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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尔战争的反对常常来自左派。社会主义的维也纳报纸《工人日报》批判英国《针对英雄的人民的血腥战争》的文章反映了许多左派人士的感情。在英国，反对大资本及其参与到德兰士瓦英国金矿公司的争论常常具有反犹色彩，自由派作家J. A.霍布森的文字中就有这种意思。他在一本畅销书中坚称，金矿业几乎完全掌握在……犹太人的手里，“约翰内斯堡”不值得基督教士兵为之流血。正如德雷福斯上尉完美地体现了法国人的焦虑，怀着不可否认的经济动机的优越国家的靴子踏破正直生活的基督徒布尔人，这样的形象使他们成为一种共同焦虑的理想符号，凝聚起背景迥异的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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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观察者相对比较容易对布尔人显示团结，毕竟，他们本身也是欧洲人，而且敢于违逆英帝国这个巨人。这不完全是一场殖民战争，而像是一场解放战争，很像19世纪初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战争，这种观点与布尔人对他们自己及其战争的看法相同。尽管他们拿着毛瑟枪（令其进攻者胆寒），但是，这些蓄着大胡子的坚定男人骄傲地让报纸拍照、其照片在全世界发行，他们看起来像是保卫乐土的先知国民：这是一个虔诚的白人社会，他们为保卫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为已经有效施行种族隔离的社会不屈地战斗，而不是为着争取什么黑人拥有民权的社会。当后来创立了童子军的罗伯特·拜登·鲍威尔上校武装起黑人，保卫被布尔人包围的英属马弗京，进攻部队的指挥官彼得·阿诺德·斯克隆耶对这一种族背叛行为十分不耻，他给战线对面的拜登·鲍威尔递了一条口信：“我请你停下来……即便这让你丢失马弗京，解除你的黑人的武装……在一场白人的战争中，承当一个白人的角色。”部分地由于这种可耻的诡计，拜登·鲍威尔拒绝承担那个角色，守住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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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本身，布尔战争是一场灾难，即便其军队最终于1902年6月打败了精疲力竭的定居者军队。胜利付出了骇人听闻的人命代价，只有最盲目的帝国主义者才会认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光彩战争。辉煌的英国军队遭到乌合之众的定居者队伍羞辱，在战争之初，后者几乎全靠勇气和顽强的毅力（后来，他们得到法国及德国的物质援助甚至志愿者的支持）。当他们终于迫使对方接受有利于自己的决定时，已经为此牺牲了上万名无辜平民，战争的动机也非常可疑。殖民者为其帝国辩护的崇高理由看起来不再那么纯粹。军事上的胜利仍然被视为绝大程度上的道德失败。“我们充其量证明自己在方法上不择手段，在方式上极其粗俗、低效，这种可怕的意识构成个人整个一生不愉快的背景……一对一的话，布尔人在尊严、献身精神和能力上都超过我们——是的，在能力上超过我们。”1900年，在集中营和焦土战术之前，费边派活动家比阿特丽丝·韦伯在她的日记中厌恶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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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段较近的历史，英国政府对之后两年凯斯门特的报告保持沉默是可以预料的。对于非洲国家受到野蛮剥削表示道义愤怒难以取信于人。实际上，殖民统治实践没有显示出殖民宗主国的优点。以德国为例，它是布尔人最喧嚣的支持者，但暴力的癌症在同一年就暴发了，当时，德属南部西非洲一些部落揭竿而起，反抗威廉二世的军队。武装赫雷罗族战士包围了奥卡汉贾城，进攻该地区的农场和警察局，造成140名德国人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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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总督只有一支人数不多的小部队，他向柏林请求援助，结果得到的支持超出了他的要求。德皇不顾大多数高级军官的反对意见，直接命令洛塔尔·冯·特洛萨中将赶赴前线。特洛萨有多年在殖民地服役的经验，以极为残酷闻名。当他发现自己没法在公开战斗中打败造反者后，他觉得自己面对一场让他大为光火的有效的游击战争，于是他采用更全面的战术，给赫雷罗人颁布了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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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德国大将军，给赫雷罗人发布这封信。赫雷罗人不再是德国臣民。他们谋杀、偷盗，割人耳朵、鼻子和受伤士兵的其他身体部位，而现在他们胆小懦弱不敢战斗……赫雷罗人必须离开这片领土。如果他们不走，大炮会迫使他们走。在德国边界内，每一个赫雷罗人，无论是否持枪，无论是否牵牛，一律开枪击毙，而且，我不再庇护妇女和儿童，我把他们赶回他们的人那里，或者开枪击毙。这是我对赫雷罗人民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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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帝国皇帝的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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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萨的军队大多数都已经由于不适应炎热而筋疲力尽，热带疾病致使他们虚弱、伤残，不可能执行这道残酷的命令。