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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西伯利亚动物世界给我的印象……我们目睹了很多适应——往往是相同的——抵抗不利气候环境或者各种敌人……我们目睹了大量相互支持的事实，尤其是在鸟和反刍动物迁徙期间，但是即便是在阿穆尔和乌苏里这些有大量动物群的地区，我也很少注意到同一物种的高等动物之间真正竞争和斗争，虽然我急切地寻找这类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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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支持的思想、自然和社会中有趣的利他主义思想成了克鲁鲍特金社会哲学的核心宗旨。1902年他终于在题为《互相支持》的书中发表了这些观点。这位高贵的无政府主义者远非教导无情的、霍布斯式的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而是教导我们，围绕共同利益组织起来的动物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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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个体奋斗被降到最低的限度、互相支持的做法得到最大发展的动物物种总是数量最多、最兴旺，也最有未来进步机会。这种情况下获得的互相保护、活到老年及积累经验的可能性、更高的智力发展、社会习惯的进一步增长保证物种的维持、扩展及进一步渐进演化。相反，那些不合群的物种则注定要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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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鲍特金在伦敦的第一届优生学大会上大声疾呼。他问道：谁对于人类更有价值，是那些尽力生育和抚养了子女的无产阶级妇女，还是那些竭力不生育孩子的名媛淑女？代表们仍然震惊于在马尔伯勒公爵夫人、伦敦市长、美国大使怀特劳·里德主持的盛大会议开幕宴会上发生的不愉快事件，他们并没有领会他的干预。宴会上的讲话者亚瑟·贝尔福是英王国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以及前首相，奥斯丁·张伯伦认为他是“我们时代最有政治头脑的人”。在500位嘉宾抿饮餐后的葡萄牙红酒时，这位伟人发表的一通讲话令大家大为惊诧。这一次他不是把智慧用在政治上，而是用在科学上。他提出了一些令优生学家们觉得出人意料的结论。贝尔福对他的听众说：“我们说适者生存。但它的全部意思只是说生存下来的都是适者”。然后他说，“你们仅仅考虑某些关于血统和祖先以及一个社会的健康和各组成部分的身体活力，由此得出一个最完美的社会的思想——在我看来，这是对于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最浅薄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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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思想还有其他的批评者。英国医生、性学家哈弗洛克·艾利斯针对优生学家希望创造的社会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动物是由更高级的动物而不是由它们自己实施优生交配的……我们说繁育优秀的社会学家很重要；的确，这无需多说。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繁育出来后，他们对我们是一个祝福吗？”文化怀疑论者、期待由优秀男女组成光明未来的马克斯·诺尔道也认为优生学家没能解决关于改善的概念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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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无法把人工配种的原则用在人的身上……不存在公认的身体、智力完美标准。你想要身高？那么，你就得排除身材矮小的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一世；（前法国总统阿道夫）梯也尔几乎是个侏儒；作为一个民族，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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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在创办受到国家要员和大贵族追求的国际性运动的兴奋气氛下，这些反对都没什么作用。优生学会议正常进行，以华丽的讲话和声明作为结尾，仅仅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之后，整个欧洲就产生了一批优生学会。看起来，采取措施的时机成熟了，谨慎论却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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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的方法非常具有盎格鲁－撒克逊特点，强调功利性和冷静的统计分析，达文波特及戈达德等优生学家致力于试验和理论模型。但是许多优生学思想的追随者则从不同的视野——准确地说，从山峰，即查拉图斯特拉的居所——看待高尔顿的思想。知识分子们（包括一些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顶着不确定的寒风，但是以勇气和勇敢为荣。他们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老师，他们找到了优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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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为止，无论往哪个方向看，我们总是在某个点上遇到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遗产。当然，在山巅得到如此盛大欢呼的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主人公。德国表现主义诗人戈特弗里德·本恩（1886—1956年）写道：“对于我这代人，他是那个时代的地震。”尼采对权威和基督教道德的反叛姿态已经对1890年代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到1910年的时候，他的危险魅力丝毫不见减弱。部分是由于其晦涩，伯特兰·罗素这样的英国读者对尼采感到恼火。罗素俏皮地说：“除了懂希腊语以外，尼采的超人很像（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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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则被令逻辑学家罗素非常厌恶的古典、神秘特质吸引。