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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性方面，没有任何艺术超过建筑艺术，也没有任何其他艺术形式比建筑更具政治性：一个人可以选择不读某一本书，不进一处画廊，但是要避免看见某些建筑或者城市的某些部分则困难许多，历史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之间的美学和代际冲突在全世界的城市留下了看得见的痕迹——它们是不同美学认识和人性认识的灯塔。美国为鲁斯这样的人提供了创新精神的伟大启示，在这里，新的城市不受传统的支配，结合如改进的钢材和强化水泥等建筑材料及电梯的完善所创造的新的可能性，已经诞生了一种新型的结构：摩天大厦。欧洲随后跟进。1911年修建的利物浦皇家利物大厦就是钢架结构。现代主义美学在1910年左右强势登场。1909年，建筑师彼得·贝伦斯为德国新兴制造商AEG修建了一座涡轮大厅。这也是大众生产欢呼的功能主义设计的一座丰碑，而年轻的沃特·皮乌斯在为德国汉诺威附近的法古斯工厂设计的行政区体现的功能主义强调的简朴则是一个真正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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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世界博览会历史主义狂欢之后的14年，一种新的美学应运而生。不过，这样极端的艺术纯粹性并不是唯一的前进方式，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艺术的发展不是一个进步的问题，而是另辟蹊径的问题：作曲家西贝柳斯、埃尔加、普契尼和马克斯·雷格与显然更具冒险精神的勋伯格和德彪西同时都在搞创作；马克斯·贝克曼和伊利亚·列宾这些杰出的“俗套”画家与马勒维奇和康定斯基这些叛逆者同时都很活跃。在建筑界，范围扩展了——在地域上以及在艺术风格上——从巴塞罗那的安东尼奥·高迪和何赛普·玛利亚·朱乔尔·艾·吉尔伯特这些有机形式的大师，到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费奥尔多·谢克特尔、弗拉基米尔及格奥尔基·科肖克夫对传统形式的现代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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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也纳，建筑界和绘画界把形式和功能的综合作为共同奋斗的事业。约瑟夫·玛利亚·奥尔布里希1898年为分裂艺术家群体所建的庙宇式建筑宣告了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它距离令人敬畏的新文艺复兴艺术学院及其教授们（本来他们可以接收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从而改变未来历史的进程：他1907年申请就读该校未果）仅一步之遥，等于宣布公开反抗艺术上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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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1862—1918年）是分裂群体的创始者之一，他本人经历了与瓦格纳类似的艺术转变。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可耻天才，以其长袍、一连串的私情及有时候太过明确的色情绘画著称，克里姆特正好作为一种更自由的生活方式的使徒。无论是因为真正的怪癖，还是聪明的诡计，大师的癖好为人们接受，吸引了无数的崇拜者，作品也卖出大价钱。像瓦格纳一样，克里姆特强调其作品的象征性，而他的象征具有危险的暗示性。“赤裸裸的真相”是他帮助筹建的群体的座右铭，该群体出版的期刊《圣春》强调他们信奉艺术真实甚于学术惯例。分裂群体的真实富于感性和颠覆性，并以其诱惑力而破坏了维也纳完美的社会门面。克里姆特神秘的肖像（有些形象有着“良好”社会背景的妇女特征）抛弃了世纪之交那种把身体安全地包裹在不自然的形式和繁复的精选织物之中的体统。这些从画布上看过来的目中无人的淫荡眼光不再满足于在传说的池塘中端庄地洗浴，而是决心探索潜在的、优序良俗认为应该谨慎地予以拒斥的深度。学院艺术创作的仙女需要以安全的距离进行撩拨；而这些新的女神则直接面对观众的欲望，更令人震惊的是，直接面对那些画中女人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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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群体的真相声言也表现为一种悖论。采用了学院绘画所有幻术技能的画作结果可能是对观众的欺骗，它标榜现实主义，却造成虚假印象，这与建筑的精致门面如出一辙。分裂派画家不再相信自然主义是刻画内在世界的最佳途径。如果他们想穿透内在的真相（他们相信，那是欲望和经验的核心），就只好对他们的对象做风格化的处理，采用神话的平面空间表现原型，重新回到不受基督教和资产阶级道德束缚的过去。克里姆特为其群体展览所画的海报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计划。忒修斯和牛头怪、盾牌上挂着美杜莎头颅的帕拉斯·雅典娜——男性和女性的原理以其最高贵、最可怕的变身体现出来，并经过风格化而将他们与希腊花瓶画的标志性世界重新接续。然而，他最引人注目的妙招，以及足以挑衅所有学院派人士及沙龙里的小摆设和饰品一直堆上椽子的所有资产阶级成员的地方是，空间的中心部分完全空白，在神话男女的语境下，这个挑战性的虚空——它也反映了奥匈帝国核心处的虚空——像弗洛伊德所有的书一样，引起了许多麻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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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克里姆特懂得如何躺在社会坚实的怀抱里去实施挑衅，那么，他年轻的朋友埃贡·席勒（1890—1918年）在探索的道路上则走得更远。席勒的存在主义明晰中不带任何瘙痒，也没有任何吸引某个时代绅士口味的诱人曲线。他的人物棱角分明、栩栩如生，在拥抱的那一刻感到孤独，丧失了克里姆特赋予笔下人物的神话般的保护，暴露在活体解剖者无情的目光之下。所有曾经是禁忌、不可说、不可显示的一切——性、偷窥、手淫——所有那些只能秘密进行而在公开场合被禁止的行为，都被席勒以稀疏的笔触暴露无遗，展示给大家看。