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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不公平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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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自由邦正在发生的事情真相几乎是爱德华·提纳·莫雷尔（1872—1924年）偶然揭露出来的。他是一位英国运务员，在利物浦航运公司的工作，任务是核对往来于殖民地的货物。他是法国人的子女并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工作职责的原因他经常去比利时，他监督刚果货船的装货、下货事宜：据比利时官方数据，这些货物是来自非洲的象牙和橡胶，以及作为货款和供交易的日用品。有一天，他在比利时刚果行政部门同高级官员开会时，年轻的簿记员知晓了一个情形。后来，他以使他成为一位非常厉害的记者的华丽辞藻，回忆了这个激发了他的怀疑和好奇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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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其窗户可以朝上看见布鲁塞尔皇宫后面的屋子；一间阴暗的、铺着厚重地毯、挂着厚重窗帘的屋子；一间有着令人压抑阴影的屋子。在这间屋子的中间，一个男人坐在桌子后面。那是一个消瘦至极的男人，双肩窄小、佝偻；大额头、高高的鹰钩鼻子、非常靠近后脑勺的大耳朵；灯笼似的下巴，目光冷峻的双眼。处于养神状态的脸显出非人的冷漠、被动、苍白、呆滞，全是骨头、两颊塌陷的脸孔：这就是时任刚果自由邦“国务卿”的脸……他身体前倾，说话速度很快，断断续续，口音很重，他抱怨上一批机密的外运汽船货物信息被泄露给了报纸……他把消息指给我们看。看起来无伤大雅，只不过是船上的主要物品清单。但是物品单上详细罗列了球筒多少箱、步枪多少箱、雷管枪支多少箱，等等……错就错在这儿。这是专业守密的疏忽。斥责到这个巨大的轻率之举时，说话者站起身来，苍白的双颊泛起红晕，声音颤抖……他不要听任何借口，也不许人打岔。他一遍又一遍以强调的口吻重复“秘密人员”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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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景令莫雷尔大为诧异，他用自己公司的船运单进行核查，发现官方数据完全是虚应事故。外运货物主要是小型武器和弹药。没有任何与从刚果进口的橡胶生产商交易的证据。他还注意到，官方统计数字只报告了所获的小部分利润。看起来，某个人在秘密地从殖民地赚取数千万比利时法郎的收益。莫雷尔有足够的统计学和利润率经验，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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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透露了事情的真相……只有可怕、持续的强迫劳动才能解释如此闻所未闻的利润……刚果政府乃是这种强迫劳动的直接受益者；国王本人最亲密的合伙人实施的强迫劳动……我发现的累计意义令我头晕、震惊。无意中撞见一桩谋杀案已经够糟糕的了，而我撞见的是一个由国王挂帅的秘密谋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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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尔是一个有着非凡决心和勇气的人。他找到了他的人生使命：揭露并终止刚果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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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尔不是唯一一个为刚果暴行所震惊的观察者。黑人记者乔治·华盛顿·威廉姆斯在1890年代已经揭露过利奥波政权，玛丽·金斯利长达一本书篇幅的报告文学作品《非洲之旅》自1897年出版后就广为流行。但是，莫雷尔是这项事业最有效能的冠军。他提供的信息总是十分准确，他具有传奇般的韧劲，他的风格既生动多彩又刚劲有力，而他的愤怒始终保持着他最初发现情况时的生猛。莫雷尔决心迫使全世界注意这件事，而他有着惊人的工作能力。28岁的他辞去了工作（拒绝了收买他沉默的几次提议），募集资金，与数百位目击者和身居高位的人通信，找传教士收集材料，从与殖民政府有联系的人那里取得文件，创刊了一份报纸登载那些骇人的消息，发表谈话和演讲，撰写了数百篇文章和数千封信件，找政治家们游说。这位小个子、大胡子，既没有稳定收入也没有有影响力的朋友的利物浦人成为了刚果被野蛮剥削的人民的捍卫者，他将成为一位从未踏足过非洲大陆的欧洲君主最坚忍不拔、最激烈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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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欧洲和美国的报纸得到莫雷尔提供的内部消息后，开始登载揭露和有损利奥波政权的文章；莫雷尔发表其关于殖民地暴行的著名演讲时，演讲厅通常被挤得水泄不通，国会议员及其他决策者收到富于审思和辩才的信件。几年征战下来，殖民办公室已经无法再继续忽视来自刚果自由邦的令人不安的消息，并派了其最可靠、最富有经验的罗杰·凯斯门特前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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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门特于1903年启程，租了一艘蒸汽船，在自由邦踏访了几个月。