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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消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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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消费群，新的群落，既是害怕的一群，也是梦想的一群。这些害怕的核心是这一新的部落社会（其他人称之为“现代工程”）本身核心处确定性和机遇之间的折中。如果意识形态可以像衣服风格和家具一样进行选择，那么这种自由是以确定的身份为代价的，是以传统的保护、教会和确定的原则为代价的。人们照镜子的时候，发现盯着他们的那张脸几乎是立体派的那种脸。人们得到的机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面对日益加速的匆忙和无数种不同声音的喧嚣，他们发现自己不再是一个整体，也没有一种观点可以充分描述他们。他们拥有很多身份，很多不熟悉的身份。并非每个在自己的内心镜子里看到这种碎裂的人都能够接受自己的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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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自己身边这种毁灭、演变和建构交织的情况有着最敏锐认识的是乔治·齐美尔（1858—1918年）。这位德国的犹太学者经济独立，因此得以拥有大学教职不能提供的学术自由——这是他付出代价后发现的事实。当时，为了得到教授资格，他在柏林大学讲了一堂课。结果，由于年轻的哲学家竟敢当众反驳一位资深教授，他的课受到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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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出生在繁华的柏林市中心的犹太孩子，幼年丧父的齐美尔在很多方面注定是一个密切的观察者，一个以局外人的身份进行观察的人。他一生都处于主流学术界的边缘，出版了一系列给他带来国际声誉的著作和论文。他的许多论文题目读起来像是他那个时代的地震记录：《两种形式的个人主义》（1901年）、《大都市的精神生活》（1903年）、《时尚哲学》（1905年）、《性别哲学》（1906年）、《生命的碎裂》（1916年）。“生命作为一种碎片的特征有它的原因……”齐美尔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写道：“……个体对生命的体验往往就是这样（碎片），仿佛有一个层次，或者在上帝眼中，有一个完美的整体……它一旦进入我们的经验现实，就分裂为无数的部分……”活在现代世界带给我们伤害，以及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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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社会，支配个体与他／她新获得的选择权之间关系的核心悖论是：大众生产不仅促进一个群体的会员制，也促使个人的、个体的选择成为个人喜好和品味的张扬，企业本身依赖把人们作为各种类型看待，而不是把他们作为个体看待。对于经理人和产品设计者，个人并不存在，而只有预算、尺寸表、钟形曲线、时尚、市场。市场营销和广告努力缩小这种差距。他们完美地把匿名的产品同各种脸联系起来，赋予它们个人的外表和一点儿家庭般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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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生事物增长之时，旧事物突然变得珍贵起来，促使人们记录行将消逝的世界和短暂的瞬间。摄影家尤金·阿特热出没于巴黎的街道，保持他所看见的不会持久的东西；奥古斯特·桑德摄制了他的第一批工作中的德国人；俄国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普罗库丁－古斯基（1863—1944年）拍摄了一系列令人惊奇的、生动的纪念碑和沙皇帝国人民的彩色照片（用根据他自己的设计生产的照相机）；英国摄影家本杰明·斯通于1897年创建了全国摄影记录协会。保存是当时的任务。创建于1895年、致力于保存乡村房屋和其他历史古迹的英国国家信托基金于1907年得到法律的承认。1902年，德国的杜热尔邦德志在发挥相似的作用，而在法国，被认定为国家遗产的遗址都得到1905年通过的法律的保护，奥地利于1911年成立了非常正式的“帝国和皇家古迹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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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离开了电影院的话题，但是，它对世界的明亮呈现是当时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提供娱乐，而且还提供了一群半神，他们在热爱者的眼中光彩夺目，是对个体的神化。技术前所未有地控制了人们的描写，作家和工程师争相改进和扩大电影的技术和美学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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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还有一件与电影有关的事，虽然它完全没有引起注意。法国大公司很快发现最好把他们的制片厂建在阳光灿烂的南部，这里可以使用自然光，而无需使用昂贵、事故多发的高压照明。1911年10月，美国人戴维·霍斯利基于同样的考虑，去加利福利亚开办了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内斯特制片厂。他就便选择洛杉矶多山的郊区一个叫作好莱坞的村子，在那里，他在枯燥乏味但是名字很响亮的日落大道开办了他的制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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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十三 1912年：生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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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各方面都完全健康的人不会做出恶劣或者邪恶的行动；他的行为必定是好的，也就是说，恰当地适应于人类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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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里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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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文明世界的700名男男女女挤在伦敦大学学院的走廊和演讲厅聆听演讲，参与世界上最杰出的专家领导的研讨会和讨论。他们是医生及大学教授、政治家和生物学家、神学家和女权主义者、社会改革家、哲学家、统计学家、人类学家及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他们齐聚一堂，讨论他们大多数人认为是人类更美好未来的主要基础：人类基因改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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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国际优生学会议于1912年7月24号到7月30号举行。这次会议得到许多要人的支持。会议主席伦纳德·达尔文少校是英国优生协会主席、进化论创始人的儿子。