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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辅州长克勒格斯将军，维特认为他虽然“无疑比他的继任者好，但是这也不算是一种推荐。他是一个十分有限的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对马的了解多过对人的认识”。同对远东的督抚、海军上将阿列克西乌的评价比起来，这是相当赞美性的评价了，“一个有着狡猾的亚美尼亚地毯商心态的人”，而他之所以能够创下一份事业，维特认为只是因为在年轻的大公亚历克西斯·亚历山德罗（他太迷恋一位情妇，为使他忘掉她，他被送到国外）在马赛的一家妓院胡闹时，他出手救了他，使他免于在大庭广众丢脸。阿列克西乌在法国警察面前承担了那件龌龊的事，自此以后，大公着力提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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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维特对于帝国政府的上层人士没有多少认同，那么，他对沙皇及其家庭的看法则可以说更其不妙。当然，首先，维特认为皇帝尼古拉二世的个性好像“有个好家庭背景的寻常卫队上校”，随和但是完全没有能力，迷迷瞪瞪。“皇帝尼古拉二世跟他父亲很像：很有教养（比我认识的所有人教养都好），穿着非常讲究，从不说粗话，举止从不粗鲁。”——这是他对他的君主最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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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帝国的核心是虚空的，皇帝的“个性或者没有个性”使他完全受制于其德国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多洛夫娜，而她“沉闷、自负的性格及狭隘的世界观”明显体现在沙皇的政治意见中。“她也许适合做一位德国亲王或者一位有脊梁骨的沙皇的妻子，”维特恶毒地反思，“但是我悲哀地认为，这位沙皇没有意志。”结果就造成了完全与现实隔离的、充满贵族虚伪和无知的小世界：“皇后……及其配偶把自己封闭在堡垒里——皇村的皇宫和夏宫。他们从避居的皇宫给那些死于卑劣的革命刺客之手的人的妻子发慰问电报，赞扬死者的勇气，宣布‘只要俄国高兴，我个人的生命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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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几乎完全隔离在一个平行的世界，沙皇仍然认为自己掌握着老罗斯（即俄国）与其永恒的上帝之间的神秘结合，由于尼古拉二世本人的俄国资质相当薄弱，这个观念因此更加滑稽、不当。法国大使毛里斯·帕莱奥罗格盘算过，沙皇和他的表兄弟、国王乔治五世长得如此相像，如果他们互换衣服，连他们的随行人员都难以分辨，而且他也模仿他的祖先，娶了一位德国妻子，夫妻两个用英语交流；即便根据最乐观的分析，他的俄国血统也不会不超过1/128；而且，有传言说凯瑟琳大帝的儿子保罗不是她丈夫的骨血，而是她诸多情人之一的一位伯爵的种，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尼古拉根本就不是俄国人。然而，在尼古拉的心目中，自己是俄罗斯属性之父、是圣命所定的斯拉夫灵魂的守护者，他决心保护它不受现代性的腐蚀和自由主义的张狂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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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非常反动的朝廷的务实派改革者，维特只好小心翼翼行事，而他善于根据谈话对象剪裁信息。当尼古拉二世的父亲、非常反犹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问起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不是“喜欢犹太人”时，并不喜欢犹太人的维特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回答：“我问他可不可能把俄国的犹太人全部丢进黑海。如果可以，那么，犹太人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既然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拒绝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步废除所有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法律。”实际上，维特既心明眼亮，但同时又充满偏狭。他没时间关心“那些破产的犹太佬”，但是他认为当时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是俄国自己造成的。他指出：“反犹太法律遭到任意解释，俄国学校的负面影响强化了这种情况，促使犹太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成为极端的革命者。”——他指的是由于法律限制犹太人的迁徙以及他们可以尝试的职业和强加的特别税，帝国境内的绝大多数犹太人处于令人毛骨悚然的非人境地。维特意识到，这些负担落在“最穷的犹太人身上，因为越富有的犹太人越容易花钱买出路”。他的态度很矛盾：虽然他咒骂爬到圣彼得堡社会上层的“犹太佬”，但自己却选择和一位离异的犹太女士结婚，为此不惜把他的整个事业置于险地，并全然不顾整个圣彼得堡“好”社会的恶意评价。那些人确实不失时机地疏离了这对夫妇。