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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为国家的萎靡不振揪心，不确定自己的未来，而“自由国度”的公民们则没有这样的忧惧。在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人口规划显然令这个国家最有钱有势的两个人（还有其他人）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忧心。他们的经济支持使得哈佛大学顶尖的生物学家查尔斯·达文波特（1866—1944年）于1904年在纽约的冷泉港创办了优生学记录办公室，作为遗传和自然变异研究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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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优生学家非常强调科学证据和评价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新泽西瓦恩兰弱智儿童研究所主任亨利·戈达德（1866—1957）开发的评价标准。德国同仁根据戈达德提出的思想设计了名为智商（IQ）的尺度，将智力的测量标准化。这套标准描绘从傻瓜到低能儿、白痴和之上更好的状态。戈达德用他的方法分析他负责的一位年轻妇女“黛博拉·卡里卡克”的家谱，她的低能一直追溯到一位男性先祖与一位“无名的低能姑娘”的调情之举，医生认为，这导致了这个家族一代代的精神困境。《卡里卡克家族：低能遗传研究》在同行科学家中引起了轰动。戈达德的另一项研究成果也引起了轰动。他对艾利斯岛移民站的研究揭示，83%的犹太移民、80%的匈牙利移民、79%的意大利移民、87%的俄罗斯移民都“低能”。戈达德相信，针对严重的病例只有一个理性的行动方针：绝育。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纯粹的、优秀的、美国”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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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压力和西奥多·罗斯福（他本人确信，非裔美国人“作为一个种族，总体而言……完全不如白人”）等高层政治家的默许，以及健康食品生产商和优生学爱好者约翰·哈维·凯洛格等富有的商人为戈达德的思想成为法律营造了公众氛围。有几个州（密执安州1897年，宾夕法尼亚州1905年）都反复尝试制定强制绝育法律，但是1907年印第安纳州成为33个州中第一个成功通过这项法律的州，该法律适用于关在公共机构的“确认的罪犯、白痴、强奸犯和低能者”。几项绝育法律在律法上存在了几十年，估计在美国导致了6.5万例强制或者诡秘的绝育（诡秘的绝育术往往是在其他手术过程中顺带实施的）。最后一例强制绝育手术于1983年发生在俄勒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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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学术气候和关注焦点迥异于西欧和美国。西欧中产阶级感觉受到不断扩大的贫穷劳工大军的威胁，而俄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重要问题是，他们受到合法性以东正教会为基础的专制政权的排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不是反对下层阶级的增长，主张加强对他们及其生育的控制，沙皇的臣民更乐于证明所有人都源自同样的泥土，对创世纪有着合理的解释，因此，没有哪个人群能够宣称自己具有神圣的权力享有权。正如社会主义者尼古拉·米克哈伊罗夫斯基所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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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的民间传统或多或少都赋予人类以高级的起源。达尔文说得对，人类血统神圣或者半神圣的民间传说只是一种幻梦，这种说法并不是对人类的奉承；对人类更大的奉承倒是人是从低等生物——从自然的深处发展而来的思想。实际上，这是唯一承认人类进步的观点，其他观点都假定人类堕落了，令祖先蒙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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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前的俄国，达尔文主义比优生学引起了更广泛的争议。这种情况在1917年当权者要求创造新人以后才发生了改变。俄国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达尔文。全国在实验室做研究的科学家开始支持达尔文的假说，不仅产生了巨量的科学论文，而且也产生了也许是欧洲最大的达尔文科学圈，其研究和方法往往领先于他们的西方同行，尤其是在研究实验室方面。其中的一个研究实验室由伊凡·巴甫洛夫（1859—1936年）领导，他以其对狗的行为调节试验获得了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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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行为主义是俄国研究的中心焦点，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受到激烈的辩驳。达尔文在俄国最杰出的批评者是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切赫·亚历山大洛维奇·克鲁鲍特金王子（1841—1921年）。他当时在伦敦过着流亡生活，但是在他的祖国受到如饥似渴的阅读和讨论。他无疑是他那代人中的伟大知识分子。