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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高层都不为这次会议费心，代表俄国的谈判任务落到籍籍无名、年事已高的米哈伊尔·内力多夫肩上，他频繁生病，所以，在谈判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美国的代表是75岁的约瑟夫·霍奇斯·乔特，英国是82岁的爱德华·弗莱爵士和仅60多岁的恩斯特·萨道义爵士，马绍尔·冯·比巴斯滕男爵（一个完美的普鲁士人，蓄着卷曲的胡子，有几处决斗留下的伤疤）是前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现威廉二世的特使，他也60多岁了。受制于礼仪与把和平提上议程的公众舆论要求，代表团不情愿地在全体会议期间花了25分钟讨论这个话题。4个月磋商期的其余时间，代表们讨论的是战争规则的形式化，包括控制在陆地和海上使用地雷（水雷）的规则、战时对待敌方商船的规则、中立国的权利，等等。9月17日所有参会国签署最后的声明时，世界和平事业一寸都没有得到推进。相反，一些大国达成了幕后秘密协议。与会国政府宣布对会议结果感到满意，其他人，即那些非政府与会者则满腹愤怒和沮丧，尤其是不屈不挠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伯莎·冯·苏特纳男爵夫人，她觉得错失了一个历史机会，认为这是人类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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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特纳男爵夫人（1834—1914年）是一位卓越的女士。她出生于布拉格，生来就是金斯基女伯爵，她的家族属于哈布斯堡帝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伯莎出生之前她父亲就过世了，她的童年受到她精神紧张、冲动的母亲控制，嗜赌的母亲很快将家族的剩余财富挥霍殆尽。年轻的女伯爵只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尽管她的贵族教育除了优雅的客厅生活之外，并没教会她更多。从一开始就富有进取精神的她试图成为歌手，然后准备当音乐教师。但是尽管她的琴艺很好，要以此维持生计还是很困难，于是年轻的她选择了她那个阶级成员唯一选项：1873年，时年30岁的她在维也纳的冯·苏特纳家当了一名女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好像是浪漫小说里的情节。年轻、一贫如洗的贵族女子爱上了雇主的儿子亚瑟·冯·苏特纳。面对对方父母的强硬反对，她逃离了诱惑，奔往巴黎。她在报上看到一条广告，一位“富裕的老绅士”招聘私人秘书，她应聘了这个职位。老绅士的忧郁和文雅性格令她着迷。他是工业家、炸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然而，几个星期后，情感战胜了理智，女伯爵回到维也纳，与亚瑟一起私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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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分文不名的夫妻没有可能选择自己的流放地，他们去到高加索（今格鲁吉亚），因为家里有位朋友在那儿拥有一所庄园。之后是12年的艰苦生活，其间伯莎时不时给维也纳的报纸写文章赚钱，亚瑟则教授法语口语和骑术。1877—1878年俄国与土耳其战争期间，伯莎从受伤士兵和平民身上看到战争的痛苦，她非常惊骇，并把自己在第比利斯的家变成了临时医院。这个印象如此深刻，她下决心用自己的余生促进和平。1885年，夫妻俩的经济状况和与冯·苏特纳家族的关系足够稳定，他们设想搬回维也纳，在那里，伯莎写了一部自传小说《放下你的武器！》，1889年小说出版后畅销一时。她描写的痛苦的妻子、母亲和遭残杀的士兵，以及以光荣和祖国的名义毁灭的生命和希望，感动了成百上千的读者，伯莎·冯·苏特纳的名字顿时变得家喻户晓。之后她又写了30多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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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特纳男爵夫人的名声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争议。资产阶级道德常常不把战争视为悲剧，或者是一种必要的恶，而是一种历史进步的健康、刺激机制。一百年以前，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黑格尔为这种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历史是文明和自由的不断提升，这种进步体现于互相冲突的理想之间的斗争及其创造的更好的新事物。人是这些理想的承载者，这是世界精神选择在历史上主张自己的方式。因此，战争对于人类的进步是必要的，当一个更强大、健康、先进的民族强加其文化，创造新的文明，直到其不可避免地被另一个体现了更先进的世界精神的民族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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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在中产阶级道德中根深蒂固，它认为放下武器的号召根本就是在敌人和历史面前的怯弱。敌人之于进步的必要性，一如黑夜之于白天。讨伐战争的男爵夫人知道报纸的嘲笑：她认真的情感诉求很容易成为靶子，她持续的演讲和笔下的一篇篇文章和小说使她看起来不像是和平鸽，而是忙着下文学之蛋的多产的母鸡。她是外行。她不懂。她宏伟的思想让她过度紧张了。她歇斯底里。毕竟，她只是一介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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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然法则”的争论风靡一时的时候，无怪乎不仅对苏特纳的反对，就是这些辩论本身，也被性别化了。