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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泽尔－赫斯争辩说，西方文化使人性背离了自然的、不被权力和财产关系污染的、自然对待性冲动的方式。同样的系统教给孩子们人文主义价值观和道德纯洁，然而却把情感和行为区隔开，使得女性要么成为性奴隶，要么只好禁欲。同时，它也迫使男性与妓女建立性关系，这不仅有损于他们的健康，而且也是道德上的荒芜。所有性关系因此都遭到所有权逻辑和对妇女的压迫的污染，甚至连生命创造本身都被变成了完全的欲望：“资本主义允许年轻人不时赚取几个钱，使他们能够买妓，把他健康的、创育生命的种子倾泻到她经过人工消毒的子宫……（资本主义）轻而易举地阉割了这个社会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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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格里特·迈泽尔－赫斯一样，女权主义作家罗莎·麦瑞德（我们已经遇见过她了）认为“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克服现代的成见。这会导致男人和女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同为一个有害的、不自然的道德系统的牺牲品——实现充分的性解放。麦瑞德的父亲开着一家旅店，他有钱送子女上好学校，并鼓励他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与哥哥弟弟一起学习。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呈现了这位16岁的姑娘，那是1880年代常见的在照相馆拍照的样子：站在不可避免的盆栽棕榈树之间，配有装饰性缪斯和一张怪异的历史主义风格的写字台；她的身上裹着一件深色天鹅绒连衣裙，侧着身体，展示她及腰的、端庄的发辫。她的脸上散发着好奇的聪颖。麦瑞德自己的艺术兴趣——她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水彩画家，写了几本小说，还为维也纳作曲家雨果·沃尔夫的一部歌剧写了剧本——很快让她意识到资产阶级女孩活动圈极其有限，她的雄心可以得到迁就，但是永远不会受到认真对待。她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政治和妇女运动，并迅速成为这两个领域的重要倡导者，她在全国性报纸上发表文章，一跃成为激烈的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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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麦瑞德出版了《对女性化的批判》，概述了她对女性和男性性身份的思考。麦瑞德雄辩地分析了妇女受到社会与性的征服、她们的必要解放遵从一种传统模式，而她对男性角色的理解使她的论点更富争议。她指出，目前的局面使得男人拥有支配地位，但是，代价是将其情感生活扭曲到可怕的程度，并迫使他们——最终还有整个社会——盲目尊崇早就被取代的、英勇的男子气概：“像一位老的神圣偶像，即便早就不发生奇迹，却仍然在承受必要代价的情况下受到公众的尊崇和赞颂，男子气概的概念在我们的现代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与这一偶像联系的概念内容充满了惜时的残余，以及过往情形的残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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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瑞德写道，在分析到其心灵的这一特征时，男人选择性失明：“许多杰出的男人，其精神倾向往往是开明的，但在涉及女人时，他们却成了庸夫俗子。其原因在于一种特殊的男子气概的本性，那是一种有利于规范暴力的性爱主义（即性的、性别的身份）。”现代社会已不需要作为战士的男人，甚至连体力劳动也只需要很少的体力，然而，男人被继续要求坚持一种他们已经无法实现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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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男人的工作都被机器取代了。机器操作工只是某个特定动作的执行者，（这种事情）女人和儿童都可以做……“强大的拳头”在其他情形下至关重要，构成男性统治权的合法基础，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变得多余。然而，即便原始的男子气概的效力在现代生活中一天天越来越有限……野蛮的评价仍然继续存在于我们的道德和社会规范中。军人仍然被视为社会秩序的第一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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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男子气概……尽可能男性化……这是男人们眼中的正确方向；他们对于失败的残忍不敏感，对于一个行为纯粹的错误不敏感——只要它符合传统的男性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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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停止强加给女人她们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的假定，我们才能知道她们真实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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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使得男人和女人的生活相似，从而令男人女性化：“文化和教育弥合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距，使得男人女性化、反男性。文化越发展、越复杂，反男性的影响就越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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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瑞德激发了退化论哲学家和男性力量理论家们宣说的最糟糕的噩梦。她总结说：“文明——几乎纯粹是男性智力的成果——是一个过程，其间，男人们自己毁灭了男子气概。”并把这一分析同当时的病象相联系：“办公室、工作场所、专业实践、工作室——它们都是男子气概的棺木。但是，不朽的陵墓是城市本身……城市生活的所有影响共同增加了与男性性格反差最大的病：神经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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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反 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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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从来不是静态的，从维多利亚时代妇女享有相对自由到两个世纪后几乎被完全压制，两性之间自由和权利的平衡在历史过程中摇摆不定。但是，此前的变化从来没有这么迅速、这么大、具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这种变化既广泛又普遍，影响及于每个人的个人关系，由于它没有迅速、方便地在传统的参考框架内被概念化，所以更加势不可挡。它并不通过一种新的宗教、新的国家、新的先知进行表达，而是从内部改变社会和个人，因此更加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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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潜在的革命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加快人们涌入城市的速度以及新的社会现实——这些现象肇始于19世纪中期，并于1890年代和1900年代初期成为一种全新的力量——的产生。