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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纳似乎不知疲倦，他的很多追随者将这归因于神秘的力量。1913年，他决定为他的运动修建一所精神中心：歌德堂，临近瑞士巴塞尔的多尔纳赫。这所中心致力于灵性真理及其使徒歌德的崇拜。中心建筑完全是木结构，连最小的细节都由“博士”——这是追随者对他的称呼（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亲自设计。斯坦纳有着僧侣般的举止，黑黑的发光的眼睛，以及神秘的话语，因此他吸引到的人素质优于神智学派。他显然的智力和广泛的阅读令人印象深刻，他的体系兼具复杂性和一致性的双重好处，尤其是他总是告诉他的学生，重要的是，不仅仅要相信他告诉他们的东西，而是根据复杂、科学的灵性和冥想体系，把他的教导作为自己发现灵性世界真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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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智学会的教导把严峻、僵化的社会现实降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次要层面，以耶稣和路西弗、波斯神阿里曼体现的邪恶力量之间的神秘斗争解释世界，对于当时的很多人，这是一种有吸引力的逃避社会制约与取向丧失的途径。说到底，技术与快速机器的涌现只不过是阿里曼控制凡人心灵的物质方式。人智学对一切问题都有答案，很多有神秘倾向、对世俗知识不满意的知识分子觉得其吸引力无法抵抗。安德烈·别雷为斯坦纳的魅力所倾倒（他的朋友、辉煌的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则屈服于布拉瓦茨基夫人执拗的灵性魅力），他的影响波及到德国诗人克里斯蒂安·摩根施特恩、俄国作曲家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瑞典诺贝尔奖得主塞尔玛·拉格洛夫、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和画家皮特·蒙德里安。他的另一位遥远的钦佩者是和平活动家伯莎·冯·苏特纳，她在几部著作中提到斯坦纳。长达数年间，斯坦纳住在柏林，他的关系深入到威廉社会的核心。他是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伯爵（他是颜面扫地的前柏林市长库诺·冯·毛奇的堂兄弟）的私人朋友，受到德皇政府成员——包括其最后一任总理——的称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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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纳教导中的历史命运思想及其种族主义色彩不仅符合那些追求超出理性的更高真理的人的口味，也投合具有保守的德国背景的人的思想。在所有的轮回、基督论与属灵世界的烟幕背后，其历史哲学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其想法是通过斗争，最后实现基督教、欧洲、雅利安，尤其是德国文明的主导地位。在辩证法与决定论的处理中，斯坦纳还吸取了黑格尔关于其他民族优点的思想，认为他们代表着人类发展较早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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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主张表明斯坦纳不是真正的首创者，而是他的时代和他的奥地利乡村背景的真正孩子。他的有些作品看似原创和创新，另一些则是平庸之作，显然是借用别人的。他的追随者们最为崇敬的他的那些艺术作品其实非常糟糕。人智学体系的基础是印度神秘主义、纯化的天主教基督教、表现主义美学，以及近乎万物有灵论、自然世界由生活中潜在的、接近德国人的力量居住，类似于尼采的生命崇拜。所有这一切中都加入了大量黑格尔、歌德的宏伟和雄辩以及少量的康德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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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带着狐疑参加其讲座的人觉得这一锅炖煮难以下咽。赫尔曼·黑塞宣称它们“难以消化”；弗朗茨·卡夫卡回忆斯坦纳的一次讲座，说他“善于言词”，但是也有“吹笛人的气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嘲讽说：“这人从来没有听说过非欧几里得几何！超性感的经验！真是一派胡言！你至少得使用你的一种感官才能体验任何东西！”即便作为更赞同他的观察者和从前的朋友，社会主义者罗莎·麦雷德也怀着明显的困惑：“我不能理解他对人民的影响。他出现在那儿，穿得像个牧师，黑袍扣得紧紧的……语言单调，太多的感伤和夸张的效果，就像一个传教士。他的话可以分为三类：从他广泛的阅读中获得的机智的格言；以习惯说法为基础的空话；无法理解的超感官能力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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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生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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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异的是，对欧洲的考察表明，对不同生活和未来思想的兴趣很不平衡。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很强烈，而在英国很小，在法国则几乎不存在。这种不同教育的传播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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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以其相对整齐划一、国家控制的教育制度又一次名列榜首。威廉的帝国是滋生养育和教育孩子方法的沃土。瑞典教育家艾伦·基1900年出版的《儿童的世纪》影响惊人，迅速被翻译成几种语言。到1929年，这本书仅仅在德国就销售了3万册。基看待儿童的方式与大多数教师和教育家不同。她认为，儿童有权利享有慈爱、诚实的教养，免于虚伪、限制和体罚，独立和有自由判断地接受教育。“塑造个体意识的根本条件是……给予孩子良心的确定性，敢于违背一般的看法、共同的习俗或者熟悉的感情。”基继续写道，目前的教育是在“谋杀心灵”，通过对他们施暴和令他们厌倦而在精神上把他们变成懦夫。在一个许多校长像是教官、学校的榜样是军队的世界，这种主张犹如发射大炮般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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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各种教育改革者听到了基这样的呼吁。保守的赫尔曼·利茨在德国开办了四所学校，而他的学生、后来的竞争对手古斯塔夫·维内金反对教授经典和公认的学说，并创建了一所以诚实和同志关系的“青年文化”为基础的实验学校，由此制造了很多的敌人。由于对现代生活不人道的匆忙有着相似的厌恶，保罗·吉希布建立了两所学校，其中第二所是欧登华学校，其影响力异常巨大。在其他欧洲国家，相似的行动包括意大利人玛丽亚·蒙台梭利1907年开办的儿童之家，1901年弗朗西斯科·费雷尔在巴塞罗那创办的无政府主义现代学校，以及智慧、勇敢的牙努什·科扎克在华沙创办的孤儿院。孤儿院由孩子们自己管理，在他们自己的民主议会里，他们做所有决定——从预算到课程到纪律。1942年，尽管有人提供了虚假文件让他逃离祖国，科扎克还是在特雷柏林卡遭到谋害，一起遇难的还有他那些他不肯放弃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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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校中最成功，也最具前瞻性的是尤金妮·施瓦茨（1872—1940年）在维也纳腹心创办的私立女子学校。