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理论上讲，”奥地利社会主义领袖罗莎·麦瑞德写道：“战争是最高级的男子气概的可怕极端，是绝对的男性活动最后、最恐怖的结果。”丽达·古斯塔瓦·海曼，当时的德国妇女参政权论者与和平活动家（我们将在后文看到，这两个身份经常结合在一起），把这个逻辑往前推进了一步：女人来自金星，但是她们陷入了火星的奴役：“男性、毁灭性原则与女性、建设性原则截然对立。后者基于互相帮助、优雅、理解和对话之上。在现代的男性国家，女人不仅被剥夺了任何表达其基本特性的可能，而且还不得不屈从于男性原则，被迫承认它。她们被强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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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特纳男爵夫人并没被性别政治、批评和讽刺给吓着，她继续进行她的活动。她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之间的柏拉图恋爱并没有随着她返回恋人身边而终止，她和老先生之间保持着稳定的通信。他扮演了她的父亲的角色。在她短暂地担任他的秘书期间，他曾经告诉她：“我真希望自己可以生产一种具有可怕效果、能够实现整体毁灭的材料或者机器，以使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他对和平与国际仲裁的兴趣是真实的。本来用于工程、修建隧道、煤矿和道路的炸药也改变了战争。诺贝尔强烈地意识到，他的财富部分是依靠破坏所得。所以他决心将其利润用于促进和平。1892年，他们两个人计划以诺贝尔的名义给和平活动家颁一个奖。诺贝尔于1896年亡故。他在遗嘱中交代将其全部财产交给一个基金会，颁发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文学与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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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诺贝尔和平奖被颁给了伯莎·冯·苏特纳。她刻画了工业战争时代战争的末日图景。她宣称，在未来的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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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国家都会化为齑粉，所有的工作都将停顿，所有家庭的火炉都会被掀翻，只有哭声在边境回荡。每个村子都会毁灭，每个城市都会成为废墟，每块土地都将堆满尸体，战争将进行得如火如荼：海底，鱼雷艇将巨大的轮船拉到海底；云端，武装的飞艇攻击他国空军，身体残缺不全的战士像血淋淋的雪花，从6000英尺的高空掉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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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奇异的和平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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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战前那些年是军国主义猖獗的时期，那么，同时也是和平活动密集的时期。苏特纳的诉求传到了大量为大国军备竞赛紧张、为“不文明”的批量屠杀感到震惊的人们的耳畔。随着世界一年一年以更加飞快的速度奔向灾难，一些重要的反文化寻找和宣告不一样的社会愿景。每个国家和每个城市都有和平活动者，这些人往往（并非总是）也是妇女选举权和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公众的好战与和平运动之间的反差在德国体现得最强烈。德国拥有欧洲最大、最活跃的和平运动。伯莎·冯·苏特纳和记者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创建的德国和平协会仅在德国就拥有1万名会员，而且会员数量稳步增加，而真正的支持者更为广泛。几乎所有社会民主党（1912年，德国国会选举中，登记支持者达35%）的追随者都认为战争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个人的方便途径。1911年，柏林有10万人参加的和平游行反对德国在摩纳哥危机中的强硬姿态，德国的所有主要城市都发生了相似的示威运动。同年9月，25万之众的人群聚集在柏林特雷普陀公园，进行反战示威。在政府层面，各国议会联盟（几乎完全由社会主义者组成）1912年有来自三大洲40多个国家议会的3640名代表，其中有157名德国代表，141名俄国代表和516名法国代表，包括让·饶勒斯这样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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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小说、小册子和演讲、大会和煽动，但是国际和平运动似乎还是没法改变欧洲政治的军事气氛，甚至只好眼看其言论被用来推进非常不同的政治目标。1898年，世界和平事业得到最不可能的支持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援手。全体俄国人的统治者沙皇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要求世界大国于次年参加在海牙举行的和平会议。年轻的君主大肆吹嘘他新信奉的事业。他指出，和平是一个历史目标，同时，大国并没有离它更近：“不断增加的财务费用在源头处打击并导致公共繁荣的瘫痪；各国的智力和体力、劳动力和资本大部分不用于自然该用的地方，而用于非生产性的地方；上亿的金钱被用于获得可怕的毁灭工具……民族文化、经济进步和财富生产由于它们的发展，要么瘫痪，要么滥用。”无论是伯莎·冯·苏特纳还是卡尔·马克思都不能比他更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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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其全部绚丽的热情，沙皇诉求的历史完全是不折不扣的闹剧。