租船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因为这使他不仅独立于特许的橡胶公司和该地区的政府，而且也让他不会被控制。当他终于回国以后，他在提交给外交大臣的长达一本书篇幅的报告中，倾泻了他的愤怒。凯斯门特的调查结果证实了莫雷尔讲述的每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他详细描述了针对非洲人的毁灭战争：“其中最大的一家刚果特许运营公司，”凯斯门特写道，“向其欧洲指挥官要求提供更多的球筒。指挥官满足了这个要求，并询问大约三年前运过去的7.2万个球筒的使用情况，回答是已经全部用于印度橡胶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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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妇女被扣押在羁押营（她们通常遭到看守的强奸），以保证她们被派去割树脂的男人们返回，如果男人们没能带回足够数量的原料，那么他们也会遭到严厉的处罚：“至于那些交不够橡胶而被扣在‘人质之家’的男人们的境遇，当地代理人向我保证，他们没有受到不良待遇，‘他们有饭吃’。另一方面，我得到确证，在很多营地，在那种情况下，处理那些不听话的土著的办法之一是用河马皮鞭抽打他们”。一页又一页的报告精心叙述了欧洲人的桩桩野蛮行径，有地点、有日期，也有目击证人。还有几个附录提供了额外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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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门特审慎的正式报告以其公正无私的笔调而具有非常平静的力量。它以分析一个工厂的方式，计算在不同地区获取的利润，所需要的工人、死亡人数对生产的影响。当报告于1904年4月在议会报告上发表时，对获得的利润和生产过程中被折磨、杀害人数的平静列举极大地促进了莫雷尔的行动。很快这两个人见面了，并成为坚定的盟友。莫雷尔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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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前站着一个男人，身量同我相仿，非常轻盈、肌肉十分发达，胸脯前突，头昂得高高的——意味着他是在巨大的开放空间生活之人。黑头发和胡须满面的脸颊被热带的太阳给镂空了。极具特色的面目。深蓝色的犀利眼睛深陷于眼眶中。那是一张长而瘦削、黝黑的范戴克型的脸，既坚定有力，又温文尔雅。……在我经常的想象中，他一如那次刻骨铭心的会谈时的样子，斜靠在照亮屋子的火炉边……以其音乐般的、轻柔的、近乎均匀的声音，以独具尊严与悲怆的语气，披露一个充满卑鄙阴谋的故事。他一连谈了几个小时，只是偶尔停顿一下，那是他的心被回忆的辛酸紧抓的时刻，这时候，他会中断叙述，喃喃地咕哝：“可怜的人们；可怜的，可怜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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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样的正义热情感召下，凯斯门特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促进刚果自由邦的独立运动。他本人站在弱势方一边的动机也许根源于他的个人经历。作为一个爱尔兰人，他越来越憎恶英国人强加于他的国家的统治，也正是这个事实使得他和他的雇主发生直接冲突，这对他事业的发展应该不会有什么好处。他是一个能力超群的人，但是终其整个职业生涯，他被分派承担帝国边缘次要的、无足轻重的职位，也许这是因为他不属于贵族公立学校、不完全是英国精英的一族（他本人就读的是一所二流学校），而高级服务梯队的人都出自这个群体。凯斯门特还以另一个方式被边缘化：他是同性恋者。承认他的感情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他只好一次次同在港口和边远地方遇到的年轻人偶然满足一下情欲。他把这些偶遇都写到日记里。日记是他真实情感的记录，他在其中毫不掩饰他目睹剥削时心里的情感：“8月30号，星期天。平静的一天。下午在阿比尔见了M.勒琼。16个男女和儿童被捆绑着——他们是城市附近穆包约村的。男人们被丢进监狱，在我的干预下，孩子们被放走了。龌龊！龌龊无耻的制度！”描写性经历的内容十分坦率：“阿戈斯替纽多次亲吻。四块钱”、“下面点儿，噢！噢！快！大约十八岁”、“个子高。‘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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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己在多方面都是局外人，但是，富有魅力的凯斯门特却把保卫那些无力自我保护的人们当成自己的事情。作为领事，他的职责常常使他需要代表闯祸的醉酒士兵同警察交涉，或者倾听委屈的英国旅行者愤怒的长篇大论，这份工作是很劳累很令人沮丧的，对于正义的追求似乎终于对得起他的智慧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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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尔为国际宣传运动做好了准备：他有这位新的、宝贵的盟友襄助，还有约翰·哈里斯牧师和他的妻子爱丽丝·西丽·哈里斯提供的第一手证据，以及从刚果回来的浸礼会传教士表达的道德愤怒，并提供他们自己拍摄的照片及令人悲哀的纪念品：他们在公开演讲中展示的皮鞭和手铐。在向公众巡回展示这些恐怖的工具时，哈里斯牧师宣读报告。这是他的报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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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洲村庄的40位瘦弱的儿子……排成一行，每个人都提着一小篮子橡胶。给每个人的橡胶份额过秤、收起，但是……有四个篮子没达到要求。