尼采以近乎预言性的敏锐感觉并清晰地表达了他的当代人及他们的孩子在战前那些年觉得特别压抑的忧虑：教会及其资产阶级传人的奴隶道德观；男女关系的不稳定改变；克服工业化社会中消费生活精神渺小的意愿和需要，创造某种更辉煌、以自知和放弃不必要东西为基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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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敏感赋予尼采的著作这样一种真理感，也许那只不过是一种给了他们勇气的绝望的过度补偿。虽然，尼采的最好之处在于，他直指他那个时代的创伤，以响亮的声音，时而愤怒，时而滑稽，时而启示，当面诅咒官方文化如此推崇的那些石膏半身像们。他的修辞姿态更是诗人的，而不是哲学家的。换句话说，尼采有些自我矛盾，给他的思想强加一个系统是不可能的，正如从莎士比亚戏剧、雪莱或者拉伯雷的作品中推演出一种连贯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一样。对于他的追随者而言，这都是他魅力所在。但是，对于这些人，康德与黑格尔、奥古斯丁和阿奎那那些没有活力的思考就没有这种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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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路德会牧师的儿子，尼采喜欢狄俄尼索斯（酒神）代表的那种未来。狄俄尼索斯是狂喜之神，是生与死、舞蹈与毁灭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种横扫一切虔信主义压迫和新教讲坛猥琐道德的狂野活力。尼采宣称，真正的生活和人类价值不表现在对仇恨人类的痛苦之神的臣服，而是表现于意志的力量：“生活是挪用、伤害，是对陌生与软弱的征服，是压制、严厉，是其自身形式的强制、掺和，至少，用最温和的话说，那是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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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是优生学以及后来的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的理想先知。他声称，未来一个世纪将由“新生活派”主导，“它掌握最重要的任务，使人类进入更高的层次，并无情毁灭所有退化者和寄生虫”。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谈论的这篇文章中，他指的是瓦格纳之后的音乐、艺术复兴及一种新的酒神精神的文化，而不是政治和人口问题。他从来没有在著作中表示他对优生学的崇敬，并对高尔顿的理性主义乐观精神嗤之以鼻。只有对于反犹分子和种族主义者的愤怒能够使他的语言更加尖酸刻薄。他写道，反犹分子是“道德上的手淫者”，是些小小的“充满仇恨的人，是生理上不幸的人，陈腐不堪”，这些人的言词令他觉得恶心。他自称是“反－反犹主义者”，他以这个简短的句子结束他最后的一封信：“我要枪决所有的反犹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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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层次”的实现立即令我们想到臭名昭著的超人——被理解为就是他本人的可怕模仿、优等民族的成员。尼采的概念既没有种族特征也没有残忍的特点。它只是需要一个克服了平原“牧羊人”那种平庸自恋的个体，并发现，在他的精神之山上，必须对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必须超越教条思想，追求纯粹的生命力量。超人不是统治者，而是探索者，其最大的挑战是战胜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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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采是蓄着海象胡子的、残忍的新活力论——根据意识形态需求，或者披着北欧的毛皮，或者穿着雅利安人的长袍，或者是科学家的白外套——预言家的认识面前，上面的微妙解读显得苍白无力。这位诗人－哲学家被绑架了一百遍也不止，他是过度的字面解读的牺牲品，也是他令读者发现的那种意志力本身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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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种族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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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时期的科学著作中，生物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是如何的互相渗透。然而，争论一旦走出学院，这些壁垒就轰然崩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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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不同民族的先知、哲学家和圣人利用孤立的科学事实和力量，操弄尼采那样的思想以适应他们的各种需求。像高尔顿、海克尔、达文波特这样的一些种族和遗传的空想家是机制的组成部分，并以科学共识的角度发言，其他一些人则寻求更为激进、更为黑暗的真理——他们声称他们可以透过古文明、星星或者神秘文件的符文认识这些真理。大多数这类神秘的作者（包括布拉瓦茨基夫人和鲁道夫·斯坦纳）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把对深色皮肤的蔑视掩藏在香与启蒙的烟幕之下。斯坦纳尤其把传播种族真理作为他在德国的数百场演讲的神圣任务。根据他根本上是进化的精神变种的教义，非洲人处于最底层，而欧洲人（准确地说，德国人）则位于顶端。他认为，“未完成的蜗牛或者阿米巴虫与完美的狮子”之间的对比本身就是荒诞的。无论如何，“黑人种族”“不属于欧洲”，而斯坦纳则宣称自己震惊于法国人对（其他欧洲人）做的事：“将黑人融入欧洲的可怕的文化平庸。这对法国自身的影响更糟糕。这对血统、种族有着难以置信的强烈影响。这会进一步加快法国的衰落。法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进化上）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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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黑人”的“强大的性动力”，神秘主义者说那是由于太阳，光和热，它们改变了非洲人的代谢，从身体内部使他们的身体沸腾，使他们的情感生活变得热烈，这种效果也可以解释他们的外貌，“这是由于反复无常的力量在淋巴系统内沸腾……这种（外貌）是由沸腾所致，把（与欧洲人）一样的、相似的人体变成埃塞俄比亚人种的特殊样子，黑色的皮肤，毛茸茸的头发，等等。”从这个角度看，犹太人应该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医生只是说：“犹太教已经远远超出了它应有的寿命，在人类社会没有正当性，如果说它还幸存了下来，那么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错误，其后果是必然的。我们不仅仅是在谈犹太人的宗教，而更是指犹太人的思想、犹太人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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