这全都起源于一起扎实的俄国间谍案，经由此案，亚力克塞·库洛帕特金将军、后来俄日战争中俄军悲剧的指挥官、1918年的战争部长了解到奥匈帝国正准备投资射击高度六倍于俄国武器的快速射击野战炮。只消看一眼战争部耗竭的武库就很清楚，俄国无力竞争。于是，库洛帕特金想出了一个恰当的主意，向俄国的主要对手奥地利提出一项武器禁令。他把他狡猾的想法提交给财政部长谢尔盖·维特（其时他处于权力的巅峰）。维特以其典型的实用主义精神指出，他的合约中没有任何让哈布斯堡帝国的部长们感兴趣的地方，而只能“把我们的弱点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为了安抚战士及他的盟友、外交部长穆拉维约夫伯爵，维特稍微讲了讲现代和平思想与国际谈判、创建国际仲裁委员会的连续尝试，以及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呼吁。穆拉维约夫的贵族熟人圈中很少讨论这类想法，这个前景对他完全是新鲜的。国际和平会议不仅可以解决俄国的财务窘境，而且也可以使俄国显得像是人类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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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拉维约夫知道几乎不可能让沙皇相信这个策略的好处。俄国是通过军队施行统治的，尼古拉最开心的莫过于置身于战士中间。然而，《战争的未来》一书的出版助了伯爵一臂之力。这部卷帙浩繁的六卷本著作的作者是波兰犹太人、实业家伊万·布洛赫。布洛赫综合研究了军事和技术发展及其战略含意，他的结论是，19世纪的经典战争——军队在战场上以巨大的、定位进攻对抗丰富多彩的军队，凭着勇敢的骑兵冲锋陷阵和个人的勇猛制胜——已经成为过去。布洛赫解释了无数的统计数据、国家能力及因素（细至到炮弹的射程及军装纽扣的价格），他确信，战争将会工业化，依赖总体生产能力、铁路及后勤，只有当对手在经济上耗竭——所有参与各方最终都会耗竭——以后，国民经济之间吞噬一切的冲突才能得胜。任何军事胜利也将是民族的自杀，随后将带来崩溃和革命。一旦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将不可避免，这一前景甚至足以暂时将沙皇从光荣的胜利梦想中惊醒过来，于是他决定做国际和平的拥护者。他的邀请不可能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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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在公众的巨大兴奋和外交官们的深刻怀疑中，海牙第一届和平会议召开。德国代表团团长蒙斯特伯爵深感恶心，用他的话说：“会议把全世界的政治痞子带到这里。最糟糕的记者……布洛赫这样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和苏特纳夫人这样的女性和平狂热分子……所有的乌合之众，在年轻的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和社会主义者积极支持下参与讨价还价，在俄国的保护下公然进行他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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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代表看到一副更积极甚至具有预言性的图景。这个国家集会能否成为一种永久性结构——也许是欧洲国家联合会，或者国际联盟？仲裁不可以导致在这次召开和平会议的地方海牙建立一个国际法院吗？在当时，这些都是遥远的愿景，公众对于世界和平提议的想象力几乎失控，这极大地强化了这些愿景。“每天收到的奇怪信件和古怪建议令人惊异，”据身经百战的美国大使安德鲁·D.怀特记录，“毋庸讳言，贵格会教徒全力以赴……有计划、方案、观念、妙方、各种怪念头，敦促我们、试图占有我们时间的人数堪称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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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会议深入到现实政治以及关于现代战争和种族屠杀的细节谈判，乌托邦策划很快退入背景。限制其军队的话，俄国和德国一个字也不要听（德国上尉格罗斯·冯·施瓦茨科波夫在一个场合爆发了，由此戳穿了沙皇的宏大说辞），“德国人民没有被军备开支压倒……他们没有奔向耗竭和毁灭！”美国不同意对其海军雄心的任何限制，英国则小心谨慎地派了海军上将杰基·费舍尔前往阻止任何可能威胁到珍贵的无畏舰项目的事项。在社交场合，费舍尔作为杰出的舞者鹤立鸡群。然而，在委员会里，只有他一个人坚持打拍子——主导事态的方向：“多亏约翰·费舍尔爵士积极有力的态度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原来条款中很可能以任何方式束缚或者为难交战方自由行为的条款都被细致地消除了。”如释重负的海军部首席勋爵做了如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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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月会议结束的时候，很显然，所有的和平与裁军努力都撞毁在政府不妥协的岩石上，“寒冷，所有的心都觉得寒冷——如同穿过嘎嘎作响的窗户的气流般寒冷。我觉得彻骨寒冷，”全程待在海牙、感到幻灭的伯莎·冯·苏特纳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其时是气候温和的夏日，但她感觉不寒而栗。1907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召集第二次会议。这一次他企图在俄日战争后恢复国际威望，但结果与第一次会议差不多。苏特纳悲叹：“这不是关于和平的会议，而是关于战争习惯的会议。”她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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