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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主义者和反女权主义者将看得见的受过者与看不见的变化原因混为一谈，把仇恨发泄到他们认为堕落和性取向不正常的群体身上。他们认为这个群体有着无法餍足的堕落（加诸犹太人和解放妇女身上的指控），或者象征一种危险的不稳定的性别身份，它可以在眨眼之间从原初的根源堕入无性的不道德。犹太人和女人都象征着男性对于被变成机器的了无生气的附庸、从而失去男子气概的恐惧。男人们担心不人道的生活步调，它肯定会削弱哪怕最强大的人的神经，把他抛进虚幻的人生，这远离了自然法则，而自然法则正好认定他的位置位于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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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男性化的女人和女性化的男人像怪物一样萦绕1900年前后那些反女权主义者的想象，那么，雌雄同体的意象和其他性别身份的游戏对于许多艺术家则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格里高里·德·契里科1913年的油画《诗人的不确定性》顽皮地讽刺其男同胞们的恐惧。在这幅作品中，一具女体位于一堆成熟的香蕉后面，她没有头、没有手臂，有得体的双乳、诱人的臀部——这简直是性目标的极致——香蕉好似一堆从她阴部冒出来的阳具，这是终极的男女结合，是向有着自然华光的“野蛮的”、被假定具有蓬勃生殖力的非洲男人的致敬。背景处的一列蒸汽火车吐着白烟，快速穿越地平线——这彻底阐明了画家的观点。德·契里科的表达一点儿也不微妙。在另一幅表达这个主题的作品《梦想变换》中，一个悲哀的父权制神——也许是宙斯或者波塞冬——的头，他双眼凝视着眼前的一堆香蕉，香蕉无能为力地杂乱地摆在一对睾丸一样的菠萝前面，后面是一列行进的蒸汽火车。两幅作品都表现古典文明中肢解、安详的人物面对自然的残暴力量和技术的蓬勃力量，两幅作品都表现性别身份处于根本的、绝望的失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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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安德烈·德兰那照相机般的眼睛紧盯着现实。在《舞会士兵等级》中，他表现士兵舞会上的一切都乱了套。三个穿军装的男人面无表情地站在背景处，其中两人把巨大的军刀放在裤裆前面；舞池里，一位士兵被一个女人引领着，他一副倒霉蛋的样子，抱着她，一只充满占有欲的手搁在她的臀部，却没有给她以丝毫的感觉；她个子高、自信、显然很无聊的样子，他试图把她转离画面的中心，画布像一把刀子一样把他们切开。他没有机会。他属于一个劣质品种的矮小成员，徒劳地试图主宰一位现代的亚马逊女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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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性别身份迷失于社会建构和自由意志，女性化的男孩和男性化的女孩侵入了作家和画家的想象。他们的形象见之于科柯施卡早期的作品《做梦的男孩》（1903年）和托马斯·曼的短篇小说《威尼斯之死》（1912年）——其中年迈的作家对一位美少年产生了无法抵挡的激情，以及穆齐尔《没有品质的人》中乌尔里希与他的假小子妹妹克拉丽丝之间的乱伦关系和俄国人库兹马·古德洛夫—沃德金画作中女性化的男孩子。同样的意象也可见于毕加索早期作品和伊迪丝·斯特维尔这类古怪的艺术家的作品，以及年轻的安娜·阿赫玛托娃笔下的瘦高美女与萨拉·伯恩哈特的矛盾魅力。这种雌雄同体表现于著名的伊莎朵拉·邓肯对于男人和女人的公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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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矛盾心理并不是末世象征主义者面对怠惰青年的强烈、堕落的性欲亢奋——那是一种危险的性向，是对20世纪初形象和幻象的威胁。它并不可能将诱惑变成奢想的超越，而是对被潜在冲动无限可能性破坏的自我的威胁。没人确定他的神经构成或者道德宇宙能够抵抗现代城市的诱惑，也不确定着紧身衣、长外套的女人有没有隐藏着令人吃惊的愤怒和红牙血爪、并准备撕开文明的薄层：女人是野蛮、性欲旺盛的动物，如同德国人埃米尔·莫尔德画中乡村女巫安息日里狂喜的舞者，即便画里的女人也不再端庄地躺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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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十 1909年：快速机器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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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得说……驾驶汽车是一种病。一种精神病。这种病有一个漂亮的名字：速度……（人）已经无法站立不动，他颤抖，他的神经像弹簧一样紧张，一旦到达某个地方，因为不是另一个地方，他就迫不及待地要上路，另外一个地方，总是另外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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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塔夫·米尔博《第628E-8》，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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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独自一人。我什么都看不见。有那么10分钟的时间，我完全失去了方向。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形：在英吉利海峡上空，没有指导，没有指南针。我的双手、双脚轻轻搁在控制杆上。我让飞机自行决定航向。然后，在离开法国海岸20分钟后，我看见了多佛的悬崖、城堡，再往西，是我原本应该着陆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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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飞行员于1909年7月21日、星期天早晨5
