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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思想在中部欧洲常常具有政治和种族色彩。不断受到德国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之间民族主义争端的推搡，哈布斯堡帝国自封的先知不满足于自由恋爱和果仁饼。世界问题需要更宏伟、更激进的解决办法，在各种不和谐的声音和文化传统之中，种族纯洁似乎提供了一个答案，而遗传是必要的工具。种族是一个宽泛的词，不同政治见解的人都在使用它，可以表示从繁育或者阶级，到家庭背景或者生物预测和血统的各种事项。它即将获得一个狭义的意思，从而使之成为革命权利武器库的一件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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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保守的种族主义－神秘主义者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小说家圭多·冯·李斯特（1848—1919年；高贵的“冯”是他自封的）。在短暂失明期间，他在一系列的幻象中看到了世界的神秘面，发现了隐匿的真理世界。康复以后，他把他的发现写成一份备忘录，送到奥地利科学院，结果对方不予置评，原样退回给他。当权派对他的天才和高级知觉的敌意令冯·李斯特大为恼怒，于是他自己出版了他的书，并把余生献给赞美雅利安主义的美德，北欧优等民族的净化，和对抗“羊群民族”——黑皮肤的种族和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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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斯坦纳一样，李斯特也受到布拉瓦茨基夫人著作的影响；像斯坦纳一样，他相信德国文化承担着古代神话力量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李斯特相信他通过对日耳曼语符的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并坚持认为，它阐释解开了宇宙的秘密，尤其是由最强大的万字符所象征的雅利安人的伟大历史。李斯特教导说，基督教使得人类精神远离了狂喜、性感，疏离了真正的灵性，解决他那个时代的局限的办法就是回到早期的灵性形式——他认为这种灵性形式就是日耳曼人的雅利安宗教。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听到其他对现代性批评的回音。他认为，基督教即将毁灭“高尚的英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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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孕育出一个奴隶民族，他们将堕入澳大利亚黑人的水平，采取沉闷的萨满仪式……由于我们当代人无法否认原始的自然法则，尽管我们身陷否定生命力量的宗教系统，一种扭曲的道德已经形成，以虚伪的现实外表掩盖隐秘的行为，显示现代生活所有的病态现象。我们已经开始对其空虚和净化感到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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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辩称，现代性没有发现却反而失去了选择性育种的原则。德国土地上一切有正常思维的人的目标就是收复德国神话所说的其文化的民族、种族基础，但是这个工程有一个强大的敌人：“今天的犹太人——可怜的混蛋，我们知道为什么！——都是些天生的国际主义者，因此，从一开始，就是任何将其文化植根于民族土壤的努力的‘确定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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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斯特的宏伟蓝图中，“劣等民族”的成员没有公民权，不许拥有土地或者做生意，也不许接受高等教育。这些措施将帮助雅利安人从阴影中走出来，承接长期被犹太人、共济会及天主教牧师阴谋否认的历史地位。那时，也只有那时，血统纯粹、祖先清白的德国人才能达到“纯种的德国英雄主义、圣杯及雅利安－日耳曼主义古代的高度”。作为这一追求的神秘印章，李斯特使用了古老的日耳曼语印度符号——万字符。毫不奇怪，年轻的希特勒是李斯特最狂热的读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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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喜欢在照片中把自己装扮为先知，蓄着胡子，戴着天鹅绒贝雷帽，而他的学生、被免职的神父、歇斯底里的反犹太主义者、男爵约翰·朗斯·德·李本菲尔斯博士则喜欢穿着假冒的中世纪骑士斗篷，胸口戴着马耳他十字架——考虑到他的秃头和金属框眼镜，这种装扮很不协调。李本菲尔斯着眼于科学遗传和摩尼教神秘主义之间的断层线。他宣称，在古巴比伦帝国时期，优越的雅利安族与类似于侏儒，携带着邪恶的、已经灭绝的动物进行交媾，这个罪过带给世界非金发碧眼、非北欧的种族。在其1905年出版、别出心裁地题为《神动物学，或者论索多玛小猴子与众神的电子》一书中，李本菲尔斯辩称，高等人不同程度地受到原始兽性和邪恶的污染，那就是存在于不同民族身上的、还不被理解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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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每个雅利安人一见到蒙古人扭曲的杯子，或者黑人的怪诞模样，就会感觉到一阵剧烈的排斥感……同样，任何一个劣等民族的人一看见白人，双眼立刻燃起古老的、恶毒的仇恨。