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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个人似乎只是为人类执行一种功能，本身并不是目的；那些对于人类的延续没有价值的个人被祝福早死。正如魏斯曼证明的，每一个物种的生命持续时间被调节得适合其需求……据魏斯曼的观点，死亡本身是以牺牲个人的方式为人类提供服务。这一自然法则，即让个人利益完全屈从于人类的利益，对于人类的发展也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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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麦尔不怀疑文明抵触自然选择，造成“无用的人带来沉重的，不断增加的负担”，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一个种族的平均遗传素质降低，这样，生存竞争要求的整体素质减弱了”。作者确信他的任务很急迫，对于那些颓废、目光短浅、认识不到即将到来的灾难之无情的人，他没什么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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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他们认为人口已经太多了）和女权主义者宣传的那些松懈的观点与舒服的习惯在白人文明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白种人不仅不能在地球上扩展，而且无疑会……早晚要么在军事上被顽强的、人口迅速增加的黄种人打败，然后逐渐因其生育上的竞争优势给取代，直到（白种人）消失，或者，如果各方能够避免仇恨，生殖力旺盛的亚洲人和平移民……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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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采取措施。海克尔的另一位学生、伦敦国际优生学大会副主席之一的阿尔弗雷德·普罗茨（1860—1940年）概述了措施。在他1895年出版的《我们民族的卓越及弱者的保护》中，他以最高的普鲁士人的应用精神写道，不能把生育留给“某些意外事件，一个小时的陶醉，而需要根据科学确定的基本原则予以调节”。如果这样尽职尽责的交配产生了畸形儿，“医院……用少量的吗啡，让它好好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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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德国种族卫生学会的创始人和不懈的宣传者，普罗茨并不比其他学者更极端，他们都发表了非常成功的著作和文章。“我们不赞成任何虚假的人性”，公然的种族主义优生学家西奥多·福里奇写道，“任何企图保存退化者和堕落者的人都是在限制健康者和强壮者的空间，压制整个社会的生命，增加存在的痛苦和负担，就是窃取生命幸福和阳光的帮凶。”人们相信，不杀死虚弱者则培养强壮者就行不通，在这里，尼采被用来支持那些好心杀人的人：“即便最认真地选择最好的人，如果不伴以对最坏的人的无情淘汰，也将一事无成……查拉图斯特拉说：‘不要放过你的邻居！’……所以，这意味着坚决反对那些平均水平以下的人，并在他们身上克服自己的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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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一种新的男子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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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思想和我们在前面各章看到的社会问题之间存在着显然的联系。生育率下降，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生育率下降，引发了被社会地位更低下的人淹没的恐惧，并质疑——不符合逻辑，然而非常强有力——生育孩子少的丈夫们的男子气概。围绕男人和女人关系的质疑已经足以引起对颓废的社会混乱的恐慌，害怕人们已经不知道自然分派给他们的位置。奥伦堡王子（于伦伯格）那样的丑闻，以及虔诚的优生学者、因为被人谣传是同性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克虏伯的自杀，造成了有权者道德堕落的印象。此外，神经疾病和神经衰弱症的浪潮及精神病学的崛起和性病理学的自由讨论，都造成了不稳定及人类走向衰弱的感觉。对堕落、虚弱和无男子气概的恐慌到处弥漫，它的背后是若隐若现的以机械为动力的糟糕社会，其中大批虚弱者、不适应者被大众娱乐和工业化削平所有区别、优点及价值的说辞所哄骗、催眠。优生学似乎提供了解决这些恐惧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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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优生学思想在德国和英国很强烈，那么，它在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得到广泛的讨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历史学家非常关注德国的优生主义，但是，最近对其他国家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争论同样激烈，想法并不（比德国）来得更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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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拉马克的遗产及其可遗传获得性特质学说在1900年左右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此外，低生育率导致法国人口崩溃的广泛担忧阻止科学家接受新马尔萨斯立场，不建议进一步限制那些他们认为低劣的人口的生育率。需要建立一个未来（工业、政治及知识）的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优生学成了这种乌托邦社会工程学盛宴的一部分，法国作家对于国家的未来更为怀疑，因此也许就不那么倾向于想象这样的一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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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优生学（实际上就是选择性繁殖）在议事日程上并不处于重要地位，但是涉及淘汰不适应者的时候，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并无二致。在一次废除死刑的辩论中（很快被高级司法部门给驳回，转而纠缠砍头和绞刑的优缺点），许多专家发表了对于处罚的总体看法及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看法。意大利犯罪学家塞萨尔·龙勃罗梭研究生物特征测量，确定他所谓的“天生的罪犯”，也就是那种不干任何好事的人，认为最好在这类退化的人一生下来就把他们关起来，或者立即处决。法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劳伦特热烈支持这个观点。他的辩说简单、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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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亲爱的狗患了狂犬病，你会杀了它——无论这个残酷的举动让你付出怎样的代价。但是你杀死它是为了保护它不受伤害，使它免除不必要的痛苦。