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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各方面都完全健康的人不会做出恶劣或者邪恶的行动；他的行为必定是好的，也就是说，恰当地适应于人类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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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里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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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文明世界的700名男男女女挤在伦敦大学学院的走廊和演讲厅聆听演讲，参与世界上最杰出的专家领导的研讨会和讨论。他们是医生及大学教授、政治家和生物学家、神学家和女权主义者、社会改革家、哲学家、统计学家、人类学家及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他们齐聚一堂，讨论他们大多数人认为是人类更美好未来的主要基础：人类基因改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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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国际优生学会议于1912年7月24号到7月30号举行。这次会议得到许多要人的支持。会议主席伦纳德·达尔文少校是英国优生协会主席、进化论创始人的儿子。荣誉副主席包括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主席托马斯·巴洛爵士、首席大法官阿尔夫斯通爵士、牛津的主教大人查尔斯·戈尔、著名德国生物学家弗里德里希·威斯曼、著名瑞士病理学家奥古斯特·弗雷尔、电话发明者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慕尼黑大学教授马克斯·冯·格鲁伯，以及德国优生学家与日耳曼种族优越性的预言者、国际种族卫生学会主席阿尔弗雷德·普罗茨博士，斯坦福大学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以及哈佛大学名誉校长查尔斯·W.艾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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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专属想法古怪者和异乎寻常者的优生学一举享受到最高的科学荣誉。优生学在大学、学术杂志、畅销书和议会辩论中得到讨论。执行强制绝育之类优生措施的法律得到通过，持各种政见的政治领袖拥护优生学的目标，各国科学家把它视为拯救人类的办法，而哲学家和专家则大唱其赞歌。有两项科学发现对于20世纪及之后的生物学思考和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如果没有它们，这一切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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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一个新发现诞生在几十年以前，没有引起任何注意。这是一位隐居的奥地利僧侣格雷格·孟德尔（1822—1884年）的试验成果。他追踪几代普通豌豆的遗传特征分布情况。类似一个亲本的黄色外壳的特殊性只会在以后两代重新出现，并且只出现在25%的豌豆中。孟德尔的结论是，遗传信息肯定是通过两个信息渠道传递的：一个是主导的，一个是隐性的，所以隐性特征只有在两个隐性信息齐聚的时候才能得到表达，否则就会表达主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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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孟德尔在一份科学杂志上公布了他的发现，并把他的文章寄给了查尔斯·达尔文等知名科学家，但是他们忽视了他的发现——无论对于这位僧侣还是达尔文，这都是一个学术悲剧。他的自然选择理论证明生物能够适应环境，但是这种机制连对达尔文都是一个谜。孟德尔掌握着秘密，而答案就摆在这位英国科学家的面前：孟德尔的文章在他的案头摆了多年，他都没有拆阅。这位奥地利僧侣的发现只是在被剑桥生物学家威廉·贝特森（1861—1926年）重新发现，并终于理解其含义后，才引起广泛的注意。贝特森在《孟德尔的遗传原理》（1909年）中发表了他的发现。1903年，他在另一本书中创造了一个词来形容孟德尔发现的性质：遗传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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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键发现是由第一届优生大会副主席、弗莱堡动物学家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奥古斯特·魏斯曼（1834—1914年）做出的。作为德国一位省级高中教师的儿子，魏斯曼努力工作，不仅成为了著名的弗莱堡大学的教授，而且是生物如何能够适应环境辩论的中心人物。迄今为止，许多科学家都追随法国动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特（1744—1829）提出的理论。拉马特宣称，特征是习得的或者环境施加的，然后被遗传给后代。因此，长颈鹿有长脖子是因为每一代为了够得着越来越高的树枝，言外之意就是，人类经过一代代改良和努力智力会产生特别适于统治野蛮程度更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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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斯曼不认同拉马克的理论，并提出了非常不同的理论。他识别了个体细胞的“种质”（大致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DNA），并假定每个个体最内在的这个核心会被遗传给下一代，而不会受到父母的经验或者获得的特征的影响。魏斯曼认为，只有这一点能够解释令人费解的一些事实，例如工蚁和兵蚁这类不生育的动物的存在，它们的父母不可能把那些专业化能力遗传给它们。这个思想优美而轻松地解决了理论和自然界中的观察之间的许多差异，但是它也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回答拉马克提出的问题：如果获得性特征不能遗传，那么，生物如何适应环境，进化如何带来新的、适应性更好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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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伟的进化论是由卑微的载体承载的。孟德尔的发现是经由豌豆做出的，魏斯曼喜欢以海胆为研究对象，进化适应之谜的缺失部分（直到1953年双螺旋的发现，才得到最伟大的发现）则是一只白眼睛的苍蝇的贡献，或者说，是一位眼光锐利、发现了这种小生物的美国研究者的贡献。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家托马斯·杭特·摩根（1866—1945年）通过观察直到今天仍让生物学学生又爱又恨的果蝇（黑腹果蝇）而把科学推进了一大步。果蝇一个多星期的生命周期（从蛋到成年）使之成为延续多代的研究的理想对象。1910年摩根发现白眼睛果蝇的意义在于，它是两个纯系的红眼睛祖先生出来的，因此，不可能是遗传特征。因此，它的遗传密码肯定是自发改变的；它发生了变异。如果变异不仅如几位科学家提出的那样是可能的，而且真的可能观察得到，那么，它就能够解释无需获得性特征的代际传递而实现的适应。