然而，面对其他做法和措施，例如，封锁水坑，结果大约3万名赫雷罗人逃到干旱的内陆地区，德国军队鞭长莫及。他们进入了无水的山德菲尔德沙漠，大多数的牛及大约1.2万至1.4万名男人、女人和儿童死于干渴。侦察兵后来发现了几米深的水坑，周围都是骨骼，但是没水。当柏林终于下令（伴随着媒体的疾呼）取消声明，停止仇恨，向幸存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时候，大约1/3的赫雷罗人已经命丧战斗或者山德菲尔德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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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特洛萨的野蛮意图和赫雷罗人可怕的死亡数目是德国短暂殖民历史上的一起孤立事件，那么，在奥斯曼帝国，凶残的暴力则是频繁而系统性的。1894年到1915年间，数以百万计的亚美尼亚人死于军队及库尔德喽啰之手，还有一小部分，死在某些荷兰殖民地，如爪哇和苏门答腊。也是在1904年，荷兰中校范·达伦发起针对亚齐地区暴动的刑法远征（当时已经为内战困扰），过程中他的士兵烧毁了几个村庄，杀死了2900名当地人，其中包括1150名妇女。一名随行记录远征的摄影师拍的照片上，军官们骄傲地站在被杀村民的尸体上，一只脚踏在死者的头上。10年前，一位年轻的陆军中尉参与了另一次惩罚性袭击。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回顾了这次经历：“我不得不把9名妇女和3名儿童赶到一起，他们哀求怜悯，但我要处死他们。这工作不愉快，但是我也别无他法。战士们用刺刀杀死了他们。”他写道，他接受了“殖民战士的可怕任务”。这位陆军中尉后来成为了荷兰外交部长。他奉命参与的那次远征中，约2000名当地人被枪杀或者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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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媒体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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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莫雷尔和凯斯门特这样的人，这些暴行很难再避人耳目，世界范围内要求改变的公众压力增加了。莫雷尔的效率主要在于他极其善于利用大众媒体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及渴望。能够阅读和买得起报纸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报纸已经成为了主要的信息和娱乐来源。仅仅10年前，便宜、快速的排版技术、照相复制及印刷技术实现了报业的革命性改变，好故事总是能卖到钱，特别是涉及到外国政府犯下暴行的时候。莫雷尔给报纸喂料，并以其有效的宣传活动点燃了公众愤怒的火焰，1904年9月，他到美国做宣传，其间他在华盛顿会见了罗斯福总统，并赢得了马克·吐温的支持；在欧洲，他已经获得了法国作家阿拉托拉·弗朗士及挪威诺贝尔奖得主比昂斯特恩·比昂松的支持。刚果委员会和社团在全世界涌现，从苏黎世的定期集会到新西兰的系列讲座。爱德华·莫雷尔几乎以一人之力使得刚果自由邦成为一个持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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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已经在公众意识中占有了一个新的地位。利奥波很快明白，抵抗莫雷尔影响的不二途径是自己走近媒体。他创建了一个精挑细选的有名望的传教士组成的委员会，在一个没有橡胶业不发达的荒僻地区工作。在系统的国际行动中，他收买说客影响政客，贿赂报纸编辑，让他们改变方针。他的德国代理人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让曾经攻击利奥波是“住在布鲁塞尔皇宫里的肆无忌惮的商人”的柏林《民族报》在两年时间内转而贬低暴行报告是“老妇人的故事”。在英国，利奥波的代理人（他得到可观的报酬）更进一步，让在英国社会有头有脸的人组成事实调查团，而在他们一行到达之前，要到访的地方都经过了一定程度的装扮。两个团都带回一些闪光的故事。其中一位成员威廉·蒙特莫里斯子爵出版了一本过分热情的书，夸奖辛劳工作的官员和欢快的当地人。另一位旅行者、出版商玛丽·弗伦奇·谢尔顿由特许的橡胶公司官员陪着转了一圈，爱上了她乘坐的蒸汽船的船长，后来，她在《泰晤士报》发表的文章说：“我在伦敦街头看到的暴行比在刚果看到的多得多。”利奥波确保该看到的人都得到这条信息，自己掏腰包请谢尔顿做了一个演讲，然后在萨瓦设晚宴宴请500位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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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刚果之战是媒体之战，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比利时国王还是输了。这可能是他的战略错误所致。他瞄准的是他认为重要的人，他请这些人出席盛大的免费晚餐，把题为《刚果真相》的小册子放在豪华火车的头等车厢，而莫雷尔则对更普遍的公众讲话。但是也可能只是利奥波为不可辩护的事情辩护，甚至于散布其他殖民政权犯下的暴行故事，并把他那些不幸的刚果臣民的截肢手说成是孤立的恶性肿瘤案例，比利时医生给他们提供无私的治疗。