而在你的周围，自然以其风暴、饥荒及充当其刽子手的食肉动物的爪子和牙齿，对弱者和失败者实施大规模屠杀。自然要求社会杀了他们！人类的过去通过历史上的数百种声音对现在说杀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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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专家、退休军医赞美行刑的效能，因为那有一种有益的副作用：“它使得（未来孩子的）疯狂敷衍者退出循环，通过避免孕育潜在的、感染了恶行的胚胎……从而是种族改良的强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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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优生学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保守的司法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早就提出采用优生学措施创造身体更健康的无产阶级。在法国，优生学思想这种有些令人吃惊的一面的代表人物是教育学家、活动家保罗·罗宾（1837—1912年）。罗宾是个天生的革命者。他是一位保守的海军军官的儿子，移居比利时，做了教师。他靠当私人教师过活，涉足社会主义教育和理念，在日内瓦、伦敦、巴黎和比利时辗转了10年，一直参与政治行动，在日内瓦结识了克鲁鲍特金王子，在伦敦结识了卡尔·马克思，并和这些名人合作。然而，罗宾终于厌倦了共产国际无休止的派系斗争，转而投身实际工作，担任一家孤儿院的院长，检验他的自由教育理念。这里不进行体罚，男孩和女孩一起接受教育、学习学术科目，同时了解各行各业。惊奇的参观者看见各种教育原则受到藐视，然而不得不承认孤儿院和孩子们都非常干净，学生快乐而自信。然而，他的上司接受不了他的改革态度，1894年，在服务了14年后，他被解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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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世纪之交，罗宾越来越倾向于优生学教育，或者法国人所说的新马尔萨斯主义。他创办了再生联盟，在他创办的杂志上主张优生措施。在他从事大众教育和社会主义活动的那些年，他受够了痛苦和不公。然而，他从个人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却是令人吃惊的，他于1902年写道：“社会救助主要针对那些生来就这样，或者由于各种情况而变成这样，而且会永远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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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糕的是，他们会随意生下众多孩子，这些孩子没有机会克服困难，所要求的种种帮助超过了可能的或者可以想象的范围。而且，这让那些最严重的退化者，尤其是心灵脆弱者活下来……而以前的自然状态或者社会救助状况本来会让这些人自生自灭的。所有这些现在承受了巨大牺牲活下来的退化者，过的不过是人们连一个星期都不想过的生活，是我们宁愿死也不愿意过的那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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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认为，社会不能让自己承担这样的重负。“各个国家为帮助残疾者、淋巴结核患者、梅毒病人和异化者付出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结果导致的改善甚至不足以给他们提供哪怕是痛苦的人生道路，”他怒喝道，“并耗尽种族的元气。这简直就是让社会衰落的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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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写道，必须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尤其是指出谁应该或者不应该生孩子，以阻止社会重新滑入野蛮状态。工人们由于生育大量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很快成为他们在职场的竞争对手，从而给他们自己增加了痛苦，因此，他认为，少生育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并补充说：“对于那些最糟糕的、无法医治的残疾人……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对他们采取人工绝育措施”。从来没有放弃过世俗原则的罗宾还从限制生育的必要性中总结出另一个后果，因为不适当的人生育孩子对社会构成危险，但是与生育相联系的欢乐无疑是好的、是健康的。1902年，他辩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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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确立这样一条原则，性享受带来的神经震动与其他的震动一样是积极正面的，没人拒绝予以尊重。一个人给予和得到性的乐趣，如同创造美好的、有用的、好的事物，或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欣赏美丽的风景、美丽的纪念碑、美丽的雕塑……聆听美妙的音乐，享受玫瑰、紫罗兰、茉莉花的馨香，或者吃苹果一样，是高尚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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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刻板印象总是令人恼火，有时候也很危险，但是它们也可以很好笑。德国的普罗茨博士骄傲地宣布性行为不再是酒醉时刻的偶然之举（可怜的普罗茨太太）；法国人罗宾则让他的同胞相信，他的新马尔萨斯派优生学的一个积极方面是把性欲望从必要的生育中解放出来。然而，尽管法国首都享有欧洲最好玩的地方这一名声，罗宾具有强烈肉欲的性观点还是令他的同代人非常愤慨，不断导致他和权威人士的冲突。把性享受同生育分离、公开呼吁避孕，这位社会主义者分明就是在质疑一个良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保罗·罗宾成为了女权主义者：“妇女必须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例如，在她怀孕的时候，自由决定是否保留腹中胎儿。妇女的自由是再生的必要条件。妇女解放、法律面前的自由、道德自由、公众意见面前的自由……本身就是人类名副其实的再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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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生命尽头，罗宾都保持着理性。1912年，他觉得他60又10岁的身体已经精疲力竭了，75岁的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虚弱的淋巴结核患者。他吞下了大剂量的吗啡。即便在垂死之时，他还努力记录自己的中毒症状，直到他被昏迷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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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和卡里卡克们共居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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