一方感到自己的优越性，认识到自己的神圣起源，另一方仍然怀着尚未驯服的、野蛮的猿猴感情，这种古老过去的遗传，在这个时候就苏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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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诺斯替主义的世界观，善与恶的永恒斗争，更进一步为最近的科学发现，如放射、X光和电气现象等提供的“证据”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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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野兽派的种族思维不是神秘怪人的领域。担任过几所著名大学主席、受人尊敬的病理学家雨果·罗伯特声称：“在每一个方面都完全健康的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恶劣或者邪恶的行为；他的行为一定是好的，也就是说，恰如其分地适应于人类的进化，与宇宙相和谐。”议会的维也纳成员、厄恩斯特·海克尔的私人朋友、哲学家巴索罗缪斯·冯·卡内里声言：“整个人类部落低于动物……大象、马和狗的精神活动明显比最低等的人类发达。”科学和文学界内部发出的这种声明很多，而在学术界边缘，奥托·魏宁格和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之流具有种族动机的伪科学畅销书则吸引了大量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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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天主教和民族冲突交汇地的奥匈帝国产生了一种特别神秘的种族主义思想，成了整个西方的争论的固定部分。法国的毛里斯·巴雷斯、英国的弗朗西斯·高尔顿、俄国的弗拉迪米尔·索洛维约夫等斯拉夫派思想家像他们的德国同行一样是种族主义者，但是他们的种族主义思想沿着不同的路线表达自己，遵循不同的民族文化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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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优生学和种族主义思想的知识角点契合了那个时代的某些普遍忧虑。传统宗教模式的接受江河日下（目睹了1905年教会和国家的分离），科学越来越取代宗教成为理解世界的主导范式。同时，城市化、消费社会的平庸和匿名性造成了对新模式的需要，以应对变化和旧的确定性的消亡。任何假装能够对现代化的知觉退化提供解决办法的理论都必须使用科学术语：根据进化机制甚至电来解释生活。同时，它还必须解决也许是个人层面感觉到的最深的变化：男人和女人关系的变化，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化。达尔文思想和遗传理论为此提供了理想的工具，因为它们把性角色和机制置于人类历史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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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达尔文，世界及其弊病和目标可以从性别角度得到解释。民主化的教育与娱乐文化的同等化影响，以及社会主义的兴起，从感知到“低等种族”接管了原本被视为欧洲的高等文化并从威胁中找到了对手。对于普世人权的要求和伯莎·冯·苏特纳的和平运动可以做出这样的反击：生存斗争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建构，而是达尔文主义的、自然的规律。变化的道德准则可以从种族纯洁性退化的角度进行“科学的”妖魔化；个人主义可以以种族需要和未来优先于个人快乐而遭到拒绝。毕竟，这是科学：客观事实，情绪或者更微不足道的忧虑对它无懈可击。在一个去魅的世界醒来的优生学家和种族主义理论家企图剥夺他们所蔑视的那些人的最后一项人权，即生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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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十四 1913年：瓦格纳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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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类……眼见进化及其疯狂的加速，正如所有朝着深渊的坠落都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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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洛蒂《全球性眩晕的一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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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讨厌那个说什么“野蛮创造”的人，他还丑陋地强调“野蛮”这个词。只有基督徒才说得出这种话。