针对他的进攻完全是势不可挡，比利时的政治重量太小，不足以抵抗其他大国出于战略原因发起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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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国王招募为之扭转公众舆论的游说者之一是亨利·I.科瓦尔斯基上校。此人是旧金山一位张扬傲慢、生活放荡的律师，他有着传奇般的腰身，以致在一次为科瓦尔斯基举办的晚宴上，旧金山市的市长发表了这样的讲话：“我没法照本宣科阅读交给我的祝酒词。像我们的客人一样，这个题目太大了。”领着10万法郎年薪的新任公共关系经理人去布鲁塞尔拜访新老板，然后去纽约，在华尔街置办了一个华丽的办公室。结果“上校”——其军衔像他其他那些资历一样是欺骗性的。这是利奥波一个灾难性的选择。比利时殖民官员很快发现这位以花哨的服饰、在长篇大论的通信中称呼利奥波“我亲爱的陛下”的美国人令人尴尬，试图边缘化他。当布鲁塞尔方面不给发钱以后，科瓦尔斯基愤而改换立场，将他与利奥波之间巨量、详细的通信出卖给了报纸大亨鲁道夫·赫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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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国王操纵报纸和华盛顿政客的证据被公诸于世，其效果是灾难性的。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利奥波试图再一次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然而，这一次，天真的传教士们却不肯配合，而尽管其观点已经经过了仔细的审查才入选了委员会，去到刚果自由邦的三位欧洲法官却认真对待他们的工作，会见了上百位证人。在处理声明的过程中，有一位法官精神崩溃，失声大哭。有一位证人是一位酋长，他本人遭到鞭打并被扣为人质。他放了110棵细树枝在委员会的桌子上——每一棵树枝代表他的部落中为割橡胶而丧命的人。1905年3月，听闻委员会的第一批发现后，刚果总督保罗·可斯特曼用剃刀割喉自杀。刚果自由邦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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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事实上刚果当地人悲惨的直接证词摘自藏在布鲁塞尔国家档案馆的报告，即便利奥波设法哄骗许多国际报纸发表报告的“概要”——他以有益于自己的方式拿到了概要，概要没有提及系统暴行，但是，他自己的委员会的该死的发现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证实了莫雷尔的指控，而且这些发现很快也就为人所知了。此时已经年逾七旬的利奥波热衷于骑着三轮车在他皇宫的花园转悠，其强烈的疑心病和病菌恐惧症令他的宫廷惊恐不已。他终于决定不值得再保留他的殖民地（这时候由于国际市场上出现了其他橡胶生产者，橡胶生意已经不那么合算了）。他慷慨地同意将其卖给比利时政府。得到其君主授意后，比利时举债1.1亿法郎（相当于今天的3.3亿英镑），同意为国王的所有在建建筑工程出资，并额外付给他5000万法郎，“以示对他在刚果做出的巨大牺牲表示感谢”。次年12月，利奥波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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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0年的艰辛工作，敢于迎战一位国王的埃德蒙·莫雷尔赢得了胜利。他的这场征战是第一起国际人权运动，他在利物浦的工作室是第一个NGO（非政府组织），其资金主要来自小额的个人捐款，并将其压力直端带到一个世界大国的核心。这能够成为可能，乃是因为大众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权力的民主化。即便在奥匈帝国和俄国这些还在执行新闻审查的国度，仅仅是出版业的数量就已经使得审查者成为多余。信息和观念像野火一样在城市扩散，几天之内就可以传到最遥远的农场。信息以巨大的压力促成改变，最终施加不可控制的舆论气候。莫雷尔并不是唯一一个受益于这种权力政治巨大变化的人。由于媒体运动，德雷福斯上尉得到重审和昭雪，虽然他的案子属于国内事务，由巴黎社会、政界和军方有权力的人“自上而下”推动。另一个表明报纸平衡力增强的重要案例是1913年基辅的贝里斯一案，该案涉及当地工厂的一位犹太簿记员门德尔·贝里斯。他被控以荒谬的“莫须有”的罪名：仪式性地谋杀了一位基督徒男孩。极端反犹的沙皇亲自指示法官认定贝里斯有罪，并给法庭施加各种压力。然而，在这里也一样，国际报纸对此案件的关注确保受控者立即被宣判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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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收买“证人”和假冒专家出庭的虚假审判在全世界受到跟踪和评论，最终在这种压力下崩溃了。大众媒体把权力放在不同的基础上。过去，权力的形象最重要的总是政治权力，现在，却已不再是官方艺术家和宏大工程的领地，而是在报纸的办公室决定的。德皇威廉二世这样的现代君主竭力博取和利用媒体，并为达成这样的目的而创造并展现一种形象，但是，他也不得不认识到，这是与魔鬼跳舞，事态可能会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每个时代的舆论导向专家都知道，感觉比事实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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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权力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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