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曾经被视为生活秩序和性别角色的真理大多数都失效了。数以百万计的非女权主义者甚至仇视女权主义的妇女中，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表现方式或者是找一份工作，或者是接受初步教育，或者是选择比她们的母亲、祖母生育更少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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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反弹。反女权主义短论和协会（有些得到妇女们的积极支持）很多，很多人把怒斥“不似女人”的新女性、反对丢失传统价值、反对各种形式的现代性作为事业。反对者把妇女解放与新秩序的其他新型社会弊端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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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面对于妇女新觉醒的雄心抱负的打击主要出自德国精神病学家保罗·朱利叶斯·莫比乌斯（1857—1907年），其代表作《妇女的生理低能》（1900年）在战前出了几个版本。莫比乌斯凭着对男性和女性大脑及其不同部分的测量，声称自然创造女性完全是为了生育和养育子女，她们的大脑在其他方面非常微弱，几乎毫无用处。这种论点并不新颖，但是其科学话语和假想证据的深度受到那些希望把女性安置在家庭和炉边的人热烈欢迎，将其捧为一种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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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妇女最恶毒的反对来自维也纳。我们已经知道才华横溢的记者卡尔·克劳斯的厌女症以及他对尤金妮·施瓦茨沃尔德的敌视，但是同躁狂的奥托·魏宁格（1880—1903年）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魏宁格是犹太博士生，有一天（也许是1902年）他来到犹太医生西格蒙·弗洛伊德家，请弗洛伊德阅读一份手稿。那是一本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书。弗洛伊德读了以后大为震惊，建议年轻人永远不要发表他的著作。魏宁格还是出版了这本题为《性别与性格》（1903年）的书。他混乱的、燃烧着仇恨的诽谤之作上市后立即大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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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宁格的“科学”推理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把多年来文化争论所暗示的事情直言不讳地说清楚了：犹太人和女人是个性和男子气概的两大敌人，他声称“真正的犹太人和真正的女人，这两者都只是其种类的一部分，而不是个体”，并以冗长的数据和分析佐证他的论点。他主张两者都没有进行创造性和原创性工作的能力，两者都天生败坏、低级。显然由于性幻想的驱使，他对他的时代文化得出了关键的认识：女人和犹太人造成麻烦，他们造成同样的、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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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我们已经了解到法国人关于生育能力的争论和德雷福斯案，以及反犹主义所发挥的作用。资本主义、城市生活、报纸、股票市场及现代生活的其他方面与犹太人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在这个环境下繁荣昌盛，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期待已久的法律解放和随后的同化，部分原因是由于在这个对他们关闭了大门的世界上流浪了数个世纪之后，他们养成的学习文化及国际的、具有企业精神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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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厂工作的工业化束缚常常被等同于离乡背井、身份盗窃、象征性阉割（见证了生育率下降在这场争论中的作用），反犹主义的定见有效地把犹太人塑造为柔弱的城市人，他们诱使阳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他们的工厂，并把这些真正的男人及民族心灵的携带者变成无力的机器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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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妇女参政者（在她们不被指责为堕落和性疯狂的妓女的时候）一般被形容为男人化、没有吸引力，或者是如一位俄国杜马议员说的：“戴眼镜、短头发的年轻女人，大多数都显得很柔弱”——及其许多评说中也含有同样的恐惧。有些女权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如安妮塔·奥格斯珀格、玛德琳·佩尔蒂埃，由于穿男装、持马鞭、留波波头，招致这类批评，但是即便是最淑女的女权主义者，其性取向和女性气质也难免遭到质疑。这些人根本不被视为“真正的”女人，而是怪物似的雌雄同体者、大自然的怪胎。她们破坏了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本来是分为男人和女人的，男人和女人各有明确规定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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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魏宁格的胡言乱语引起注意，女人与犹太人的类比就显而易见了：她们也是在现代城市环境下发迹并获得了新的声望，她们找到工作、教育自己，她们侵占了男人的权利和男人的领地，而且她们减少了生育。报纸漫画里的贫民区犹太人瘦弱、脸色苍白，即便不完全像女人，但也不像男人。妇女参政者的刻板形象是男性化的、猛冲猛撞的女同志。看起来，女人和犹太人要合盟搞乱古老的性别秩序，创造一个怪异的、危险的第三性别，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是现代城市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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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宁格没多少时间享受其著作的伟大成功。这本书不仅影响了右翼思想者，也影响到一些真正有趣的思想家，如罗伯特·穆齐尔、埃利亚斯·卡内蒂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作为一个典型的自我敌视的犹太人，也是一位深受自己的性冲动困扰、病态的厌女症患者，这位学生作者对其自身存在的反感令他不堪重负。书出版之后不久，他在贝多芬亡故的那所房子租下一间屋子，他最后的可怜之举是饮弹自杀。时年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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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罗莎·麦瑞德敏锐的分析所示，现实对于女人和男人都改变了。旧的价值观不再反映现实，即便大多数国家的统治精英决心坚持前工业化时代残存下来的、尚武、侠义的理想男性观念。在机器和专业技术专家主导的世界里，以肌肉力量为定义的男子气概已经毫无价值，膂力输给了脑力，尽管有反女权主义科学家的振振有词，智力并非男性的独占领域。在经济生活中，肌肉力量现在只是与最低等、薪水最低的职业相联系——如果不是被彻底贬谪到游乐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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