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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的统计研究和无数阐明英国遗传衰退的图表都支持高尔顿的观点。他的研究富有启发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如果把用于改善马和牛的二十分之一的成本与努力用在改善人类的措施上，我们可以创造一大群天才！”1865年，他在《麦克米兰杂志》上写道：“我们可以为世界带来先知和文明的大祭司，正如我们可以通过让笨蛋交配而传播白痴。今天的男人和女人之于那些我们希望产生的人，相当于东部镇上的流浪狗之于我们精心育成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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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精纯的超人该当掌握世界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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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虚弱的民族一定要让位于更高贵的人类；就我们所知，即便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也不能很好地完成他们的任务……文明需要更能干的指挥官、政治家、思想家、发明家和艺术家。我们种族的自然条件并不比半野蛮时代强，虽然我们出生的环境比过去复杂多了。在大大超出其能力的智能压力下，当今最重要的人也犹豫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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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害怕英国自身也正在变成虚弱的国家在布尔战争中，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不仅发现难敌少数持步枪的农民，而且，还证明在曼彻斯特这样的工业中心，每千名新兵中就有403人由于身体欠佳不适合承担医疗服务后似乎变得尤其险恶。那些冒险进入伦敦贫民窟的研究者描绘了令人不安的情况，进一步放大了民族的焦虑。其中一位勇敢的探险者是美国小说家、记者杰克·伦敦。1902年，他假扮成一个无家可归者，走访了东区（他先找了托马斯·库克，库克拒绝组织去那儿旅行，声称自己从来没听说过那个地方）后，把自己的见闻公之于众。在伦敦清脆的散文中，穷人中的穷人的境况甚至比维多利亚时代的传教士承认的还要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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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应者与不被需要者！在社会混乱中垂死挣扎，痛苦的、被鄙视被遗忘的人。卖淫的后代——男人、女人和儿童卖淫，肉与血及火花与精神的卖淫，简而言之，劳工的卖淫。如果这就是文明能够给予人类最大的好处，那么，给我们咆哮和赤裸裸的野蛮吧。做荒野与沙漠，洞穴与下蹲的地方的人，也比做机器与无底深渊的人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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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描写得到慈善家查尔斯·布斯的支持。布斯在去了贫民窟后，这样描写那里的居民：“他们过的是野蛮人的生活……他们中间那些遭受重创的人没精打采地在街上行走，充当乞丐或者打手。他们不提供任何有用的服务，他们不创造财富，他们往往破坏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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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还有什么比限制这些人生育，从而结束这种痛苦更自然的呢？高尔顿做了多次演讲，有一次他告诉满怀敬意的听众，优生学将会“像一种新宗教一样成为国民的良知”，确保“人类由最适应者代表。自然盲目地、缓慢地、无情地做的事，人可以有前瞻性地、迅速地，善意地做”。为了安排这一有前瞻性的和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高尔顿发起了大量的活动，写学术著作，甚至写了一部小说推广他的思想（他的小说遭到出版商的拒绝，后来被他的侄女给烧掉了。这部小说的“不雅”性质令她震惊）。他是优生学教育学会（创立于1907年）的幕后主使，该学会的成员包括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样的聪明人。凯恩斯的朋友、年轻的维吉尼亚·伍尔夫本人在她1915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相遇在纤道上，只得从一长串蠢货中间走过。第一个人是个子很高的年轻人，他的样子很古怪，你会看他两眼，但是不会再多看一眼；第二个人曳脚而行，眼睛朝旁边看；然后你会意识到，那个长长的行列中每个人都是痛苦而没有能力的曳脚而行的蠢家伙，没有额头，没有下巴，脸上挂着低能儿的傻笑，或者野蛮地可疑地盯着人看。非常可怕。他们当然应该被处死。”高尔顿教导的另一位追慕者是剧作家萧伯纳。他写道：“现在，没有合理的借口拒绝面对这个事实：只有优生学宗教能够把我们的文明从以前所有文明遭遇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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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场运动优点的并不只有知识分子。高尔顿的助手兼秘书卡尔·皮尔森兴致勃勃地写信给他的老板，认为他的思想已经开始被视为常识：“多数受尊重的中产阶级已婚妇女如果子女身体虚弱，会说：‘啊，那不是一个优生的婚姻！’”1910年，在担任内政大臣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秘密提出让女王陛下的10万名忠诚但是不那么走运的臣民绝育。优生运动现在是一股真正的社会与知识力量，而高尔顿可以恭喜自己是这场迅速发展、致力于良好育种的运动之父。高尔顿有着仁慈的预言家的气质，在第一届国际优生学大会的每位与会者的徽章上，他的侧面像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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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看似理性的乌托邦最重要最不祥的发展发生在科学与哲学的交汇处。这一新世界观的第二位预言者是德国解剖学家、作家厄恩斯特·海克尔（1834—1919年）。这位水母专家广受欢迎的进化与生物学著作是威廉时代德国最畅销的书。他最成功的著作《宇宙之谜》在1914年之前就卖出了4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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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尔于1900年左右成为声名鹊起的科普作家，但是他的事业是极富活力与乐观的19世纪的产物。像同时代的其他几位科学家一样，他埋首于工作——这令第二任海克尔夫人非常恼火，因为她痛苦地觉得这位科学巨人对她置之不理。读了1859年前后出版的《物种起源》后，海克尔立即觉得这本书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著作，并以传播该书的思想和加强其科学主张为毕生事业。他进行了几次大范围的标本采集旅行，并研究同事考察时带回的标本。他命名和描绘了几千个新物种，仅仅在北极圈“挑战者”探险后就命名了3500个物种。作为天才的设计师，海克尔给他的标本绘制了美丽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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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尔同高尔顿及他的偶像达尔文截然不同。他的知识守护神是诗人、科学家歌德，以及另一位德国人、伟大的全才亚历山大·冯·洪堡特——19世纪上半个世纪，洪堡特全身心致力于创造一个统一的世界观，这个宏大的综合理论涵盖了宇宙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历史和思想。