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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海德公园集会发生在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转折点，这不是欧洲和美国最大的，但是是最壮观的妇女权利压力群体。经过十多年的耐心努力、发放传单、递交请愿书、游说议员、收集数以万计的签名、在全国各地召开会议，现在，沮丧和愤怒取代了原则性的热情。运动在战前的伦敦达于壮丽的巅峰，但它并非发端于首都，而是从北部的工业城市蔓延到政府所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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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投票运动根源于妇女权利活动和著述，始于18世纪末期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但是，为这些要求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砝码，使之成为一场民众运动的是曼彻斯特、哈德斯菲尔德、布拉福德和索尔福德及其周围地区的纺织业。纺织业雇用的女性比例超过其他任何行业，一般超过一半的劳动力。例如，1900年左右，布莱克本、伯恩利和普雷斯顿有75%的未婚妇女接受雇佣，其中1/3在婚后继续工作——这与英国北部矿区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那里大多数工作由男性从事，薪水比工厂高，这种模式加上观念非常保守，矿工们希望妻子待在家里，而这里一般的家庭规模在劳工人群中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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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的妻子不参与政治，处于当时妇女运动的边缘，而兰开夏纺织工们的工作生活则必然培养独立精神甚至反抗精神。妇女自己有钱拿回家（总是少于男人，一般是男人全薪的75%）；她们与工厂里的其他女工一起上班、讨论面对的问题；她们自行组织了改革俱乐部、协会、协作商店及工会，如妇女工会联盟和合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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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妇女（经常也包括她们10岁以上的孩子）是家庭的挣钱工具，她们同时也承担着工作的冲击。她们被嘈杂的织布机和纺纱机包围了12小时后，回到家里还面临繁重的家务（没有节省劳力的机器，当然也没有女仆帮忙）及照顾多达6个以上的孩子——总是在金钱问题的腐蚀性压力之下，一些家庭被迫在一个又一个周末典当自己的节日盛装。劳动妇女奋力争取尊严和清洁，不断有陷于债务和堕入济贫院的危险，她们被锁定在无情的僵硬状态。女裁缝拉维纳·索顿斯托尔如此描绘这种境况：“在我生长的地方，一般说来，妇女每周一洗衣服、周二熨烫衣服、周三觅偶、周四烘焙、周五洒扫、周六上市场或者觅偶、周日去教堂。当然也有例外，有上百种例外，但是这些例外被认为是不守妇道之举，或者是怪异之举。”对于这些激进人士的未来，拉维纳不表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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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子一旦表现出政治倾向，或者表露自己的想法，大多数妇女就会觉得她忽视家和家庭事务，因此不适合与其品行端正的女儿或者姐妹交往。如果姑娘们渴望一种不同的生活或者有更异想天开的想法，她们的母亲就害怕她们会成为社会主义者或者妇女参政权者——社会主义者觉得可以占有别人的手表和钱包、别人的丈夫或者妻子，而妇女参政者的家里常常乱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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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其一生忙碌于擦洗、劳作、养儿育女。这种生活的异常艰辛在艾什顿妇女汉娜·米切尔的回忆中可见一斑。她记得生下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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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五，做完了周末清洁，白天又烤了一批面包后，我希望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是还没开始休息呢就要分娩了。孩子直到第二天才生下来，那是二十四小时的剧痛，无知的接生员一点儿也不采取措施缓解我的痛苦……我的孩子是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用工具带到这个世界的……回忆当时的痛苦，我只记得一件事：我决心再也不生孩子了。我觉得不可能再次面对个人的痛苦，也不可能再把第二个孩子带入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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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妇女的家庭地位低下，但是她们为自己做决定，妇女参政运动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源于她们的讨论和关切。不同于大多数与她一起生活和工作的妇女，汉娜·米切尔决定不生育更多的孩子，并得到了她丈夫的理解。