克鲁鲍特金的人生很不平凡，他本是精英学校学生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随从，为了逃避令人窒息的宫廷生活，他来到西伯利亚大草原，加入了西伯利亚的哥萨克兵团，正是在那些漫长的清闲日子和去周围荒野游览期间，年轻的他观察到与达尔文生存竞争思想相矛盾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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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西伯利亚动物世界给我的印象……我们目睹了很多适应——往往是相同的——抵抗不利气候环境或者各种敌人……我们目睹了大量相互支持的事实，尤其是在鸟和反刍动物迁徙期间，但是即便是在阿穆尔和乌苏里这些有大量动物群的地区，我也很少注意到同一物种的高等动物之间真正竞争和斗争，虽然我急切地寻找这类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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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支持的思想、自然和社会中有趣的利他主义思想成了克鲁鲍特金社会哲学的核心宗旨。1902年他终于在题为《互相支持》的书中发表了这些观点。这位高贵的无政府主义者远非教导无情的、霍布斯式的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而是教导我们，围绕共同利益组织起来的动物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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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个体奋斗被降到最低的限度、互相支持的做法得到最大发展的动物物种总是数量最多、最兴旺，也最有未来进步机会。这种情况下获得的互相保护、活到老年及积累经验的可能性、更高的智力发展、社会习惯的进一步增长保证物种的维持、扩展及进一步渐进演化。相反，那些不合群的物种则注定要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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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鲍特金在伦敦的第一届优生学大会上大声疾呼。他问道：谁对于人类更有价值，是那些尽力生育和抚养了子女的无产阶级妇女，还是那些竭力不生育孩子的名媛淑女？代表们仍然震惊于在马尔伯勒公爵夫人、伦敦市长、美国大使怀特劳·里德主持的盛大会议开幕宴会上发生的不愉快事件，他们并没有领会他的干预。宴会上的讲话者亚瑟·贝尔福是英王国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以及前首相，奥斯丁·张伯伦认为他是“我们时代最有政治头脑的人”。在500位嘉宾抿饮餐后的葡萄牙红酒时，这位伟人发表的一通讲话令大家大为惊诧。这一次他不是把智慧用在政治上，而是用在科学上。他提出了一些令优生学家们觉得出人意料的结论。贝尔福对他的听众说：“我们说适者生存。但它的全部意思只是说生存下来的都是适者”。然后他说，“你们仅仅考虑某些关于血统和祖先以及一个社会的健康和各组成部分的身体活力，由此得出一个最完美的社会的思想——在我看来，这是对于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最浅薄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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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思想还有其他的批评者。英国医生、性学家哈弗洛克·艾利斯针对优生学家希望创造的社会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动物是由更高级的动物而不是由它们自己实施优生交配的……我们说繁育优秀的社会学家很重要；的确，这无需多说。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繁育出来后，他们对我们是一个祝福吗？”文化怀疑论者、期待由优秀男女组成光明未来的马克斯·诺尔道也认为优生学家没能解决关于改善的概念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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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无法把人工配种的原则用在人的身上……不存在公认的身体、智力完美标准。你想要身高？那么，你就得排除身材矮小的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一世；（前法国总统阿道夫）梯也尔几乎是个侏儒；作为一个民族，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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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在创办受到国家要员和大贵族追求的国际性运动的兴奋气氛下，这些反对都没什么作用。优生学会议正常进行，以华丽的讲话和声明作为结尾，仅仅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之后，整个欧洲就产生了一批优生学会。看起来，采取措施的时机成熟了，谨慎论却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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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新男人，新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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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的方法非常具有盎格鲁－撒克逊特点，强调功利性和冷静的统计分析，达文波特及戈达德等优生学家致力于试验和理论模型。