受教于德国浪漫主义思想传统，海克尔是一位严谨的研究者，他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世界，一种新的、以所有事物都具有同样宇宙精神的思想为基础的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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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尔最成功的著作《自然中的艺术形式》（1904年）在威廉时代每个优秀的德国中产阶级书架上都看得到。在这本书中，他用200多幅华丽的插图描绘了不同生物和自然现象的审美之美。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著作。插图的制作花了好多钱，看上去很漂亮，但是风格也很微妙，更像新艺术风格的幻想，而不是科学作品。这些并不是无序的世界真实的植物和动物，而是活生生的优美瞬间，代表更高的秩序的指示，是一种宇宙精神，1910年最终与新教教会正式分裂的海克尔相信，这是他在进化之中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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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尔觉得，人类真正的任务就是学习根据自然的规则生活，而在当时，自然的规则在各地都遭到掌握权力的非利士人的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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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构建的高级文化必须得记住要创造一个幸福的，即心满意足的存在……许多被认为不可缺少的野蛮习俗和陈旧习惯将会消失……战争、决斗、对教会的强制支持……国家的主要利益不再是创造尽可能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以对艺术和科学最广泛的关心为基础，为其年轻人提供最完美的教育。技术的完善，连同其物理和化学领域的发明，将会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人工合成将提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对婚姻的理性改革将创造幸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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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尔在写下最后的几句话时，心里很可能想着他自己不开心的家庭生活，但是，在他经过科学训练的眼里，未来是光明的，因为解决方法很清楚：他写道，政治只不过是应用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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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尔常常批评他的同代人尼采，认为后者低估了同情和怜悯的理论，但是他自己对这些品质的理解是很特殊的。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伯莎·冯·苏特纳的崇拜者，但同时，他的同情观念具有非常积极的基调。“从理性上说”，1904年他写道，“不能像现代法律书那样把杀死一个残疾新生儿视为谋杀。相反，我们必须将其视为相关人士及整个社会采取的明智措施，并给予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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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自然的、几乎是泛神论者的虔诚、严格的科学思考和社会工程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他们尤其抓住了海克尔著作的优生学部分以及建设一个新的、摆脱现实混乱的、更纯洁、更好的社会。这些新一代的人将优生学思想变成习惯，并将其推向一个特殊的方向。科学演变成政治，海克尔的门徒威廉·夏麦尔（1857—1919年）宣传这一政治偏见：“自然选择的原则使得进化论非常重要”，他于1910年写道，“只是正当的理论与选择理论结合的结果，进化才成为了一种力量，尽管有强烈的反对、老旧的偏见和强大的利益，继续开辟新的道路……”如果进化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个人的价值仅在于其对人类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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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个人似乎只是为人类执行一种功能，本身并不是目的；那些对于人类的延续没有价值的个人被祝福早死。正如魏斯曼证明的，每一个物种的生命持续时间被调节得适合其需求……据魏斯曼的观点，死亡本身是以牺牲个人的方式为人类提供服务。这一自然法则，即让个人利益完全屈从于人类的利益，对于人类的发展也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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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麦尔不怀疑文明抵触自然选择，造成“无用的人带来沉重的，不断增加的负担”，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一个种族的平均遗传素质降低，这样，生存竞争要求的整体素质减弱了”。作者确信他的任务很急迫，对于那些颓废、目光短浅、认识不到即将到来的灾难之无情的人，他没什么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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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他们认为人口已经太多了）和女权主义者宣传的那些松懈的观点与舒服的习惯在白人文明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白种人不仅不能在地球上扩展，而且无疑会……早晚要么在军事上被顽强的、人口迅速增加的黄种人打败，然后逐渐因其生育上的竞争优势给取代，直到（白种人）消失，或者，如果各方能够避免仇恨，生殖力旺盛的亚洲人和平移民……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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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采取措施。海克尔的另一位学生、伦敦国际优生学大会副主席之一的阿尔弗雷德·普罗茨（1860—1940年）概述了措施。在他1895年出版的《我们民族的卓越及弱者的保护》中，他以最高的普鲁士人的应用精神写道，不能把生育留给“某些意外事件，一个小时的陶醉，而需要根据科学确定的基本原则予以调节”。如果这样尽职尽责的交配产生了畸形儿，“医院……用少量的吗啡，让它好好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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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德国种族卫生学会的创始人和不懈的宣传者，普罗茨并不比其他学者更极端，他们都发表了非常成功的著作和文章。“我们不赞成任何虚假的人性”，公然的种族主义优生学家西奥多·福里奇写道，“任何企图保存退化者和堕落者的人都是在限制健康者和强壮者的空间，压制整个社会的生命，增加存在的痛苦和负担，就是窃取生命幸福和阳光的帮凶。”人们相信，不杀死虚弱者则培养强壮者就行不通，在这里，尼采被用来支持那些好心杀人的人：“即便最认真地选择最好的人，如果不伴以对最坏的人的无情淘汰，也将一事无成……查拉图斯特拉说：‘不要放过你的邻居！’……所以，这意味着坚决反对那些平均水平以下的人，并在他们身上克服自己的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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