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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揭掉面纱的伊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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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和美好未来的不同认识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在个性和辛辣的细节方面，最丰富的莫过于这场最重要的运动，它拒斥所有显然的真理，而是假定指引人间梦幻的精神世界：神智学和人智学。这一世界观的鼻祖和启发灵感的人是海伦娜·布拉瓦茨基（1831—1891年）。她是极端实用主义者、俄国总理谢尔盖·维特的表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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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扬世界的“布拉瓦茨基夫人”早年的生活相当动荡，结婚仅仅三个月，她就逃离了婚姻，投入一位了无意趣的官僚的怀抱。她上了一艘去往君士坦丁堡的蒸汽船，其后十年间她的行踪说不清楚，她宣称她游历了世界各地的精神中心，尤其是西藏，据她说，那里的和尚引导她进入了古老的启蒙奥秘。几乎是事后她才想起她也做过马戏团演员，在西伯利亚做巡回音乐会钢琴家，在敖德萨开办和运营一家油墨厂，在巴黎做鸵鸟羽毛进口商，同法国皇后欧也妮成了密友。在开罗同一位歌剧演唱家发生了一场热烈的恋情，过了一段苦日子后，布拉瓦茨基于1873年突然出现在纽约。后来，她写道，她在西部开始新生活的打算失败了，过了一段戏剧性的日子，其间她见到了埃及的喀巴拉派、在希腊海岸附近船只失事、在意大利为加里波第战斗，1860年代在美国的内陆边疆同印第安人结识，之后，她回过头，决定在纽约安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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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瓦茨基惹人注目的外观——深深的、悲伤的、富有洞悉力的眼睛，不停抽烟、“像黑人或者科茨沃尔德母羊般卷曲”的头发、充满梦幻意味的长袍——给她遇到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在纽约先是当裁缝，然后成了隐匿性的巨著《揭掉面纱的伊希斯》（1877年）的媒介与作者，然后，她和她的伴侣亨利·斯太尔·奥尔科特带领着一群深层真理追求者。他们的探索通过来自灵性世界的绿色信笺、金色墨水的信指引，由媒介本人发给追随者，其中通常包含对她有利的规定。她和奥尔科特一起创建了神智学会，搬到印度，从印度去到德国维尔茨堡、伦敦。1891年，她死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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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瓦茨基夫人隐秘的、受到印度启发的启蒙教导有很多的追随者，尤其是在英国、德国和俄国。她宣称，科学作为认识世界的方式太有限了，因为它排除了灵性世界的真实。这是达尔文的主要错误（在纽约的时候，布拉瓦茨基房间里有一只填充狒狒，臂弯里夹着一本《物种起源》），如果他的心胸更加开放，他的错误可以得到纠正，那么，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布拉瓦茨基接着写道，物理真实只是灵性真实的干扰，只有通过冥想和启蒙才可能转移对尘世身体的关注，把注意力转向星际身体，作为最早生活在地球上的物种，人类老早于其物理身体之前就拥有星际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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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瓦茨基令伦敦的知识分子着迷、好奇。爱尔兰诗人W. B.叶芝怀着探索神秘的心情来到她家，费边派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写了她的生平介绍，产生了同她的思想密切联系的神秘思想，建筑师埃德温·鲁琴斯是她的运动最热烈的赞助者和追随者。奢侈的两面派查尔斯·韦伯斯特·利德比特也是，他很像布拉瓦茨基夫人，假装在转向神智学和最终的启蒙之前经过了各种奇异、隐秘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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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德比特无可置疑的真实热情关系到他所培养的青年男子，据称要找到将成为下一位伟大导师的纯洁灵魂。在印度，他相信克里希拉姆提是他寻找的那位非凡的人。克里希拉姆提是一位英俊但大家都认为智力落后的青年。他和他的兄弟很快搬去同利德比特同住，推行一个严谨的方案，收取特殊学费，传授普遍的奥秘，包括严密控制青年们的饮食和洗澡时间。最终，利德比特（他让人们知道，公元前40000年，他是安妮·贝赞特的妻子，他们共同的孩子就是克里希拉姆提）搬到英国，继续他为男孩子们制定的教学计划。他们追随着他，而他们的父亲给予他们谨慎的祝福，他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他儿子们的导师曾在1906年被指控鸡奸两名美国青年，并被赶出了神智学会，对此，他声称他只是跟他们提到自慰是一种健康的成长。在他一封针对许多控诉之一的编码信被发现后，他的自我辩护显得苍白无力。他在这封信中说：“我亲爱的孩子……一周两次是允许的，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带来最佳效果的方式……如果不用帮助就达到了，他就需要更频繁的摩擦，但是也不可以太频繁，否则他就会比较困难……高兴的感觉太愉快了。