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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对面汽艇上的女人们一派喧闹、挑衅的姿态，她们邀请议员们去露台上喝茶。一份给议员们看的海报写着“6月21日，海德公园”，另一份写的是“特别邀请议会成员”。邀请者们通过扩音器向困惑的男人们承诺，不会抓人，他们会受到警察的充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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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对她们善意的邀请充耳不闻。一艘警船想抓捕捣乱者，但是没能成功，众议院露台上的人似乎根本就不太可能考虑看一眼那个六月天发生的事。他们错过了一个巨大的场面：近50万人（有的渠道认为超过50万人）——这是迄今为止有记录的最大规模的人群聚集——聚集在首都的中心。在这里，设在公园各处的十个平台上，演讲者们在活动组织者的密切注视下，对公众发表演讲，穿着制服、骑着马的弗洛拉·德拉蒙德将军光彩夺目，同时，四十支与之匹配的乐队分布在整个区域，款待群众。这与爱德华时期的任何官方活动没什么两样，唯有一个重要的差异：50万人众中，大多数人（包括佩肩章、持马鞭的德拉蒙特将军）、演讲者、乐队成员、勤务员、组织者，都是妇女。她们是在争取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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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活动旨在造成声势及让批评者哑口无言。组织者是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SPU）的成员，在保证筹办的活动能够产生宣传效果方面，这些人可谓是专家。除了穿着双排扣华丽制服的40位女乐手及乐队指挥以外，现场还有数万穿着联盟白色、绿色和紫色衣服的女性。她们分为整齐有序的七个队列，从犹斯顿火车站、特拉法加广场、维多利亚堤岸、切尔西堤岸、肯辛顿大街、帕丁顿和马里波恩路出发，到达海德公园，打着700面8英尺×3英尺的横幅及10面巨大的丝质横幅和成千上万面旗帜。商店橱窗以联盟的色彩装饰，张贴的海报要求给予妇女投票权，公共汽车变身为活动广告平台，参加这次伦敦游行的有工党领袖凯尔·哈迪、萧伯纳、小说家以色列·赞格威尔、托马斯·哈代以及另一位有远见的作家H. G.威尔斯的夫人艾米·凯瑟琳·威尔斯。伦敦《每日纪事报》估计参加活动的人数达30万之众；《泰晤士报》认为有25万到50万；《妇女投票权》杂志胜利宣告：“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全世界单个活动现场聚集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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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在这个温暖的周日下午来到海德公园的人都致力于妇女选举事业，实际上，很多人——也许大多数人——只是为了看热闹，正如妇女参政运动发言人海伦·弗雷泽在日记中记录的：“21号好极了。成功，但是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人群达50万……有三个讲台发生了粗暴行为……在我的讲场，听众反应热烈。然而，我觉得，大多数人只是出于好奇——不是基于同情，也不是基于反对——只是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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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从政治角度讲，海德公园集会的成功都远远超出了妇女参政运动者们的想象。首相阿斯奎斯长期忽视妇女参政权呼吁，理由是他不相信许多妇女对此有兴趣，仅仅为了安抚一小撮激进人士就做出这么大的改变，这是太可笑的事。他声称，妇女根本天生不适合政治权力的短兵相接：“她们的天然领域不是政治的尘埃，而是社会和家庭生活圈……我们应该反抗和取消的不公平……是男性不劳而获的特权和人为的区分……而不是自然赋予的、带给人类社会多样性和丰富性的那些不可磨灭的能力和功能。”妇女参政者愤怒地予以尖锐地反驳：不是这样的。她们定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如果1867年6.7万名男士在海德公园集会就足以推翻压制公共场所政治集会权利的《改革法案》，那么，她们要让那个数字翻一倍，以证明其运动得到广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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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投票与劳工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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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海德公园集会发生在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转折点，这不是欧洲和美国最大的，但是是最壮观的妇女权利压力群体。经过十多年的耐心努力、发放传单、递交请愿书、游说议员、收集数以万计的签名、在全国各地召开会议，现在，沮丧和愤怒取代了原则性的热情。运动在战前的伦敦达于壮丽的巅峰，但它并非发端于首都，而是从北部的工业城市蔓延到政府所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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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投票运动根源于妇女权利活动和著述，始于18世纪末期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但是，为这些要求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砝码，使之成为一场民众运动的是曼彻斯特、哈德斯菲尔德、布拉福德和索尔福德及其周围地区的纺织业。纺织业雇用的女性比例超过其他任何行业，一般超过一半的劳动力。例如，1900年左右，布莱克本、伯恩利和普雷斯顿有75%的未婚妇女接受雇佣，其中1/3在婚后继续工作——这与英国北部矿区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那里大多数工作由男性从事，薪水比工厂高，这种模式加上观念非常保守，矿工们希望妻子待在家里，而这里一般的家庭规模在劳工人群中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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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的妻子不参与政治，处于当时妇女运动的边缘，而兰开夏纺织工们的工作生活则必然培养独立精神甚至反抗精神。妇女自己有钱拿回家（总是少于男人，一般是男人全薪的75%）；她们与工厂里的其他女工一起上班、讨论面对的问题；她们自行组织了改革俱乐部、协会、协作商店及工会，如妇女工会联盟和合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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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妇女（经常也包括她们10岁以上的孩子）是家庭的挣钱工具，她们同时也承担着工作的冲击。她们被嘈杂的织布机和纺纱机包围了12小时后，回到家里还面临繁重的家务（没有节省劳力的机器，当然也没有女仆帮忙）及照顾多达6个以上的孩子——总是在金钱问题的腐蚀性压力之下，一些家庭被迫在一个又一个周末典当自己的节日盛装。劳动妇女奋力争取尊严和清洁，不断有陷于债务和堕入济贫院的危险，她们被锁定在无情的僵硬状态。女裁缝拉维纳·索顿斯托尔如此描绘这种境况：“在我生长的地方，一般说来，妇女每周一洗衣服、周二熨烫衣服、周三觅偶、周四烘焙、周五洒扫、周六上市场或者觅偶、周日去教堂。当然也有例外，有上百种例外，但是这些例外被认为是不守妇道之举，或者是怪异之举。”