但大家都说他是个忠诚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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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危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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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尼古拉从未找到如何管理一个由现代工业经济支持和提供财源的中世纪国家的办法。这样的经济依赖一个受过教育的阶级，沙皇一方面寻求专业化中产阶级的实用技术和知识技能，一方面又害怕他们那些难以驾驭的自由思想。任何革新或者改革的企图，与自由主义理想的任何联系，最微弱的革命思想气息，都无一例外会被全能的官僚或者被秘密警察用更残忍的手段予以扑灭。除了地方自治机构外，并没有其他民主参与的途径。这种地方性的集会很快成为了改革者的凝聚点。没有国家议会，没有官方允许的政党，媒体受到一如既往的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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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发现对思想感兴趣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最好的结果是会毁掉个人在公务系统的事业；最坏的结果甚至可能丢掉性命。1849年，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背诵一首颠覆性的诗而遭到模拟处决。然而，沉郁的氛围只是使得自由的呼吁更加难以抵制。人们关起门来讨论革命思想，革命思想也通过杂志和书籍被引进俄国，然后这些杂志和书籍被人们抄写、广泛传阅。有时候，甚至连帝国审查官也会在某个关键的时刻把目光抬离办公桌。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获得批准，是因为审查官想不到有谁会真的去读这本如此乏味的经济学理论著作。1862年，他有位同事那天心情特别差，因为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呆板的风格和沉重的情节令他沮丧不已，他批准了它的出版。小说的主人公经受了可怕的考验，鼓起勇气参加革命，结果，为了强化对事业的忠诚，他只吃肉和睡钉床。一整代俄国醒悟的年轻人，包括后来以列宁著名的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1870—1924年），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感召了他们，他们因此被革命理想所征服。许多人不再相信宪政改革与和平演变的可能性。面对当局的恐吓、欺压与威胁，他们转而采取其他措施。在《怎么办？》出版当年，另一位学生革命者发表了他对未来事态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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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了，很快，这一天就要来了，那时我们将张扬未来的伟大旗帜——红旗，喊着“俄国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的豪迈口号，反抗冬宫，消灭住在那里面的人……我们会报之以如今他们对待我们的残酷无情，诛灭帝国主义党羽。如果那伙肮脏的猪猡胆敢在广场现身，我们就在那里结果他们；我们将在他们的家里诛杀他们；我们将在城市狭窄的里巷诛杀他们；我们将在首府的大街上诛杀他们；我们将在村子里诛灭他们。记住：任何不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消灭我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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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事业的无望促使一整代革命者变得激进，使他们成为了革命的战士。现代世界第一波自杀式恐怖袭击常常使用的武器包括左轮手枪和家制炸弹——这种炸弹可以近距离使用，往往使袭击目标和刺客同归于尽。这个行动残酷有效：1917年之前的20年间，大约1.7万人死于恐怖袭击，其中包括两名总理和几位省长。如果加上许多的地方性反抗，尤其是发生在受到残酷镇压的波兰和芬兰的反抗，以及许多的农民起义和城市大罢工，那么情景就是持续的一触即发的内战，起义的爆发和官府的报复标志着这个国家脆弱的僵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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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一场胜利的小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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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俄帝国的局势，其遭到粗暴对待的、愚昧的大多数农民，其受到残酷镇压的少数民族，其灰心丧气的中产阶级，其管理者们经常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能，一场大的革命没有更早发生，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当其终于发生的时候，原因既愚不可及又毫无必要：与日本的灾难性战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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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急于把他的帝国扩大到东南亚，在太平洋获得一个不冻港，为此，他一直在寻找巩固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影响力的途径。