吻你一千遍，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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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1年，英国的神智学会已经发展成重大的运动。它拥有1.6万名成员，成员被组织到各当地旅馆，享受精心安排的野营欢娱，着仪式长袍、制服，佩戴特殊的首饰。所有活动的中心围绕着小小年纪的圣人克里希拉姆提那半神的身影，在他不习惯的英国那种没有光照的灰黯环境中，他显得抑郁、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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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他们的小圈子之外也有很多英国人对神话抱有相当的兴趣。苏格兰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的畅销书《金枝》（1890年出版，1905—1916年期间大幅度扩充、重印）在中产阶级中间影响很大，但是弗雷泽清醒的阐述并不给读者提供唯心主义的幻想。相反，这位人类学家、学者把耶稣置于佛陀之后，分析基督教信仰中各种神话的共同之处。他对于消解宗教的神秘化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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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追求不同信仰的风尚往往也伴随着性观念的变化。活动家、前牧师爱德华·卡朋特（1844—1929年）体现了这种万能的态度——他有着非常个人化的、混杂的思想，包括同性恋解放、裸体主义、有机农业、英国国教、素食主义、社会主义和诗歌。卡朋特是他那个阶层中第一个敢于公开和男伴同居的人，并于1908年出版了《中间性别》一书。他在书中也阐述了性解放和心灵解放的破坏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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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洛斯（译者注：爱神）具有一种强大的校准作用。也许真正的民主依赖……一种能够轻易跨越阶级和等级的情绪，在最亲密的感情中整合社会最疏远的人群。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地位和出身优越的同性恋者常常被粗鲁的人——如体力劳动者——所吸引，并常常产生非常牢固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不被公开认同，但是对于社会制度、习俗和政治倾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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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朋特的“同性恋”倾向与政治活动给他制造了很多的敌人，当他与萧伯纳一起创建独立工党时，他和他的追随者惹恼了乔治·奥威尔，奥威尔后来抱怨说：“所有喝果汁的人、裸体主义者、穿凉鞋的人（和）性欲狂”这下都认为他有一个政治讯息。奥威尔这样严肃的社会主义者都对卡朋特明显的轻浮感到震惊，另一些人则受到他的事例的鼓励。小说家E. M.福斯特从卡朋特那里获得灵感，创作了《最长的旅程》，刚从剑桥毕业的年轻人鲁珀特·布鲁克则开心地组建了一个“新异教徒”圈子，其仪式主要包括和与维吉尼亚·斯蒂芬等同样喜好冒险的朋友在月夜去河里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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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初期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波希米亚者的这些实验还只是开始。各种各样重组了英国文化的愿景、试验流派、艺术运动和先锋出版物将在战后开花结果。毕竟，这一反文化最重要的核心、围绕维吉尼亚和瓦妮莎·斯蒂芬姐妹（后来的维吉尼亚·伍尔夫和瓦妮莎·贝尔）发展起来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只是刚刚诞生。还有多产、极其淫乱的奥古斯塔斯·约翰，他是一位画家，穿着绚丽的吉普赛服装，有着真正极其旺盛的力比多和断然不同于流俗的道德，但是那些年他主要待在巴黎，因为他觉得同巴黎的波希米亚者更意气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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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德国，有一位神智学会的成员已经开始走自己的路。鲁道夫·斯坦纳（1861—1925年）、奥匈帝国施蒂利亚乡村一位站长的儿子，是一位具有奇异魅力的属灵真理先知，而且其遗产一直流传至今。斯坦纳是一位聪明的文学学者，深谙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曾在维也纳和罗斯托克学习过。27岁那年，他受邀编辑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科学著作。这个项目的工作地在魏玛。这位研究者在魏玛待了8年，他不仅为歌德的诗歌所吸引，而且虽然自然科学家们表示怀疑，但他觉得歌德的科学思想传达了更高层次的自然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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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纳去柏林的神智学会演讲过，并于1904年被任命为德国和奥匈帝国分会的领导，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布拉瓦茨基学派对佛教的强调太过局限，遂创建了竞争组织人智学会。