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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电影先驱路易斯·卢米埃尔在他的影片《机械熟食》中，不仅表现了特技摄影（这里是向后筛选）的惊人效果，也显示了生活个体与大众生产之间脆弱和越来越令人费解的关系。在电影中，香肠变换回了绞肉机，重新变成两半边猪肉，最后变成一头快乐的猪。某种程度上，机械化的方便和个体生活似乎处于大多数人生活的两端。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恐惧，成群的先知反对“美国化”、粗俗和好品味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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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更敏锐的观察者看到了潜在的、所有灿烂所掩盖的更加严重的问题。事物的表象从来没有像世纪初消费文化的盛大庆典、1900年巴黎博览会那样令人眼花缭乱。一家天主教杂志的记者莫里斯·托尔米耶尔（1850—1933年）写了一系列文章描绘博览会的虚拟现实。托尔米耶尔写道，参观者看见的不是任何已知事物的代表，而是极力争取最大效果和娱乐的结果。“印度教寺庙、野蛮人的小屋、塔、（伊斯兰国家的）露天市场、阿尔及利亚人的小巷、中国馆、日本馆、苏丹馆、塞内加尔馆、柬埔寨馆……各种气候、建筑风格、气味、色彩、食物和音乐”与这些国家的生活毫无关系，都是组织者为出卖更多的票鼓捣出来的。在印度馆，参观者可以看到一群填充动物，有吹胀的大象、一群母鸡、一头野猪、准备进攻的蛇，附近是捷豹家族和玫瑰朱鹭——它“显然吃惊”自己被这么多不同的动物给包围了。事实由商业灵感的幻想给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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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概念的印度、这种概念的印度仓库，如此瑰丽如此部分真实，如此只有部分真实以至于虚假，所有这些挤满了人的屋子……只给我呈现了一个不完全的、断裂的印度，只是收银员的印度。另一个印度？饥荒的印度？因为这个巨额贸易的国度同时也是可怕的局部退化的国度、本地人极其痛苦的国度。那里大量的人死于饥饿，受到饥饿折磨。印度不仅仅是仓库，也是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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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展览的各个区域，托尔米耶尔只看到“无效、滑稽、重大的改变或者彻底的虚假”，刺激并满足着刻板印象，但绝不是呈现真正的新事物。相反，全都是舞台工作，全都与其表象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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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我们好像是在最传奇的西班牙，这一次，真的是制作精良的美味佳肴的逼真再现。这些老旧的墙，这口破碎的井，这些摇摇欲坠的小小的柱子，被忘却的盾形纹章，使我感觉到五个世纪的神秘和阳光……然后我更仔细地观察，我注意到，在门的上方，在石头的包浆中，有哥特字母的痕迹……我走近看，我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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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梅里埃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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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托尔米耶尔来说，大众消费的世界也必定是由经济刺激的谎言世界，对它提出任何别的要求都是荒诞不经的。进入世界博览会的会场意味着赞同它的规则，正如进入百货商店意味着——或者不如说允许，甜蜜地、暂时不去质疑使所有购物者富有和免于烦恼的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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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博览会必须是博览会，也就是说，是某种类型的说教式银行，其第一目标是吸引、保持、通过银行的独有手段，吸引、保持……真理、历史、常识，以后会尽可能安排好。所以……为什么，在英属印度，黑豹、野猪、鹧鸪、大象、猴子、朱鹭和蛇出现在同一个屋檐下，构成这种感人的集体？因为这个寓言把它们集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为什么饥饿的印度被具体化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营养良好、精心打扮的印度人？因为饥荒不会，也永远不会有吸引力……为什么安达卢西亚——在摩尔人的时代——向我们推荐梅里埃巧克力？因为真正的摩尔人和真正的安达卢西亚人，根据所有的外观，并不适合用来做广告，而博览会未来不会、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不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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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世界博览会把世界带到首都，那么，新的运输工具把大城市的居民送往更广阔的世界。维也纳的避暑山庄、法国的特鲁维尔、比利亚茨和其他的海滨城市；遍布德国农村地区的便宜旅馆和工人度假屋及波罗的海度假胜地——它们使欧洲人得以离开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抛开城市的匆忙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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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更早实现工业化，对大西洋对岸的新开发地如康尼岛（这是一个传奇的休闲胜地，纽约人放弃城市高温，换取游乐园的高温）等更为开放，英国人也是当之无愧的海滨度假冠军。铁路使得每个人都能来到海边，有着壮观的建筑、音乐厅、剧院和其他大众娱乐设施的布莱克浦和布莱顿码头只是从博格诺·里吉斯到韦斯特沃德·霍的那些比它们更著名或不那么出名的、几乎是没完没了的海滨胜地中规模最大的两个。1900年，仅布莱克浦一地就接待了约300万游客，到1914年，接待游客达400万人——当年约10%的英国人造访了这个海滨城市。更多的人去了其他旅游地。对许多人来说，大众的到来是令人愉快的，但是，有些人也觉得这冒犯了优序良俗。但是，正如乔治·特维尔拉维内指出的那样，这是整体状况的一个必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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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巴黎人独自拥有布洛涅公园，或者和少数几个朋友共同拥有它，而不是与其他50万个人共同度假，（这）无疑是更愉快的事。正是辉煌的进步才使得大家都可以去原本遥远的远足之地，并造成了这种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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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世界本身变得更加近便了，越来越难以逃离人群、城市生活的速度和紧张、交通的喧嚣以及广告不断的视觉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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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文化及工业化带来的方便、娱乐与“面包与电影院”的文化，是大众时代的一个重要方面。