她也投身于妇女参政运动。其他妇女也决定改变她们的母亲和祖母既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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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吉尔·李丁顿发掘了兰开夏一些女权工作者的传记，生动地揭示了这些女性形象及其参与政治的动机。李丁顿生动地描写了玛丽·高索普的故事。玛丽于1881年生于利兹，童年时期生活在红砖排屋——那是当时典型的工人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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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壁炉前面矗立着沉重的木桶（后来代之以锌的浴盆），周六晚上一直有人使用。地面铺着椰衣垫和自制的地毯；她母亲宝贵的缝纫机也一直不停地转动，缝纫机靠在火炉的左边，以获得最好的光线。楼上是两间卧室。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出生在那张大床上。在十多年间，他们一个个以固定的间隔时间降生，“完全由自然的节奏控制”。没有室内厕所，所以，卧室里放着“夜间需用的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要不然就要在黑暗中去梅尔维尔街区可怕的室外公共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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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的母亲从10岁起就在工厂上班。她父亲是一位积极的圣公会教徒，大多数时间忙于教会事务以及为保守党进行游说。实际上，他能够当上工头，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老板正好是当地的议员，对他的活动能力很赏识。家庭、教会和党的约束、清洁、信仰，这一切都在父亲发生婚外情后瓦解、乱套，当他发现他的政治信念可以在酒馆得到最有益的讨论以后，他迅速失去了宗教信仰。对于致力于节制的母亲，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玛丽后来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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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炉边。妈妈也站在那儿。父亲刚进门——他错过了喝茶和晚饭的时间。他在解释原因，妈妈说：“别婆婆妈妈了！”……妈妈的眼睛看着我。我分明有一种感觉，我在校园里坚称父亲绝不饮酒，因为我们家里不喝啤酒，但是那一刻我知道，父亲确实如有人所说，并不完全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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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往事，我发现那是自己的变化时刻，我第一次，默默地，站在了妈妈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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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是个聪明的女孩子，13岁的她上学的时间超过大多数女孩儿。大多数女孩儿要么已经进工厂做“半日工”，上午上6个小时班，下午在学校的时候抓紧时间补补极其需要的瞌睡，要么做裁缝或者女佣。这时，她有机会成为学生教师——教师学徒，从而避免成为家佣的生活。“头一天我还是学生，”她感言道，“第二天我就成了学生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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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儿在学校表现出色，而母亲则在不可靠的丈夫和无法承担的工作的双重压力下摇摇欲坠。45岁的时候，她已经掉光了牙齿，奋力完成日常生活的要求。玛丽这时候已经是教师助理了，年薪50镑，她决定和母亲一起摆脱酗酒的父亲、丈夫。她接受了比斯顿山一份提供住宿的工作，这时候，她已经是养家糊口的主力，家人只好跟着她去。她父亲拒绝搬迁，在那个离婚仍然是家族名声污点的时代，她可能本来就是这么计划的。母亲、玛丽和弟弟吉姆自行走了。“我们离开了他……这件事办好了。我们离开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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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张照片，小小的，因为潮湿而受到损坏，右半边几乎被抹掉了。这是玛丽这个时期的照片。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儿，双目炯炯有神，举止流露着自信，她头顶扎着发髻，穿着一件深色的棉布衣服，胸前是三片刺绣的白色条带。她是一位充满活力与聪慧的年轻女子，对自己信心十足，一副谁也不是傻瓜的样子。学校的工作让她有机会接触到独立工党及利兹艺术俱乐部的思想。俱乐部的创办者是一位怪诞而富有才华的老师、尼采崇拜者，从社会主义到神智学，她什么都感兴趣。在这里，玛丽接触到全世界的思想，这些观念和视野，在她辛勤劳作的父母家里，或者在操练似的学校课程中，闻所未闻。她在艺术俱乐部第一次听妇女普选权讲座，其思想令她激动不已。