他那些棱角分明的人物睁大眼睛看着世界，或者闪烁着恐惧，或者充满着蔑视，或者体现出深刻的孤独；他们的手要么是标志性的爪子，要么根本就隐匿不见，即便在触碰别人的时候，顶多也不过是瘦弱躯干上的枯枝。这些手不带来人类亲密的温暖感，它们不拥抱世界。同怀疑语言沟通能力的哲学家一样，为了把握世界，席勒不允许他的人物互相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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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席勒的作品中，最后一层遮羞布也被揭去了，心灵最后的安全地也被摧毁了。这位年轻的天才（他于28岁的时候死于1918年的流感，比他妻子多活了三天）构想的世界不是绝望的，而是有着奇异、荒凉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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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艺术回荡着作为维也纳文化恒久主题的肉欲主义，也回荡着年轻一代回到生命本质、从元原则的角度重新构筑一切的愿望。画家、戏剧家奥斯卡·柯克西卡遵循类似的路线，另一位年轻艺术家理查德·格斯特尔也是这样。格斯特尔后来因为与阿诺德·勋伯格的妻子马蒂尔德的恋情而绝望自杀，因为后者在同画家经历一段短暂、热烈的恋爱后，决定留在丈夫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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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弗洛伊德已经等待教授职衔很多年了。考虑到他在行业里的资历（更不用说他作为创新者的光辉），这个职衔真的是姗姗来迟，所以，当它终于到来的时候，他报之以嘲讽：“大众热情高涨。鲜花和祝贺雪片般飞向我，似乎性的地位突然受到陛下的承认，梦的重要性得到部长会议的批准，歇斯底里治疗的重要作用在议会赢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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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尤其觉得苦涩的是，这个任命不是因为优秀，而是因为影响力——这正是他一直鄙视的哈布斯堡帝国少数特权阶层之间的网络。仅仅因为他的一位上流社会的病人答应给时任教育部长的宠儿项目、一个公共画廊捐献一幅昂贵的画，他才获得了升迁。弗洛伊德想，如果他的病人拥有更抢手的作品，他可能会得到大学的全职教授职位。他非常明白长期以来不利于他的那种小地方的偏狭观念，他也一直对维也纳和维也纳人表现出强烈的矛盾心理。他的潜意识理论建立在最新近的国际研究基础之上，在构想出他的思想之前，他广泛游历，综合吸收了科学成果。尽管如此（所有伟大的科学进步都一样），他的思想还是其环境和时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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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帝国的每一个臣民之于皇帝粉碎的父亲形象都是一个俄狄浦斯；每次在城里走一圈，每去一次剧院，都会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表面与结构之间、外部生活和内在生活之间存在着危险的背反。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有着与皇帝同样大的鬓角的公务员都是感情升华的例子；与帽店“甜美女孩”的每一次调情都表明这些感情仍然是人们希望得到的。在任何别的地方，犹太文化、尊重文字和尊重文本细致分析的塔木德传统都没有在社会思想中获得过这样的重要地位。任何别的地方的空气中也没有弥漫着如此的腐臭气息，这种气息锐化感官，刺激人分析对象的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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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裸的真实注视着维也纳社会的脸面，对此，维也纳社会不喜欢。知识分子倾慕和喜欢先锋作品（虽然勋伯格的音乐表演很可能会引发骚乱），但是，首都的大多数好市民同皇储弗朗茨·斐迪南站在一起。据记载，他在参观了分裂艺术家的画展后，发表了这样的讲话：“应该把那些流氓身体里面的全部骨头给敲碎。”卡尔·克洛斯写道，二元君主国“是世界末日的试验站”，没有什么比诸神黄昏的天空更华丽、色彩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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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四 1903年：奇异的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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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有美国人认识到，在大城市弥漫的喧嚣间，天各一方的人们一直在互通信息，在屋顶上，甚至透过建筑的墙壁，在人们呼吸的空气中，川流着电写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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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191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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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当朋友们口中的曼雅·玛丽亚·斯科罗多夫斯卡（1867—1934年）从波兰来到巴黎学习的时候，她已经习惯了逆流而上，或者说，习惯了让潮流冲击她。她于1867年生于华沙，成长于一个以占领与反抗为历史特点的国家和家庭。