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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生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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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异的是，对欧洲的考察表明，对不同生活和未来思想的兴趣很不平衡。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很强烈，而在英国很小，在法国则几乎不存在。这种不同教育的传播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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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以其相对整齐划一、国家控制的教育制度又一次名列榜首。威廉的帝国是滋生养育和教育孩子方法的沃土。瑞典教育家艾伦·基1900年出版的《儿童的世纪》影响惊人，迅速被翻译成几种语言。到1929年，这本书仅仅在德国就销售了3万册。基看待儿童的方式与大多数教师和教育家不同。她认为，儿童有权利享有慈爱、诚实的教养，免于虚伪、限制和体罚，独立和有自由判断地接受教育。“塑造个体意识的根本条件是……给予孩子良心的确定性，敢于违背一般的看法、共同的习俗或者熟悉的感情。”基继续写道，目前的教育是在“谋杀心灵”，通过对他们施暴和令他们厌倦而在精神上把他们变成懦夫。在一个许多校长像是教官、学校的榜样是军队的世界，这种主张犹如发射大炮般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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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各种教育改革者听到了基这样的呼吁。保守的赫尔曼·利茨在德国开办了四所学校，而他的学生、后来的竞争对手古斯塔夫·维内金反对教授经典和公认的学说，并创建了一所以诚实和同志关系的“青年文化”为基础的实验学校，由此制造了很多的敌人。由于对现代生活不人道的匆忙有着相似的厌恶，保罗·吉希布建立了两所学校，其中第二所是欧登华学校，其影响力异常巨大。在其他欧洲国家，相似的行动包括意大利人玛丽亚·蒙台梭利1907年开办的儿童之家，1901年弗朗西斯科·费雷尔在巴塞罗那创办的无政府主义现代学校，以及智慧、勇敢的牙努什·科扎克在华沙创办的孤儿院。孤儿院由孩子们自己管理，在他们自己的民主议会里，他们做所有决定——从预算到课程到纪律。1942年，尽管有人提供了虚假文件让他逃离祖国，科扎克还是在特雷柏林卡遭到谋害，一起遇难的还有他那些他不肯放弃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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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校中最成功，也最具前瞻性的是尤金妮·施瓦茨（1872—1940年）在维也纳腹心创办的私立女子学校。施瓦茨富有、充满自信，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她拥有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她希望为孩子们提供不同于她自己那种沉闷的、鼓舞人心的教育，于是开创了反映维也纳艺术先锋派世界观的课程。这些先锋派的主要奉行者经常光顾她著名的沙龙，有些人接受她的邀请到学校任教。阿道夫·鲁斯在这里教授建筑学；阿诺德·勋伯格教孩子们音乐。只有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对当局是个问题。他不具有官方的教学执照，所以教育部不许他任教。当施瓦茨提出抗议，指出他是天才的时候，部长冷冷地说：“规则不允许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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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富有、聪明的女人精力旺盛地参与维也纳的知识分子生活，这引起了几个男人的愤怒，尖刻、厌恶女人者卡尔·克劳斯尤其愤怒。他在他的杂志《火炬》上毫不留情地，几乎是着魔般地嘲笑她。在小小的沙龙世界，两个人常常不期而遇，持缓解态度的尤金妮有一次抗议克劳斯好像从来不记得她，从来不招呼她。“你必须原谅我，夫人，”他回答说，“我以为你是那个可怕的女人施瓦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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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局势要平静得多。对那些处于选择地位的人，一直存在私立学校，但是这些学校强制执行的思潮助长的只是新的乌托邦世界。那些有不同教育理念的人还可以选择去贵格会和天主教会创办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学校。最接近欧洲大陆的改革运动、实际上启发了后来的许多学校的是1889年由苏格兰人塞西尔·雷迪创办的阿伯茨霍尔姆学校和1893年约翰·哈登·巴德利创办的彼得莱斯学校。他们创办这些学校都为了回应维多利亚时期教育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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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核心人物、聪明的斯蒂芬姐妹从来就没有上过学。她们在家里由父亲教育，他让她们随便使用他的图书馆——这是英国最好的图书馆之一，这个事实也提供了另一个小小的机会，让人洞察为什么英国缺少乌托邦大师和群体。英国人对于未来的不同思想似乎根本上是个人的、家庭的。宏大的回答被付之一笑或者不被信任。伦敦知识分子中，卷入神秘的世界认知方式的两个人叶芝和萧都是爱尔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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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教育方面不太可能与法国进行对比，那么，这个事实本身就耐人寻味。法国没有私立的实验性学校，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不合法。1905年与1906年，法国教会和改革体制之间的长期战斗达到高潮，结果前者遭到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在此之前，许多学校都由政府提供资金，但是由天主教会管理。然而，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法案通过以后，这种局面一夜之间就改变了。现在，共和国的所有学校都由国家出资和管理，配备根据共和国的理想培训出来的可靠教师。在这个新世界，没有不同教育思想的存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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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莱茵河对岸的邻居比较起来，一般而言，法国对于社会、教育或者精神乌托邦的热情小多了。社会主义者是一股重要的势力（想起让·饶勒斯的和平主义运动），巴黎是每一个存世过的先知、骗子行程中必到的一站，但是，生活改革、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和人智学派在法国的信徒很少。也许前一代人经过了痛苦的社会分化可以为此提供一些解释。