命令简短得残忍——很快第一个没完成份额的人被四个精力充沛的“行刑者”抓住，扔在裸露的地上，绑住手脚，第五个人则举着一根长长的、弯曲的河马皮鞭，跨前几步。皮鞭迅疾、不停地抽打倒霉蛋，其锐利、齿状的边缘深深地扎进皮肉——背上、肩上和臀部，血从十几个地方喷涌出来。受害者徒劳地扭来扭去，却无法躲避行刑者的掌握，然后，皮鞭又抽打在颤抖的身体的其他部位——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身体最敏感的部位也遭到了鞭打。“每人一百皮鞭”留下四具动弹不得的血肉模糊的身体，在橡胶征收点闪闪发光的沙地上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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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性事件之后紧接着另一个事件。刚吃过早饭，一位非洲父亲冲上我们的泥巴房子的凉台台阶，把他不到五岁的女儿的手和脚搁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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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夫妇向震惊的公众出示照片，以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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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正是罗杰·凯斯门特在刚果结交的朋友、波兰—英国海员、探险家约瑟夫·康拉德1899年的小说所勾起的“黑暗之心”。欧洲宣称其殖民世界是因为其道德领袖的地位和出于传教的热情，而这是侵蚀这种宣言的癌症。国王利奥波本人——他枯燥乏味、满脑子想着赚钱、怀着史诗般的贪婪——宣称其占用刚果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他发誓自己学习过这些东西，而且是基督徒。他甚至创立了一个科学机构进行研究，他在布鲁塞尔及其周围的许多巨型建筑中，有一座专门用来收藏中部非洲温暖的极为庞大的物资的博物馆。但是，在这种慈善的表面之下，殖民地被剥夺的不仅是原材料，还有生命。上千万刚果人毁于利奥波的统治，他们被谋杀、致残，或者挨饿。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其杀人的生意也给他无数的扩建、改造项目提供了资金，包括拉肯的皇家城堡、一个有着愚蠢建筑的大公园、滨海城市奥斯坦德的海滨大道、为他最喜欢的跑马场的长廊、一个高尔夫球场和他宠爱的项目——纪念其成就的巨大的凯旋门。他还在其他国家置购富丽堂皇的财产，特别是在法国南部。他喜欢和他的情妇在这儿逗留几周。她是一位巴黎的雏妓，在他死前不久，他迎娶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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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帝国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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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波的行径）很容易遭人厌恶和鄙视，但是，在所有的殖民地项目之下，都隐匿着暴力压迫。然而，尽管（往往很真诚）口头说着基督教使命和“白人的承担”这样的花言巧语，部分多亏了莫雷尔不停歇的、极其有效的行动，国际媒体才越来越认识到官方文件、课本、身居高位的官员不会提及的一些殖民政策的真相。公众长期盲目认同帝国的行径，但欧美报纸长期报道的布尔战争（1899—1902年）最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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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报纸严厉批评英国的见利忘义，企图为国王夺得南非最有利可图的金矿，为此，他们甚至不惜灭绝当地的荷兰裔殖民者布尔人（现称“阿非利卡人”）。从圣彼得堡到巴黎，整个欧洲为英国军队早期的失败欢呼，视之为伟大的爱国主义的胜利。总是善于引起外交政策丑闻的德国皇帝发了一通电报给克鲁格总统，祝贺他击退了英国人1895年12月对杰姆斯的侵犯，从而引发了一起重大的外交事件。当帝国军事力量加强，进入反攻后，欧洲报纸在头版登载从前线发回的通讯，追踪一个个布尔部落及其指挥官的命运，仿佛战斗就发生在法兰克福或者里昂的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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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企图征服勇敢的荷兰殖民者及其合法利益的行径在国际上引起了公愤，当然这种公愤某种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德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它在南非也有战略利益。然而，其他国家的强烈反感则大多是非常真诚的，批判的声浪渐高，形成疾风骤雨般的抗议，这时，英国指挥官基齐纳勋爵采取了焦土政策，系统地毁灭布尔农场，把妇女和儿童赶进被称为“集中营”——这是这个词第一次出现——的拘留地。2.8万名平民，即1/4的俘虏，因为饥饿、露宿和肆虐的瘟疫而死于临时搭建的营房。这些受害者中，有2.2万人年龄不到16岁。1902年最后的和平协议签署后，奥匈帝国讽刺杂志《跳蚤》从一首顺口溜中捕捉到了许多欧洲人的情绪：“老英格兰，干杯！不再有战争了／我们现在可以去那儿了。／我们把德兰士瓦的矿石挑回家／我们过着国王般的生活，香槟多的是／只要剁碎布尔人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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