她的祖父是一位爱国者和共和党人，他支持1864年反抗沙皇统治的起义，俄国为此发起了残酷报复，其高潮是绞死了起于亚历山大城堡的造反领袖，结果，老先生的职业生涯彻底毁灭。造反领袖的尸体被扔在露天达数月，任由风吹、雨打、腐烂，最后填了乌鸦的肚子。这是对波兰人的一个阴森提醒，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沙皇决心粉碎任何反对。曼雅的父亲瓦迪斯瓦夫·斯科罗多夫斯基是一位狂热的共和党人与无神论者，他的信念导致他的事业遭到俄罗斯军官的阻碍，他们分配给他越来越屈辱、困难、薪水低廉的教职，直到他几乎不可能养活他的四个孩子和妻子——他的妻子患着肺结核，需要去国外进行长期而昂贵的治疗。她死于1877年，那时玛丽亚才10岁。孩子们没有感受过母亲的爱。即便她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不碰他们，由于怕让他们感染上致命的病毒，她使用单独的餐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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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雅从小就立志要成为科学家，并决心去巴黎学习。由于承担不起去巴黎的旅费及生活费，她和姐姐约定：她当家庭教师挣钱支持姐姐的学业，等到她上大学的时候，姐姐照顾她的生活。在外省的这些年里，她已经表现出成为她终生特点的决心和独立：除开正式工作，她还教波兰农民孩子用母语阅读和书写。根据俄国的法律，这是叛国罪，可以被罚流放数年。1891年，曼雅·斯科罗多夫斯卡上了一列火车，随身携带着衣物、一床羽绒床垫、食物和水，以及为长途旅行准备的小板凳。这年她24岁。两天后，她到达巴黎北站，她姐姐到车站接她。在这里，这时自称玛丽亚的曼雅可以免于政治迫害；在这里，她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学习、做研究；在这里，她的生活将发生改变；在这里，她将和她的丈夫、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1859-1906年）一起，成为享誉世界的开创性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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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已成为居里传奇的组成部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同样如此：多年躲在没有暖气的阁楼（她发现姐姐的寓所有太多的干扰）里耐心学习，练习完美的法语口音，以及与才华横溢、完全不谙俗务的科学家皮埃尔的相识、他们的爱情和婚姻，以及他们非凡的合作。在研究了磁的问题后，现在以玛丽·居里闻名的曼雅对于科学研究产生了非同寻常的直觉。1897年，她出席了法国科学院举办的科学家会议，在这次会上，物理学家亨利·贝克勒尔向同事们通报了一个无法解释的有趣现象，那是他在做当时最时髦的现象X光研究的一个副产品。在研究这种神秘的看不见的射线和一些不同的发冷光的材料之间的联系时，他发现铀散发出一种不同于X光的放射线，那好像是那种材料本身的一个属性。与会代表听完就转而讨论别的议题——主要是关于X光及其性质和可能用途方面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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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勒尔的观察激发了玛丽·居里的好奇心，她决定研究这一现象——这个选择使得她默默无闻，因为科学兴趣、研究资助和事业机会存在于别的领域。在当时世纪末的欧洲，热门话题是X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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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德国物理学家康拉德·威廉·伦琴（1845—1923年）有一个神秘的发现。在使用阴极管——一只内部高度带电的真空管——工作的时候，伦琴注意到，如果把用来检测紫外线、涂有氰亚铂酸钡的板子放在本身是看不见的射线的放电路径上时，它会发出荧光。在以后的试验中，他发现那些看不见的射线会遮蔽感光板，插入阴极和板子之间的物体会在板子上留下印迹，密度高的组织比松软的组织留下的印迹更清晰。当伦琴请他的夫人把手放在屏幕前面时，这种戏剧性的效果更加清晰。照片冲洗出来后，她的手清晰可见——她的肉是包裹着骨头的模糊的轮廓，结婚戒指看起来像是漂浮在无名指的骨骼上。这位研究者无意中发现了无需切开皮肤就可以洞察人体最深层秘密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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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琴知道这是一个非凡的发现，但是他对于宣传他的发现非常谨慎。他复制了几张照片发给其他研究者，其中一位把图片泄露给了媒体。1896年1月24日，这些照片在伦敦《标准》杂志发表后，立刻产生了非凡的效果。X光成为了医学热潮、时尚和治疗所有疾病的神奇灵丹。伦琴拒绝为他的发明申请专利，X光机迅速被模仿和使用。仅仅一年的时间，就有30多种设计不同的机器投放市场，用来诊断、对付感染和癌症、杀灭细菌；有位科学家甚至提出，可以把这种看不见的射线用来“漂白埃塞俄比亚人”，让非洲人拥有同他们的欧洲殖民地主人一样的浅色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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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新的射线还有它邪恶的一面。在显示每一个活体的骨骼的同时，它们也成为了一种技术上的死亡象征，隐藏着一道高科技的禁律：记住你会死去。对许多病人来说，踏入这样的一个神秘玩意儿，经过其伴随着惊人噪音的过程，乃是一个超现实的真相时刻。医生成了主持生死仪式的法师，如同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中刻画的汉斯·卡斯托普的检查一样。他进入疗养院的“透柜”看望他的表兄弟约阿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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