在无数的随机改变中，有些会提供进化好处，而另一些则会危害其携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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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就发生在科学家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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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在题为《孟德尔遗传机制》的著作中，摩根的观察及其理论框架提供了现代对于进化的理解基础以及对优生学的全面反驳。优生学理论的基础是相信遗传特征和不变的遗传。如果有一些人真的得到改善，另一些人在历史上衰弱了或者毁灭了，那接受优生学理论倒可能真的是明智之举。但是如果这两种人都受到随机的变异的影响，如果优生学改变完全是由于随机改变而不是获得性特征，那么，整个优生学体系就是一派胡言。变异是有机界的伟大创造者和伟大平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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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争论总是在回顾的时候才显得清晰。对于那些寻求遗传和进化真理的人来说，问题笼罩在各种互相竞争的观念、有缺陷的理论和实验的浓厚迷雾中。科学有着操作模型的魅力，总可能发现一种理论架构的缺陷，或者拒绝其前提，或者拒绝结果阐释。实际上，在了解1910年前后围绕优生学的争论时，记住这两点很重要：变异的机制和个别基因的重组还不为人理解，遗传物质的结构——沃森和克拉克的双螺旋——尚不为人所知晓。因此，对于遗传获得性特征的可能性这类问题，保持开放的心胸是理性而科学的。它在聪明或者酗酒这类特征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解决，确有可能争论整个种群的遗传物质真的一代一代地降低或者改进。这仍然被认为是好的科学，并且，怀着最良好的愿望，那些接受它的人以这种思想为基础，提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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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前后，一种充分成熟的基因遗传和变异理论的所有因素都齐备了，但是，科学家们对于哪一个理论最有效还在进行激烈的、往往尖刻的辩论。在基因密码发现之前，遗传的机制仍然模糊不清。个人形成的一些特质，如聪明或者残忍、手的灵巧度、道德修养、酗酒或者肺结核，会遗传给下一代吗？在这个问题上，自从18世纪卡尔·冯·林奈与德·布冯伯爵争论以来，科学没取得多少进展。特质可以观察到，但是几乎不可能区别自然与培养，生理继承和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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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优越的原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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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特性方面最令人敬畏的研究者是弗朗西斯·高尔顿（1822—1911年）。他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科学领域最博学的人之一。高尔顿撰写了300多篇科学文章，他众多的发现包括指纹、气象高压区及其对天气的影响、统计心理学以及冲泡一杯完美的茶的科学原则（这篇文章一举解决了在茶掺进杯子之前还是之后加牛奶的问题——他赞成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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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借着《当代男人词典》对英国显赫家庭中有能力的人——科学家、艺术家、高级公务员、政治家、军人及教会领袖——的普遍程度进行了他的初期研究。由于他们互相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恰好，高尔顿自己就是查尔斯·达尔文的侄子），他的结论是，他们的遗传品质肯定优于其余人群。但是，如果说这个国家最好的家庭因为原种优越而养育了更多的杰出人才，那么，就需要保护和培养这种潜能，不让它被下等阶级劣质的遗传品质给淹没——他们的高生育率威胁到比他们优良的人群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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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个经典案例在此之后，因为这个原因的推论而显得可笑，但是这是高尔顿事业的基础。他借古希腊语“出身名门”一语构造了“优生的”一词，并以只有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才可能调动的能量（这是维吉尼亚·伍尔夫比较麦考利勋爵和利顿·斯特雷奇时发现的）宣扬他的发现。在无数的演讲和文章中，高尔顿宣传这样的思想：只有那些珍贵的个人拥有相对于体弱者、退化者和患病者的优先权，人类才能达到更高的文明层次。优生学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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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在书名简洁的《遗传天才》（1869年出版，1892年再版）一书中发表了他的研究，并提出了创造超人民族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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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认真挑选，很容易获得固定的、具有特殊奔跑能力或者其他能力的狗或者马……所以，通过连续几代人的明智婚姻，生育一个非常具有天分的民族是完全可行的。我将证明，此刻，普通的、影响力不被怀疑的社会服务机构正在致力于人性的退化，而其他机构在致力于它的改善。我的结论是，每一代人对于其后代人的自然禀赋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坚持认为这是我们对人类的义务：探讨那种影响力的范围，在不以不明智的方式对待自身的情况下，实施这种影响力对未来地球居民最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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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选择以英国上层社会为研究重点，这是非常务实的。他宣称：“我本来特别想研究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传记，二者都有很多高智力的家庭。德国和美国也很有趣。法国的情况稍逊，革命和断头台给法国能干人群的后代造成了悲伤的浩劫。”高尔顿用这段话表明优生学的中心政治含意：它将产生新兴的、更加强大的贵族。并不是所有的优生学者都相信欧洲贵族家族真的拥有优秀的遗传基因——许多杰出的优生学者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任何一种类型的统治阶级思想都自然地导致政治断裂，以后多年的争论都围绕着它们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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