缓缓进步的传统结构——地域来源、宗教信仰、同业公会和地产（庄园）——自文明的开端以来一直是划定身份的主要因素，现在，在城市化和大众媒介的有力援助下，由其他结构所取代。一个自认是普罗旺斯乡村的清教徒、像父亲一样的葡萄酒酿造商可能觉得乡村生活没有未来，因此可能决定收拾行装，去巴黎的工厂当工人。在新生活中，他可能会是《晨报》的忠实读者，特别喜欢体育版和小说连载，是托马斯犯罪电影系列的小说迷、社会主义者、分配园艺委员会成员、巴黎足球俱乐部支持者——这是由各种个人选择构成的身份。他的妻子可能来自天主教为主的布列塔尼，给孩子起法国名字，从法国革命、希腊神话、体育英雄，或者当红明星那里获得启示，从而宣示家庭的社会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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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选择的引擎、工业及其批量生产的商品以离散而强大的力量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改变的不只是作为事物的外貌，而是结构本身；就人们所穿的现成的衣服和鞋子而言，真的是这样。1870年代以来，普通先生和普通太太的品味可能没有太多变化——实际上，社会变化所造成的不安全感可能使他们的品味进一步历史化新文艺复兴和新中世纪幻想——但是其欲望对象的可用性和价格改变了。现在，许多人买得起适度的奢侈品，在目录或者百货商店进行个人选择，他们可以买报纸和电影票，可以带上家人去海边度假一周。在日常生活处理中，他们作为链条上的最后一个环节，成了充分全球化的经济的一部分：他们与其他数百万人一样阅读同样的报纸，吃新西兰和阿根廷进口的肉、俄国和加拿大进口的小麦，喝工业化的乳制品厂送来的牛奶，饮殖民地的茶和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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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新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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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世界观、希望、愿望和忠诚已经不同于过去的一代。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巨大的党的网络和报纸进行传播。数十万计的人组成工会和政党，策应工业化社会的社会现实。妇女组织捍卫妇女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捍卫贫穷的劳工，保守党派捍卫富人的利益，欧洲的自由运动从开明的民权主义发展到强调法国激进模式的经济自由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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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组成体育俱乐部和德国候鸟运动那样的社团，一群脱离了广大社会的年轻人征服了世界——年轻人第一次被视为一个世界，而不仅仅是有缺陷的成人，这个群体要求承认、娱乐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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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要求只是被依稀听到：这样的青年文化，这样有自己的服装、习惯、音乐和消费品的“很酷的”世界，在又过了60年后，才开始存在。年轻人暂时还没被赋予多少价值。正如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回忆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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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希望促进（其职业生涯），就得采用所有可能的伪装，让自己显得比实际年龄大。报纸推荐长胡子的专利药品，那些刚刚通过考试、二十四五岁的医生留着大胡子，让人觉得他们“有经验”。年轻人穿着长长的黑色燕尾服，步履缓慢，如果可能的话，挺着大肚子，以便体现那种理想的停匀状态；最有雄心壮志的人则试图否决他们真实的、令人狐疑的变动不居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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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消费者的年轻人是企业有待开发的资源。他们还没有成为商业、城市群落追逐的对象。男孩子们一旦穿不下他们的短短的裤子，就没有特别的衣服可穿。没有专门为他们举办的文化活动，放学后也没有可去的地方。儿童杂志迎合的是青少年的口味和兴趣，有针对青少年的通俗小说，但是这些都不构成青年文化。然而，后来的变化基础在这时已经奠定了：妇女地位的变化和最早的性革命的萌芽，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使得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有更长的青年期，可以进行俱乐部和社团的组建。当然，还有从德国表现主义者到伦敦布鲁姆斯伯里斯蒂芬姐妹周围的年轻艺术家的爆炸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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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群落需要新的仪式，新的共同生活方式，如往往吸引欧洲大城市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共产主义者五一游行那样展现凝聚力和力量的活动，以及如足球比赛——在中心草坪上为存在而进行殊死之争——那样显示集体交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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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英国一国，1910年足球联盟登记注册的足球俱乐部就达1.2万个、会员30万，足球杯总决赛这样的赛事吸引的观众达10万人。其他的体育赛事，如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和重要的板球比赛，也能吸引大批观众；而在世纪之交，伦敦有25家专门的体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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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群落是新兴的社会秩序的核心事实。各地都在发生身份调整的事情，使得大多数人悬在其传统社区（宗教信仰、出生地和习俗）和新社区的现代城市生活之间——这一半是出于选择，一半是由于强迫。随着工业区或者矿场附近的村庄发展出城市的繁荣，形成具有自己的市民文化的完整城市，重心是流行的追求，而不是精英的关切。（这些城市）更可能有容纳数万观众的一流的足球场，而不是一流的公共图书馆或者歌剧院。此外，政治集会、工人教育俱乐部、体育俱乐部、工会和合作社为社会生活提供额外的焦点。文化的民主选择得到强有力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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