荣誉副主席包括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主席托马斯·巴洛爵士、首席大法官阿尔夫斯通爵士、牛津的主教大人查尔斯·戈尔、著名德国生物学家弗里德里希·威斯曼、著名瑞士病理学家奥古斯特·弗雷尔、电话发明者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慕尼黑大学教授马克斯·冯·格鲁伯，以及德国优生学家与日耳曼种族优越性的预言者、国际种族卫生学会主席阿尔弗雷德·普罗茨博士，斯坦福大学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以及哈佛大学名誉校长查尔斯·W.艾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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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专属想法古怪者和异乎寻常者的优生学一举享受到最高的科学荣誉。优生学在大学、学术杂志、畅销书和议会辩论中得到讨论。执行强制绝育之类优生措施的法律得到通过，持各种政见的政治领袖拥护优生学的目标，各国科学家把它视为拯救人类的办法，而哲学家和专家则大唱其赞歌。有两项科学发现对于20世纪及之后的生物学思考和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如果没有它们，这一切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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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一个新发现诞生在几十年以前，没有引起任何注意。这是一位隐居的奥地利僧侣格雷格·孟德尔（1822—1884年）的试验成果。他追踪几代普通豌豆的遗传特征分布情况。类似一个亲本的黄色外壳的特殊性只会在以后两代重新出现，并且只出现在25%的豌豆中。孟德尔的结论是，遗传信息肯定是通过两个信息渠道传递的：一个是主导的，一个是隐性的，所以隐性特征只有在两个隐性信息齐聚的时候才能得到表达，否则就会表达主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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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孟德尔在一份科学杂志上公布了他的发现，并把他的文章寄给了查尔斯·达尔文等知名科学家，但是他们忽视了他的发现——无论对于这位僧侣还是达尔文，这都是一个学术悲剧。他的自然选择理论证明生物能够适应环境，但是这种机制连对达尔文都是一个谜。孟德尔掌握着秘密，而答案就摆在这位英国科学家的面前：孟德尔的文章在他的案头摆了多年，他都没有拆阅。这位奥地利僧侣的发现只是在被剑桥生物学家威廉·贝特森（1861—1926年）重新发现，并终于理解其含义后，才引起广泛的注意。贝特森在《孟德尔的遗传原理》（1909年）中发表了他的发现。1903年，他在另一本书中创造了一个词来形容孟德尔发现的性质：遗传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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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键发现是由第一届优生大会副主席、弗莱堡动物学家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奥古斯特·魏斯曼（1834—1914年）做出的。作为德国一位省级高中教师的儿子，魏斯曼努力工作，不仅成为了著名的弗莱堡大学的教授，而且是生物如何能够适应环境辩论的中心人物。迄今为止，许多科学家都追随法国动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特（1744—1829）提出的理论。拉马特宣称，特征是习得的或者环境施加的，然后被遗传给后代。因此，长颈鹿有长脖子是因为每一代为了够得着越来越高的树枝，言外之意就是，人类经过一代代改良和努力智力会产生特别适于统治野蛮程度更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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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斯曼不认同拉马克的理论，并提出了非常不同的理论。他识别了个体细胞的“种质”（大致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DNA），并假定每个个体最内在的这个核心会被遗传给下一代，而不会受到父母的经验或者获得的特征的影响。魏斯曼认为，只有这一点能够解释令人费解的一些事实，例如工蚁和兵蚁这类不生育的动物的存在，它们的父母不可能把那些专业化能力遗传给它们。这个思想优美而轻松地解决了理论和自然界中的观察之间的许多差异，但是它也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回答拉马克提出的问题：如果获得性特征不能遗传，那么，生物如何适应环境，进化如何带来新的、适应性更好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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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伟的进化论是由卑微的载体承载的。孟德尔的发现是经由豌豆做出的，魏斯曼喜欢以海胆为研究对象，进化适应之谜的缺失部分（直到1953年双螺旋的发现，才得到最伟大的发现）则是一只白眼睛的苍蝇的贡献，或者说，是一位眼光锐利、发现了这种小生物的美国研究者的贡献。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家托马斯·杭特·摩根（1866—1945年）通过观察直到今天仍让生物学学生又爱又恨的果蝇（黑腹果蝇）而把科学推进了一大步。果蝇一个多星期的生命周期（从蛋到成年）使之成为延续多代的研究的理想对象。1910年摩根发现白眼睛果蝇的意义在于，它是两个纯系的红眼睛祖先生出来的，因此，不可能是遗传特征。因此，它的遗传密码肯定是自发改变的；它发生了变异。如果变异不仅如几位科学家提出的那样是可能的，而且真的可能观察得到，那么，它就能够解释无需获得性特征的代际传递而实现的适应。在无数的随机改变中，有些会提供进化好处，而另一些则会危害其携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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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就发生在科学家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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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在题为《孟德尔遗传机制》的著作中，摩根的观察及其理论框架提供了现代对于进化的理解基础以及对优生学的全面反驳。优生学理论的基础是相信遗传特征和不变的遗传。如果有一些人真的得到改善，另一些人在历史上衰弱了或者毁灭了，那接受优生学理论倒可能真的是明智之举。但是如果这两种人都受到随机的变异的影响，如果优生学改变完全是由于随机改变而不是获得性特征，那么，整个优生学体系就是一派胡言。变异是有机界的伟大创造者和伟大平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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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争论总是在回顾的时候才显得清晰。对于那些寻求遗传和进化真理的人来说，问题笼罩在各种互相竞争的观念、有缺陷的理论和实验的浓厚迷雾中。科学有着操作模型的魅力，总可能发现一种理论架构的缺陷，或者拒绝其前提，或者拒绝结果阐释。实际上，在了解1910年前后围绕优生学的争论时，记住这两点很重要：变异的机制和个别基因的重组还不为人理解，遗传物质的结构——沃森和克拉克的双螺旋——尚不为人所知晓。因此，对于遗传获得性特征的可能性这类问题，保持开放的心胸是理性而科学的。它在聪明或者酗酒这类特征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解决，确有可能争论整个种群的遗传物质真的一代一代地降低或者改进。这仍然被认为是好的科学，并且，怀着最良好的愿望，那些接受它的人以这种思想为基础，提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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