学会极富成效，多年间，他一直担任教师，也是其关键人物。作为一个真正的博学之士，斯坦纳远不仅仅是旨在开发潜在认知器官以认识属灵世界的“灵性科学”创始人。他的文学产量堪称巨大，还包括6000场演讲和几十部著作。在写作、在欧洲不断旅行和讲座之外，在生命余下的21年间，他还腾出时间创办学校，设计全部课程，和农民一起实施一个与宇宙协调的畜牧业体系，这个体系后来以生物动力农业闻名。他还做雕塑、画画、写隐秘的神秘戏剧；启发产生了多种表现主义舞蹈形式，加上一个以他的17座建筑设计为支撑的设计学校；开创了一种类似于同种疗法的医疗方法，以及一个新经济学思想学派和一种合作银行；一战以后，他创立了以天主教和表现主义美学为基础的宗教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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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纳似乎不知疲倦，他的很多追随者将这归因于神秘的力量。1913年，他决定为他的运动修建一所精神中心：歌德堂，临近瑞士巴塞尔的多尔纳赫。这所中心致力于灵性真理及其使徒歌德的崇拜。中心建筑完全是木结构，连最小的细节都由“博士”——这是追随者对他的称呼（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亲自设计。斯坦纳有着僧侣般的举止，黑黑的发光的眼睛，以及神秘的话语，因此他吸引到的人素质优于神智学派。他显然的智力和广泛的阅读令人印象深刻，他的体系兼具复杂性和一致性的双重好处，尤其是他总是告诉他的学生，重要的是，不仅仅要相信他告诉他们的东西，而是根据复杂、科学的灵性和冥想体系，把他的教导作为自己发现灵性世界真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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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智学会的教导把严峻、僵化的社会现实降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次要层面，以耶稣和路西弗、波斯神阿里曼体现的邪恶力量之间的神秘斗争解释世界，对于当时的很多人，这是一种有吸引力的逃避社会制约与取向丧失的途径。说到底，技术与快速机器的涌现只不过是阿里曼控制凡人心灵的物质方式。人智学对一切问题都有答案，很多有神秘倾向、对世俗知识不满意的知识分子觉得其吸引力无法抵抗。安德烈·别雷为斯坦纳的魅力所倾倒（他的朋友、辉煌的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则屈服于布拉瓦茨基夫人执拗的灵性魅力），他的影响波及到德国诗人克里斯蒂安·摩根施特恩、俄国作曲家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瑞典诺贝尔奖得主塞尔玛·拉格洛夫、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和画家皮特·蒙德里安。他的另一位遥远的钦佩者是和平活动家伯莎·冯·苏特纳，她在几部著作中提到斯坦纳。长达数年间，斯坦纳住在柏林，他的关系深入到威廉社会的核心。他是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伯爵（他是颜面扫地的前柏林市长库诺·冯·毛奇的堂兄弟）的私人朋友，受到德皇政府成员——包括其最后一任总理——的称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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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纳教导中的历史命运思想及其种族主义色彩不仅符合那些追求超出理性的更高真理的人的口味，也投合具有保守的德国背景的人的思想。在所有的轮回、基督论与属灵世界的烟幕背后，其历史哲学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其想法是通过斗争，最后实现基督教、欧洲、雅利安，尤其是德国文明的主导地位。在辩证法与决定论的处理中，斯坦纳还吸取了黑格尔关于其他民族优点的思想，认为他们代表着人类发展较早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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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主张表明斯坦纳不是真正的首创者，而是他的时代和他的奥地利乡村背景的真正孩子。他的有些作品看似原创和创新，另一些则是平庸之作，显然是借用别人的。他的追随者们最为崇敬的他的那些艺术作品其实非常糟糕。人智学体系的基础是印度神秘主义、纯化的天主教基督教、表现主义美学，以及近乎万物有灵论、自然世界由生活中潜在的、接近德国人的力量居住，类似于尼采的生命崇拜。所有这一切中都加入了大量黑格尔、歌德的宏伟和雄辩以及少量的康德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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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带着狐疑参加其讲座的人觉得这一锅炖煮难以下咽。赫尔曼·黑塞宣称它们“难以消化”；弗朗茨·卡夫卡回忆斯坦纳的一次讲座，说他“善于言词”，但是也有“吹笛人的气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嘲讽说：“这人从来没有听说过非欧几里得几何！超性感的经验！真是一派胡言！你至少得使用你的一种感官才能体验任何东西！”即便作为更赞同他的观察者和从前的朋友，社会主义者罗莎·麦雷德也怀着明显的困惑：“我不能理解他对人民的影响。他出现在那儿，穿得像个牧师，黑袍扣得紧紧的……语言单调，太多的感伤和夸张的效果，就像一个传教士。他的话可以分为三类：从他广泛的阅读中获得的机智的格言；以习惯说法为基础的空话；无法理解的超感官能力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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