888年），整首曲子只有一个由琴弦演奏的单一齐唱音，不时有鸟声加入，最后整首曲子演进为一个静止不动的声音，造成心灵受到外部冲动搅扰的完美意象。在曲子快结尾处，外部世界的其他花絮造成了戏剧性的音乐冲突：军队进行曲（儿时的马勒就住在军队操场隔壁）、舞曲、自然的声音——世界被呈现为一个印象式的内部空间。在他后来的交响乐中，马勒采用民歌童稚般的简单，以避免分析的复杂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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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将直接经验和习惯（交响乐的）形式之间的冲突戏剧化了。阿诺德·勋伯格（1874—1951年）及他的朋友和学生阿尔班·贝尔格、安东·韦伯恩等作曲家更往前跨了一步。像马勒一样，他们也通过尝试将音乐简化到最基本的形式来对其语言—音乐—进行探索：12个半音系列构成一个全音阶。不同于古典传统浪漫、高度装饰的自我，他们相信以尽可能最简单的形式为基础的、牢不可破的结构乃是真理。他们都是后期浪漫主义风格的天才作曲家，但是他们背离了瓦格纳式的半音音阶令人觉得闷热的甜腻，而采纳了一种给人以数学般严谨的作曲风格——虽然不总是具有情感的满足。如果说自我不是语言技巧，那么，艺术创作最好以理性结构的坚固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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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年）著名地将对语言、事实和词语有效传递能力的哲学怀疑推向其概念的极端。他在他父亲的家里接受教育，与艺术和知识精英过从甚密，他选择在剑桥意气相投的实证哲学环境里继续他的研究，当时，伯特兰·罗素和G. E.莫尔是剑桥分析哲学的执牛耳者。维特根斯坦是那种有着中世纪先烈般精神动力和富于探索精神的人，为了得到让他可以构思的宁静，他隐居到挪威的一处峡湾。1913年，他拿出了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简论》（1921年出版）。在本书中，他以近乎数学严密性的词句勾画出语言作为有意义的沟通工具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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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高度关注和应该怎样言说事物的环境下，风格和文学的典雅有它们自己的文学守护天使、暴躁的宣传家卡尔·克洛斯（1874—1936年）。他的著作实际上是对其他人作品的刻毒评论集。“人们仍然认为，尽管风格糟糕，人的内容还是可以很卓越，认为一个人的道德倾向可以独立于它而确立，”克洛斯写道，“但是我坚持……像廉价出售那么多糟糕的书那样廉价处理这些人太有必要了。要不然，议会应该召开一个语言会议，就像奖励杀死蛇的人那样，奖励每一个消灭陈词滥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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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风格上的粗枝大叶、糟糕的比喻和空洞的惯用语更令克洛斯绝望的了，这是对他那个时候的学术氛围的雄辩证明，那个放在今天可能会给报纸编辑寄发一堆愤怒的读者来信的人拥有他自己的杂志《火炬》，所有稿子全部由他一个人写。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于词语及其背后的真实性有着坚定的、准宗教的信任——当时，广告的根本原则开始了对整个美洲大陆广告牌的统治——使用多种语言的二元君主国的思想家们则因对他们使用的词语本身的怀疑而几乎陷于麻痹。另一方面，与真理的斗争则赋予其探索一种近乎精神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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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风格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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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开反抗继承的表现方式的年轻一代艺术家，风格关乎道德诚实。“生活在变化，”评论家赫尔曼·巴尔（1863—1934年）写道，“但是精神仍然是古老不变的，它并不骚动、变动，现在，它却无助地遭受苦难，因为它孤独并为生活所抛弃……过去是伟大的，往往是美丽的。我们要为其举行肃穆的葬礼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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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阿道夫·鲁斯（1870—1933年）曾经在路易斯·苏利文的芝加哥办公室工作过几年，后来他设计了世界上最早的一些摩天大楼，如布法罗的担保大厦（1895年），其严格的功能主义美学为那个时代设定了新的标准。这位年轻的维也纳建筑师既热烈地追慕怀疑论的、盎格鲁—撒克逊精神，也狂热地追随美国人的自信态度——这与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的维也纳普遍存在的惰性形成鲜明的对比。鲁斯既才华横溢又雄心勃勃，他以旺盛的热情打下自己的烙印，并把审美纯粹的福音植入首都的心脏。他以其兢兢业业为人所注意，并获得了现代化主义者的声名；他的努力终于使他受托在一个特别优越的位置——在市中心、皇宫对面。那里全是19世纪华丽的柱子、大力士雕像、装饰花瓶及新巴洛克丘比特——修建一所银行。他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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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拆除了脚手架的新高盛集团大楼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眼前，当时，报纸对它发出了强烈抗议，市议会责令停工。在陛下最高存在的对面广场矗立着一座几乎咄咄逼人的功能主义风格的房子，没有任何装饰，没有门面。没有裸体、肌肉发达的英雄支撑窗框，没有有翅膀的婴儿、女神、花饰来装饰本来显得赤裸、僵硬的房子。相反，入口是笔直的绿色大理石柱子，柱子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排排方窗。对皇室感情惊人的不尊重尤其令人震惊。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发誓永远不会再从米歇尔入口进入霍夫堡宫，皇帝亲自下令，任何时候他进入看得见那座违规建筑的房间，都必须把全部的窗帘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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