1871年5月巴黎公社遭到残酷镇压，这不仅给了保守政府一个机会围捕各种意识形态敌人，把他们关进监狱或者流放，它也在民族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瘢痕，这个伤口由于德雷福斯案再次被撕开。现在需要在共和国的旗帜下疗愈和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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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遵循这条道路。巴黎仍然有其传奇性的波希米亚者，磁铁般吸引着全世界的艺术家和怪人，但是，一群不守常规的人并不意味着一种未来的愿景。甚至那些真正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也是把这作为美学或者知识项目，不是一种拒斥，而是一种装点。安德烈·纪德是通过其享乐主义的同性恋，阿纳托尔·法朗士是通过论证严密的评论和小说，小说家皮埃尔·洛蒂也许是通过以东方幻想的方式庆贺生活。这里看不到一个赤脚先知或者拯救世界的素食主义者。巴黎的素食主义者？这个想法似乎亵渎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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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空想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是从肤浅的角度，而是在根本方式上，觉得当下有不足，只有彻底重新思考文明，才能应对生活以及人之为人的意义的改变。时而快乐时而残酷，狄俄尼索斯反抗遭罪的耶稣，生命反对科学，自然反对习俗，血液的声音针对理性的声音，性反抗任何阻碍它的东西。继承而来的结构已经不能为匆忙的生活提供答案，也回答不了城市、工业化社会、消费主义以及女性的新自信造成的新的社会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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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九 1908年：女士们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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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男人们）抓住一切机会，坚持他们比女人优越，并固守这个可怕的想法——这是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可怜的家伙最后的堡垒——因为，如果女人都不比他更蠢了，还有谁会比他更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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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迈泽尔－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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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对面汽艇上的女人们一派喧闹、挑衅的姿态，她们邀请议员们去露台上喝茶。一份给议员们看的海报写着“6月21日，海德公园”，另一份写的是“特别邀请议会成员”。邀请者们通过扩音器向困惑的男人们承诺，不会抓人，他们会受到警察的充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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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对她们善意的邀请充耳不闻。一艘警船想抓捕捣乱者，但是没能成功，众议院露台上的人似乎根本就不太可能考虑看一眼那个六月天发生的事。他们错过了一个巨大的场面：近50万人（有的渠道认为超过50万人）——这是迄今为止有记录的最大规模的人群聚集——聚集在首都的中心。在这里，设在公园各处的十个平台上，演讲者们在活动组织者的密切注视下，对公众发表演讲，穿着制服、骑着马的弗洛拉·德拉蒙德将军光彩夺目，同时，四十支与之匹配的乐队分布在整个区域，款待群众。这与爱德华时期的任何官方活动没什么两样，唯有一个重要的差异：50万人众中，大多数人（包括佩肩章、持马鞭的德拉蒙特将军）、演讲者、乐队成员、勤务员、组织者，都是妇女。她们是在争取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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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活动旨在造成声势及让批评者哑口无言。组织者是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SPU）的成员，在保证筹办的活动能够产生宣传效果方面，这些人可谓是专家。除了穿着双排扣华丽制服的40位女乐手及乐队指挥以外，现场还有数万穿着联盟白色、绿色和紫色衣服的女性。她们分为整齐有序的七个队列，从犹斯顿火车站、特拉法加广场、维多利亚堤岸、切尔西堤岸、肯辛顿大街、帕丁顿和马里波恩路出发，到达海德公园，打着700面8英尺×3英尺的横幅及10面巨大的丝质横幅和成千上万面旗帜。商店橱窗以联盟的色彩装饰，张贴的海报要求给予妇女投票权，公共汽车变身为活动广告平台，参加这次伦敦游行的有工党领袖凯尔·哈迪、萧伯纳、小说家以色列·赞格威尔、托马斯·哈代以及另一位有远见的作家H. G.威尔斯的夫人艾米·凯瑟琳·威尔斯。伦敦《每日纪事报》估计参加活动的人数达30万之众；《泰晤士报》认为有25万到50万；《妇女投票权》杂志胜利宣告：“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全世界单个活动现场聚集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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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在这个温暖的周日下午来到海德公园的人都致力于妇女选举事业，实际上，很多人——也许大多数人——只是为了看热闹，正如妇女参政运动发言人海伦·弗雷泽在日记中记录的：“21号好极了。成功，但是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人群达50万……有三个讲台发生了粗暴行为……在我的讲场，听众反应热烈。然而，我觉得，大多数人只是出于好奇——不是基于同情，也不是基于反对——只是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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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从政治角度讲，海德公园集会的成功都远远超出了妇女参政运动者们的想象。首相阿斯奎斯长期忽视妇女参政权呼吁，理由是他不相信许多妇女对此有兴趣，仅仅为了安抚一小撮激进人士就做出这么大的改变，这是太可笑的事。他声称，妇女根本天生不适合政治权力的短兵相接：“她们的天然领域不是政治的尘埃，而是社会和家庭生活圈……我们应该反抗和取消的不公平……是男性不劳而获的特权和人为的区分……而不是自然赋予的、带给人类社会多样性和丰富性的那些不可磨灭的能力和功能。”妇女参政者愤怒地予以尖锐地反驳：不是这样的。她们定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如果1867年6.7万名男士在海德公园集会就足以推翻压制公共场所政治集会权利的《改革法案》，那么，她们要让那个数字翻一倍，以证明其运动得到广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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