:13分降落在多佛城堡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法国工程师路易·布莱里奥特（1872—1936年）成为第一个飞跃英吉利海峡的人，得到《每日邮报》的1000英镑奖金。整个飞行过程耗时31分钟。他取下皮飞行帽、从他自己制造的机器的座舱里爬出来，护理了一下他在一个月前的飞行过程中（这位飞行先驱已经遭遇过50多次事故，他的裁缝只好根据他的伤情修剪他的衣服）严重烧伤的右脚，准备接待记者以及一看见他便立刻跑步迎来的军人仪仗队。第一批战士来到飞机跟前，布莱里奥特向他们亲切致意。他用英语问道：“可以劳驾把手杖递给我吗？”飞跃英吉利海峡一事在当时很轰动。飞行员在多佛受到大批民众的欢迎；当日稍晚，他雄赳赳地到达伦敦，接受财雄势大的媒体大亨诺斯克利夫勋爵给他的奖励。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这个法国人的壮举。《晨报》兴高采烈地大事宣扬：“英国不再是一座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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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纪录差一点儿被布莱里奥特的对手修波特·莱瑟姆抢走。他八天前才尝试过飞越英吉利海峡。飞到中途的时候，他的发动机死机了，他掉进了海里，被人打捞起来。而布莱里奥特尽管负伤，却继续坚持，终未失去机会。6月25日早晨4
:35分，他一瘸一拐地走向带他飞越海峡的飞机。飞机上带着17升汽油，他奋力搏击导致能见度极低的当头风；半个小时多一点点，他透过薄薄的云层，看见了著名的白色悬崖。之后不一会儿，飞机的两个自行车轮着陆，带来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从空中来到英国的人。布莱里奥特当然不是第一个航空先驱——之前还有德国的奥托·李林塔尔和美国的莱特兄弟，以及其他几位名声稍小的发明家——但他是第一个驾驶发动机驱动的飞机飞越开阔水域与两个国家之间距离的人，标志着一个象征性的里程碑。他表明飞机不仅仅可以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飞越几百英尺——这已经为许多试验性飞机发明者所证明。而现在，飞机真的可以作为旅行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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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那些气壮山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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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富有魅力，危险，难以抗拒。它实现了一个古老的梦想，那是传奇的古希腊设计者代达罗斯的一个梦想。神为惩罚他，让他的儿子伊卡洛斯翅膀上的蜡融化，从而使之英年早逝。3000年以后，人类打破了之前由奥林匹亚诸神和鸟儿们垄断的天空。神们还在让年轻的飞行员从天空跌落，让他们毁于飞机的焰火——法国通俗杂志《我知道的一切》1912年做了一个特辑，专门登载过去5年间死于试飞的十几位飞行员的人物故事——但是现在障碍被打破了。从此以后，决定事情节奏的将是技术进步，而不是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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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广大的民众有着魔力般吸引力的不仅仅是飞行员。赛车手、拉力车手、自行车赛冠军也都是大众英雄。报纸追踪报道他们事业的每一步；每周都有纪录被打破，每周都有新的纪录产生。竞赛是当时的人最痴迷的事情之一；速度是其毒品。哪里的速度都比不上发展迅速的德国，因为德国工程师领先世界。1903年10月28日，德国公司AEG已经测试了时速达210.8公里（每小时130.5英里）的电力机车，这是有史以来最快的人造机车。仅仅一个星期以前，其竞争对手、生产商西门子生产的相似机车时速已达每小时206公里（128.5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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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德国就从一个封建小国拼凑而成的脏兮兮的国家蜕变为工业巨人，准备战胜世界各国。她已经打败了宿敌法国，成为了一个帝国，获得了殖民地。普鲁士的沙质平原里走出了战士和管理者；南方农村已成为化学工业和精密工程的世界领袖；北部港口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以及“德国制造”的产品；西部则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地区即鲁尔区，那里出产煤和钢的速度超过旧世界的任何国家。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使得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很富裕。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有钱让他们的儿子获得古典的、非职业化的教育。