她暗自发誓，从此以后，她要献身于争取妇女普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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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1904年左右，由曼彻斯特活动家艾米琳·潘克赫斯特（1858—1928年）和她的女儿克里斯塔贝尔领导的第一波普选权运动已经经过了最初的、几乎是怯生生的、受尊重的演讲、收集签名阶段，而采取更直接的手段给政治家们施加压力。至此为止，她们获得的只是礼貌的保证和施恩布道。在利兹的一次政治会议上被问及什么时候给予妇女选举权时，内政大臣赫伯特·格拉斯通认为，“议会机器（60万票数）已经够大够麻烦的，如果给予妇女选举权，她们就会像男人一样，有资格参选所有政府职位”，这个事实显然令他不快。并非他的所有男性同僚都为维多利亚时期这么多的混淆所迷惑。独立工党的维克托·格雷森干巴巴地记录道：“宪法把妇女置于婴儿、傻子之列，我觉得这既不男人，也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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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森这样的声音是个例外。面临相当麻木不仁和无动于衷的反对，妇女参政者决定向前一步。一位普选权活动家在独立工党的抗议集会上说：“新的、更革命的思想和方法将逐渐取代旧的、更屈从的思想和方法，因为妇女开始认识到自由的真正意义！”而玛丽则是这批新抗议者中的先锋。“那些真正认真的人，”她写道，“必须愿意在世界的评价中要么是个人物，或者什么都不是，无论公开还是私下里，无论是否时髦，誓言支持被鄙视被迫害的思想及其提倡者，并承受后果。”她和志同道合的活动家一起，干扰政治会议，诘问发言者，要求妇女选举权，这种做法总是导致她们被赶出会场，经常受到服务员和公众的粗鲁对待与侮辱。玛丽不气馁。她成为了妇女参政运动的核心人物，并在下一波更宏大的运动中发挥作用。每一次会议、每一次游行、遭遇的每一次仇视，似乎只是坚定了她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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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运动提出逃离无权和狄更斯式贫穷以及被工作、得体、不断怀孕所撕裂的生活，吸引了一些年轻妇女，其中之一是拉维纳·索顿斯托尔。她于1881年生于赫布墩桥附近。索顿斯托尔一家靠着父亲在染料厂的工资勉强度日，不断在便宜的住所间搬进搬出，房子的潮湿损害了他们的健康：拉维纳5岁的妹妹死于肺结核，9岁的弟弟死于同样的病。拉维纳的运气比不上玛丽·高索普。她10岁就到工厂做了“半工”。生活逼迫着活泼的女孩儿。后来她充满苦涩地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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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是裁缝，所以很多人认为缝制裤子和背心、针织、钩边和缝纫是我的天职，感谢上帝给我这个生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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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认为应该忽视那些重要的东西——文学、音乐、艺术、经济学、周围人的生活以及我这个时代的罪恶——从而百无一用。他们认为我应该关心清理家门口和侧面板盖——这类无足轻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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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紧的事物”总是由外部规定的，这不仅仅对于劳动妇女是如此。社会对于妇女有其期待，那是无从逃避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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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确立的政治力量中，自由党看起来最有可能在议会引入普选法案，但是在1906年压倒性的胜利后，情况很快明朗，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政府推进的变化之筏上，不急于装上选举制度改革。曾经为自由党选举摇旗呐喊，觉得应该分享其胜利的妇女参政活动家们很生气，感觉遭到了背叛。看起来，安静的、体面的、合法的压力不足够，活动家们决定改变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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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0月13日，妇女参政论者克里斯塔贝尔·潘克赫斯特和安妮·肯尼迪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厅打断了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演讲，不断高呼：“自由党政府要给妇女选举权吗？”她们始则被置之不理，继之则被警察拖离。警官态度粗暴，两位年轻妇女对警官竭力又踢又叫又吐口水，这种蔑视行为导致她们被起诉，法庭判她们每人罚款5先令。她们拒交罚款，宁肯坐牢。这件事轰动了英国媒体。狂暴的妇女——来自体面家庭的年轻中产阶级妇女不仅因为她们完全不淑女的行为，而且也因为政治观点而遭监禁，这一切引起了英国公众深深的共鸣，并激励了玛丽·高索普这样的妇女参政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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