但是许多优生学思想的追随者则从不同的视野——准确地说，从山峰，即查拉图斯特拉的居所——看待高尔顿的思想。知识分子们（包括一些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顶着不确定的寒风，但是以勇气和勇敢为荣。他们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老师，他们找到了优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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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为止，无论往哪个方向看，我们总是在某个点上遇到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遗产。当然，在山巅得到如此盛大欢呼的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主人公。德国表现主义诗人戈特弗里德·本恩（1886—1956年）写道：“对于我这代人，他是那个时代的地震。”尼采对权威和基督教道德的反叛姿态已经对1890年代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到1910年的时候，他的危险魅力丝毫不见减弱。部分是由于其晦涩，伯特兰·罗素这样的英国读者对尼采感到恼火。罗素俏皮地说：“除了懂希腊语以外，尼采的超人很像（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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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则被令逻辑学家罗素非常厌恶的古典、神秘特质吸引。尼采以近乎预言性的敏锐感觉并清晰地表达了他的当代人及他们的孩子在战前那些年觉得特别压抑的忧虑：教会及其资产阶级传人的奴隶道德观；男女关系的不稳定改变；克服工业化社会中消费生活精神渺小的意愿和需要，创造某种更辉煌、以自知和放弃不必要东西为基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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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敏感赋予尼采的著作这样一种真理感，也许那只不过是一种给了他们勇气的绝望的过度补偿。虽然，尼采的最好之处在于，他直指他那个时代的创伤，以响亮的声音，时而愤怒，时而滑稽，时而启示，当面诅咒官方文化如此推崇的那些石膏半身像们。他的修辞姿态更是诗人的，而不是哲学家的。换句话说，尼采有些自我矛盾，给他的思想强加一个系统是不可能的，正如从莎士比亚戏剧、雪莱或者拉伯雷的作品中推演出一种连贯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一样。对于他的追随者而言，这都是他魅力所在。但是，对于这些人，康德与黑格尔、奥古斯丁和阿奎那那些没有活力的思考就没有这种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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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路德会牧师的儿子，尼采喜欢狄俄尼索斯（酒神）代表的那种未来。狄俄尼索斯是狂喜之神，是生与死、舞蹈与毁灭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种横扫一切虔信主义压迫和新教讲坛猥琐道德的狂野活力。尼采宣称，真正的生活和人类价值不表现在对仇恨人类的痛苦之神的臣服，而是表现于意志的力量：“生活是挪用、伤害，是对陌生与软弱的征服，是压制、严厉，是其自身形式的强制、掺和，至少，用最温和的话说，那是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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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是优生学以及后来的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的理想先知。他声称，未来一个世纪将由“新生活派”主导，“它掌握最重要的任务，使人类进入更高的层次，并无情毁灭所有退化者和寄生虫”。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谈论的这篇文章中，他指的是瓦格纳之后的音乐、艺术复兴及一种新的酒神精神的文化，而不是政治和人口问题。他从来没有在著作中表示他对优生学的崇敬，并对高尔顿的理性主义乐观精神嗤之以鼻。只有对于反犹分子和种族主义者的愤怒能够使他的语言更加尖酸刻薄。他写道，反犹分子是“道德上的手淫者”，是些小小的“充满仇恨的人，是生理上不幸的人，陈腐不堪”，这些人的言词令他觉得恶心。他自称是“反－反犹主义者”，他以这个简短的句子结束他最后的一封信：“我要枪决所有的反犹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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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层次”的实现立即令我们想到臭名昭著的超人——被理解为就是他本人的可怕模仿、优等民族的成员。尼采的概念既没有种族特征也没有残忍的特点。它只是需要一个克服了平原“牧羊人”那种平庸自恋的个体，并发现，在他的精神之山上，必须对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必须超越教条思想，追求纯粹的生命力量。超人不是统治者，而是探索者，其最大的挑战是战胜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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