他已经武力逼迫日本割让北方的萨哈林岛，强行让中国将中国北部和朝鲜之间的天然良港、具有宝贵战略地位的旅顺港租让给俄国。租让协议一签署，俄国立即着手派驻军队，强化其在东方的军事基地。这项任务由于跨西伯利亚铁路而变得更简单。这条铁路是维特心爱的项目，已经接近竣工，其目的显然是军事的，而非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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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触怒了旭日帝国，它悄悄地但是扎实地准备打仗，并重金聘请了普鲁士顾问，购买了英国战舰。1904年1月，日本敦促俄国接受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双边领土保证条约，由于圣彼得堡几周都不予回应，日本天皇召回了他的大使。海军上将、远东督抚阿列克西乌正好在东京，他发电报给沙皇，告诉他日本人只是虚张声势。总理维亚切斯拉夫·普列维认为日本人永远不会进攻，而即便他们进攻，一场“胜利的小战”只会极大地改善俄国国内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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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2月8日深夜，日本战舰和鱼雷艇包围了旅顺港，向无助地停泊在港口的俄国舰队开火。由于太平洋舰队基本被毁灭，沙皇的将军们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在朝鲜驻军，向俄国据点推进。在圣彼得堡，总参谋部一派惊慌失措。东方远远没有足够的军力抗衡日本人的进攻；跨西伯利亚铁路只有一根轨道，水域面积相当于瑞士的贝加尔湖周围的工程尚未完工。俄国只好把铁轨铺设在冰面上运送部队去战争现场，而湖周围的路线则以最快的速度赶修。几个月之内，它就向中国东北运送了41万名战士、9.3万匹马和1000门重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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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随着东方传来的消息不断恶化，恐慌引发了无序，催生了轻率的计划。波罗的海舰队受命解救被围困在日本海的部队，遂开始其缓慢得令人痛苦的旅程，穿过丹麦去非洲和好望角。俄国军队弥漫着混乱和疑神疑鬼，沙皇的海军在诺福克海岸附近的多格浅滩误把一艘英国的拖网渔船当成日本鱼雷船击沉，差点挑起与英国的战争。俄国战舰之间甚至互相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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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二世坚持他当初的选择，任命其督抚为战争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对于这项决定，谢尔盖·维特刻薄地评论说：“海军上将履行这个新职位的资格跟我差不多。他对军队一无所知，对海军所知甚少。”沙皇拒绝听取顾问们的意见，坚决不解除阿列克西乌的职务。为了挽救战局，他决定再任命一位指挥官。库洛帕特金将军是一位经验丰富、能干的军官，但是，由于互相矛盾的命令和虚荣自负的督抚不断的干涉，他根本无法完成任务。这些新情况令谢尔盖·维特大为震惊，在库洛帕特金赴任之前，维特同他交谈，恳求他等阿列克西乌将军一到就立即将之逮捕，并押解回圣彼得堡。库洛帕特金“哈哈大笑，离开的时候，说‘你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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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情况已经非常明显，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胜利。5月，俄军在鸭绿江战役中伤亡惨重；8月，旅顺港的俄国舰队试图突出重围，结果以灾难告终；1905年2月，经过一场代价惨重的大规模战斗，日本人迫使库洛帕特金从其距旅顺港400公里以北的总部撤退。俄国军队装备差、训练差、互不协调，情报搜集水平极低下，军队只好依靠伦敦的《泰晤士报》获知部队行动的准确信息。沙皇企图激励其军队抗击“黄祸”的士气和使命感，把大量的圣像，包括上帝的圣母和各种东正教的圣人，送到前线，这种倡议被很多人视为典型的中央集权政府的优先考虑和盲目无知。“日本人是在用机关枪攻打我们，”德拉格米洛夫将军说，“但是没关系：我们用圣像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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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还是枪的力量大些。1905年5月，波罗的海舰队在环航地球、终于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日本海军上将们拥有全部的机会与俄军决战。他们在朝鲜和九州之间的对马岛附近发起对俄国军队的战斗，击沉了8艘战舰，有效地结束了普列维希望的“胜利的小战争”。为了竭力挽救俄国惨遭动摇的威望，谢尔盖·维特受命去美国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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