德国银行给教育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大学培养出了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多的富有成效和独创精神的人文与科学精英（颁给德国的诺贝尔奖多过任何地方），德国拥有密度最大的剧院、歌剧院、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以及兴盛的图书和报纸市场。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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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发展高峰的推动下，不断增强的速度感成为了主要的关切，一场公共恋爱，一种深切的恐惧，驱使着数百万人生命的脉动。克虏伯工厂的巨型机器，拜耳和BASF的化工厂、电器巨擘AEG和西门子、欣欣向荣的戴姆勒－奔驰吸纳了数万名矿工、工程师、非技术工人和工头，他们在工作日按时上班，手表死板的指针和工厂的哨声计算并打断他们的工作，把他们变成机械娃娃，以令人头脑麻木的规律重复其职责。负责电话交换的妇女在联络的咔嗒声和持续不断的嗡嗡声中迅速建立了关系，秘书以每分钟100多个字的速度记录不耐烦的上司口述的内容，气动讯息经她们头顶的管子呼啸而过，电话缩短了通讯的高雅方式。照明的商店招牌和巨幅海报墙上的即时广告资讯闪过途经者的眼前。铁路以快速、最重要的是准时而自豪；有轨电车于1879年开始在柏林运行；汉堡自由港的吊车分秒必争地按计划装货和卸货；坑头塔的巨大车轮二十四小时不停旋转，一班一班的工人被送到黑暗中。对于工厂工人来说，早在《摩登时代》的未来创造者查理·卓别林还穿着开裆裤的时候，这种恐怖的景象就已经是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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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要节省时间，这一信条的弥赛亚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1856—1915年）。他是美国工程师，终生致力于理顺工作实践，他通过分析每个工人的动作，直到最小的手势，拆解动作并以最节省时间的方式，重组生产过程。他出生于一个贵格会教徒之家，在德国受过教育。在1880年代的钢铁危机中，他观察工人工作，认为旧的工作方式——由经验法则和独立法则的工匠式运用以及拖拖拉拉的工人所宰制——已经不行了。从此以后，每一个动作都将得到科学分析，执行和计划的责任则完全交给经理。“过去，”他写道，“人是第一位的。未来，制度是第一位的。”泰勒通过使用他称为施密特的虚构的人的例子，说明只有严格的分析才能够提高工作速度和效率。他把他的原则应用于许多工业部门，提高了一个自行车厂的效率，“35个女工完成了以前120个人的工作。高速工作的精确性超过以前慢速时候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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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1863—1947年）是第一位汽车制造商，他的一个著名认识是，以低价卖成千上万辆车给收入平平的人赚得的钱超过以昂贵的价格卖给富人几百辆车所赚的钱。他最具革命性的洞见是把每个部件送到恰当的工人面前，而不是让专业化的个人来到部件跟前，由此诞生了流水线。1908年生产的福特T型车成本为825美元，是大众能够买得起的第一款汽车，尤其在工厂效率改进迅速转化为价格下降之后。这款车之所以选择黑色油漆是因为黑色油漆干得快。福特的名言是：“顾客想把车漆成什么颜色都可以，只要是黑色。”想起来很好玩儿：如果粉红色油漆干得更快，情况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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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年之前的欧洲，福特和泰勒的思想没有得到广泛实施，但是，他们受到热烈讨论，“泰勒主义”对老板们意味着效率，对坚定反抗所有“泰勒主义”倡导的工团主义者，则意味着对工人的机械化剥削。然而，有远见的欧洲人强烈地受到美国人处理工作、生活和当下的方式吸引。亨利·福特宣称：“历史或多或少是废话。那是传统。我们不想要传统。我们想活在当下，唯一有一点点价值的历史是我们今天创造的历史。”面对欧洲衰竭的社会和做法，欧洲大陆一些最富创新性的心灵——其中包括汽车制造商路易·雷诺、后来的奥匈帝国钢铁大亨卡尔·维特根斯坦、建筑师阿道夫·鲁斯——赴美国观摩这个不受传统约束的社会的运作方式。他们带回的信念是，欧洲必须精简，擦去尘埃，全面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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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成为了一种物理体验。自行车比行人速度快四倍，骑车人得以走出生活的局限，来到乡村，远离起居室的生活，走向一种免除社会习俗的生活。道德家们震惊于这些无法无天的车辆对公众道德，尤其是对妇女道德的影响，她们兴高采烈地蹬着自行车，丢掉了紧身胸衣，穿上了实用的服装，包括裤子。同时，科学家严肃警告，速度以及座位——大胆地骑跨上自行车坐凳——会给妇女难以忍受的刺激，让她们不孕、歇斯底里，更糟糕的是，使她们成为没有任何约束的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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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莫里斯·卢布朗（他创造了著名的雅贼亚森·罗平）在他1898年的小说《这是翅膀！》中描写了两对年轻夫妻骑车旅行的故事，借此调笑这种公众恐惧。第一天，一个男人说没有什么比自行车的速度更快，骑车人的感觉变得更敏锐，使他们对风景产生新的体验。同时，女人们开始解开上衣。第二天，女人们没有穿紧身胸衣。第三天，她们干脆把上衣脱了，像今天的亚马逊女战士一样在乡间骑车。最后，这两对夫妻在自由恋爱的狂欢中抛弃了所有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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