施瓦茨富有、充满自信，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她拥有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她希望为孩子们提供不同于她自己那种沉闷的、鼓舞人心的教育，于是开创了反映维也纳艺术先锋派世界观的课程。这些先锋派的主要奉行者经常光顾她著名的沙龙，有些人接受她的邀请到学校任教。阿道夫·鲁斯在这里教授建筑学；阿诺德·勋伯格教孩子们音乐。只有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对当局是个问题。他不具有官方的教学执照，所以教育部不许他任教。当施瓦茨提出抗议，指出他是天才的时候，部长冷冷地说：“规则不允许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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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富有、聪明的女人精力旺盛地参与维也纳的知识分子生活，这引起了几个男人的愤怒，尖刻、厌恶女人者卡尔·克劳斯尤其愤怒。他在他的杂志《火炬》上毫不留情地，几乎是着魔般地嘲笑她。在小小的沙龙世界，两个人常常不期而遇，持缓解态度的尤金妮有一次抗议克劳斯好像从来不记得她，从来不招呼她。“你必须原谅我，夫人，”他回答说，“我以为你是那个可怕的女人施瓦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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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局势要平静得多。对那些处于选择地位的人，一直存在私立学校，但是这些学校强制执行的思潮助长的只是新的乌托邦世界。那些有不同教育理念的人还可以选择去贵格会和天主教会创办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学校。最接近欧洲大陆的改革运动、实际上启发了后来的许多学校的是1889年由苏格兰人塞西尔·雷迪创办的阿伯茨霍尔姆学校和1893年约翰·哈登·巴德利创办的彼得莱斯学校。他们创办这些学校都为了回应维多利亚时期教育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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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核心人物、聪明的斯蒂芬姐妹从来就没有上过学。她们在家里由父亲教育，他让她们随便使用他的图书馆——这是英国最好的图书馆之一，这个事实也提供了另一个小小的机会，让人洞察为什么英国缺少乌托邦大师和群体。英国人对于未来的不同思想似乎根本上是个人的、家庭的。宏大的回答被付之一笑或者不被信任。伦敦知识分子中，卷入神秘的世界认知方式的两个人叶芝和萧都是爱尔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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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教育方面不太可能与法国进行对比，那么，这个事实本身就耐人寻味。法国没有私立的实验性学校，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不合法。1905年与1906年，法国教会和改革体制之间的长期战斗达到高潮，结果前者遭到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在此之前，许多学校都由政府提供资金，但是由天主教会管理。然而，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法案通过以后，这种局面一夜之间就改变了。现在，共和国的所有学校都由国家出资和管理，配备根据共和国的理想培训出来的可靠教师。在这个新世界，没有不同教育思想的存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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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莱茵河对岸的邻居比较起来，一般而言，法国对于社会、教育或者精神乌托邦的热情小多了。社会主义者是一股重要的势力（想起让·饶勒斯的和平主义运动），巴黎是每一个存世过的先知、骗子行程中必到的一站，但是，生活改革、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和人智学派在法国的信徒很少。也许前一代人经过了痛苦的社会分化可以为此提供一些解释。1871年5月巴黎公社遭到残酷镇压，这不仅给了保守政府一个机会围捕各种意识形态敌人，把他们关进监狱或者流放，它也在民族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瘢痕，这个伤口由于德雷福斯案再次被撕开。现在需要在共和国的旗帜下疗愈和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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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遵循这条道路。巴黎仍然有其传奇性的波希米亚者，磁铁般吸引着全世界的艺术家和怪人，但是，一群不守常规的人并不意味着一种未来的愿景。甚至那些真正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也是把这作为美学或者知识项目，不是一种拒斥，而是一种装点。安德烈·纪德是通过其享乐主义的同性恋，阿纳托尔·法朗士是通过论证严密的评论和小说，小说家皮埃尔·洛蒂也许是通过以东方幻想的方式庆贺生活。这里看不到一个赤脚先知或者拯救世界的素食主义者。巴黎的素食主义者？这个想法似乎亵渎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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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空想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是从肤浅的角度，而是在根本方式上，觉得当下有不足，只有彻底重新思考文明，才能应对生活以及人之为人的意义的改变。时而快乐时而残酷，狄俄尼索斯反抗遭罪的耶稣，生命反对科学，自然反对习俗，血液的声音针对理性的声音，性反抗任何阻碍它的东西。继承而来的结构已经不能为匆忙的生活提供答案，也回答不了城市、工业化社会、消费主义以及女性的新自信造成的新的社会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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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九 1908年：女士们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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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男人们）抓住一切机会，坚持他们比女人优越，并固守这个可怕的想法——这是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可怜的家伙最后的堡垒——因为，如果女人都不比他更蠢了，还有谁会比他更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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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迈泽尔－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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