对于这些激进人士的未来，拉维纳不表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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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子一旦表现出政治倾向，或者表露自己的想法，大多数妇女就会觉得她忽视家和家庭事务，因此不适合与其品行端正的女儿或者姐妹交往。如果姑娘们渴望一种不同的生活或者有更异想天开的想法，她们的母亲就害怕她们会成为社会主义者或者妇女参政权者——社会主义者觉得可以占有别人的手表和钱包、别人的丈夫或者妻子，而妇女参政者的家里常常乱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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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其一生忙碌于擦洗、劳作、养儿育女。这种生活的异常艰辛在艾什顿妇女汉娜·米切尔的回忆中可见一斑。她记得生下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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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五，做完了周末清洁，白天又烤了一批面包后，我希望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是还没开始休息呢就要分娩了。孩子直到第二天才生下来，那是二十四小时的剧痛，无知的接生员一点儿也不采取措施缓解我的痛苦……我的孩子是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用工具带到这个世界的……回忆当时的痛苦，我只记得一件事：我决心再也不生孩子了。我觉得不可能再次面对个人的痛苦，也不可能再把第二个孩子带入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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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妇女的家庭地位低下，但是她们为自己做决定，妇女参政运动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源于她们的讨论和关切。不同于大多数与她一起生活和工作的妇女，汉娜·米切尔决定不生育更多的孩子，并得到了她丈夫的理解。她也投身于妇女参政运动。其他妇女也决定改变她们的母亲和祖母既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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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吉尔·李丁顿发掘了兰开夏一些女权工作者的传记，生动地揭示了这些女性形象及其参与政治的动机。李丁顿生动地描写了玛丽·高索普的故事。玛丽于1881年生于利兹，童年时期生活在红砖排屋——那是当时典型的工人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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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壁炉前面矗立着沉重的木桶（后来代之以锌的浴盆），周六晚上一直有人使用。地面铺着椰衣垫和自制的地毯；她母亲宝贵的缝纫机也一直不停地转动，缝纫机靠在火炉的左边，以获得最好的光线。楼上是两间卧室。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出生在那张大床上。在十多年间，他们一个个以固定的间隔时间降生，“完全由自然的节奏控制”。没有室内厕所，所以，卧室里放着“夜间需用的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要不然就要在黑暗中去梅尔维尔街区可怕的室外公共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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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的母亲从10岁起就在工厂上班。她父亲是一位积极的圣公会教徒，大多数时间忙于教会事务以及为保守党进行游说。实际上，他能够当上工头，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老板正好是当地的议员，对他的活动能力很赏识。家庭、教会和党的约束、清洁、信仰，这一切都在父亲发生婚外情后瓦解、乱套，当他发现他的政治信念可以在酒馆得到最有益的讨论以后，他迅速失去了宗教信仰。对于致力于节制的母亲，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玛丽后来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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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炉边。妈妈也站在那儿。父亲刚进门——他错过了喝茶和晚饭的时间。他在解释原因，妈妈说：“别婆婆妈妈了！”……妈妈的眼睛看着我。我分明有一种感觉，我在校园里坚称父亲绝不饮酒，因为我们家里不喝啤酒，但是那一刻我知道，父亲确实如有人所说，并不完全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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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往事，我发现那是自己的变化时刻，我第一次，默默地，站在了妈妈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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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是个聪明的女孩子，13岁的她上学的时间超过大多数女孩儿。大多数女孩儿要么已经进工厂做“半日工”，上午上6个小时班，下午在学校的时候抓紧时间补补极其需要的瞌睡，要么做裁缝或者女佣。这时，她有机会成为学生教师——教师学徒，从而避免成为家佣的生活。“头一天我还是学生，”她感言道，“第二天我就成了学生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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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儿在学校表现出色，而母亲则在不可靠的丈夫和无法承担的工作的双重压力下摇摇欲坠。45岁的时候，她已经掉光了牙齿，奋力完成日常生活的要求。玛丽这时候已经是教师助理了，年薪50镑，她决定和母亲一起摆脱酗酒的父亲、丈夫。她接受了比斯顿山一份提供住宿的工作，这时候，她已经是养家糊口的主力，家人只好跟着她去。她父亲拒绝搬迁，在那个离婚仍然是家族名声污点的时代，她可能本来就是这么计划的。母亲、玛丽和弟弟吉姆自行走了。“我们离开了他……这件事办好了。我们离开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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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张照片，小小的，因为潮湿而受到损坏，右半边几乎被抹掉了。这是玛丽这个时期的照片。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儿，双目炯炯有神，举止流露着自信，她头顶扎着发髻，穿着一件深色的棉布衣服，胸前是三片刺绣的白色条带。她是一位充满活力与聪慧的年轻女子，对自己信心十足，一副谁也不是傻瓜的样子。学校的工作让她有机会接触到独立工党及利兹艺术俱乐部的思想。俱乐部的创办者是一位怪诞而富有才华的老师、尼采崇拜者，从社会主义到神智学，她什么都感兴趣。在这里，玛丽接触到全世界的思想，这些观念和视野，在她辛勤劳作的父母家里，或者在操练似的学校课程中，闻所未闻。她在艺术俱乐部第一次听妇女普选权讲座，其思想令她激动不已。她暗自发誓，从此以后，她要献身于争取妇女普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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