至于我，我为我自己同其他动物亲近的血缘关系感到骄傲。我对我的类人猿祖先怀着一种既嫉妒又自豪的感情。我喜欢觉得我曾经是一个生活在树上的壮丽的毛茸茸的家伙，在地质时间中经过海蜇、蠕虫和文昌鱼、鱼、恐龙和猿猴的阶段，才形成了我的样子。谁愿意用这些去交换伊甸园那对苍白的夫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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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N. P.芭比莱昂1910年7月22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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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9月4日，有远大抱负的作家、德国南部斯瓦比亚一所省级小学尽职尽责的校长厄恩斯特·奥古斯特·瓦格纳一早醒来，起了床，拿起一根短棒和一把刀，屠杀了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然后，他骑上自行车，来到附近的火车站，还记得买了三品脱牛奶第二天喝。他看望了自己弟弟一家人，跟他的弟媳一块儿喝了一罐啤酒。一个侄子给他看新建的兔棚。骑了很长的路，寄了一些信之后，瓦格纳于晚上11点到了小镇穆尔豪森。他曾经在这里教过几年书。他放火烧了4座房子，从旅行包里拿出两把毛瑟手枪，朝街上的人射击，击毙8人，伤12人，最后被一名警员和几个当地人制服。他在搏斗中受到严重打击，人们以为他已经死了，遂把他丢在一边。警员意识到他还活着，遂逮捕了这个身负重伤的杀人犯。他苏醒过来，但是拒绝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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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出血腥的疯狂举动之前，厄恩斯特·瓦格纳几乎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正常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模范公民、德国的成功故事。他1874年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已有11个子女的农家，后来这个聪明、活泼的男孩上了师范大学。在担任了一系列的初级教师职位后，他步步高升，在27岁的时候成为了一所很好的省级学校的助理教师。他写过诗，还尝试写过历史剧。1903年，他与一位家境小康的旅店老板女儿成婚。这个时候，作为一位有着自己的小小学校的高级教师，他已经是一个有家有业的可靠男人，一位珍贵的社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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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的人生故事还可以有非常不同的叙述方式。他两岁就失去了父亲，母亲没有能力养活一个饥饿的大家庭。母亲奋力建起一个小商店，但是经营失败了。她投进一个个男人的怀抱寻求庇护，嫁过一个男人，又以离异告终。她敏感的儿子目睹了这一切，因此对女人、对信任、对性抱着强烈的矛盾心理。作为一个年轻的成人，他怀疑所有人。由于“极度的神经兴奋”，他在瑞士游逛了半年，拼命恢复平静和对生活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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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他一无所获。他多疑、傲慢、易怒。助理教师的地位让他感到屈辱，孤独中的欲望和自我厌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把性欲发泄到农场里的动物身上。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他能够找到的各种文学作品，生活在梦幻的世界之中；只有在附近的酒吧喝几瓶啤酒能够让他有所放松、变得友善一些——竟至于旅店老板的一个女儿为他怀了孕。他受到处分，被调往另外一所规模更小的学校。这时候他已经是校长了，他觉得应该娶那个怀着他孩子的年轻女人。他鄙视她，也鄙视自己的同事、自己的学生。他鄙视所有人。为了摆脱教农民孩子基础知识的苦差，他比过去阅读得更多，把年收入的四分之一都用在买书上。他犯罪以后，警察发现他有数百本藏书，包括德国古典文学作品和古希腊作家、莎士比亚、马克西姆·高尔基、厄恩斯特·海克尔、亨德里克·易卜生及弗里德里希·尼采等人的著作。他还写了《圣经》主题的舞台剧及尼禄皇帝的生平。由于找不到人传播他的作品，他就自己掏钱出版。他确信自己注定会成为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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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年轻的教师出了名地急躁和狂妄自大。人们听见他在当地的旅店叫嚣：“歌德？席勒？我才是德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他穿着奢华的衣服和黄色的鞋子。在一个以居民勤劳但鄙俗著称的地区，他这个当地人则坚持讲标准德语而不是斯瓦比亚方言。周围人不知道他暗地里常常带着枪。他确信人们在背地里嘲笑他，调侃他，阴谋伤害他。他已经谋划杀人几年了，偷偷地购买了子弹和枪支，去森林里练习射击、侦察地点，计划决定性的那一天的每一个步骤。他终于决定了9月末、暑假结束时的一个日子，好像他期待几天后恢复教学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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