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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13人的惊悚事件成了德国及其他国家的头条新闻。法国报纸《巴黎的中午》以之为打击宿敌德国的绝佳工具：“生活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如果加上生为德国人的不幸，甚至可以说生活很可怕……这个人疯了吗？即便他是一个怪物又有什么关系？杀了他！甚至用两天的时间谈论他对他都是太大的荣耀。”整个欧洲的报纸（新闻性的浅薄知识分析至今也没多大改变）都在报道、惊呼、推测这位教师和另一位著名的德国人、怀着世界末日幻想的瓦格纳先生之间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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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杀人犯被送到了一所精神病医院，由该领域一位杰出的医生、图宾根大学的罗伯特·高普给他做检查。病人的外貌和举止令医生非常吃惊：“我本来以为会看到一位可怕的、具有动物般残忍的邪恶之徒，因此采取了特别的预防措施……（但是）他被领到我的检查室的时候，我马上明白我错了。来人表情严肃，他悲伤地歪着身体，有一种威严感；他彬彬有礼，一副准备接受一切的样子。他的整个行为举止都表明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高普的任务是裁定瓦格纳是否会面对死刑，但是这位精神病医生的报告很快明确犯人不能为他的行为负责。瓦格纳的案子结束了，他被监禁在文内罗尔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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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恩斯特·瓦格纳不只是一个残忍的偏执狂，也是一个极擅言辞的人，这个事实使得我们今天还能够深入了解他的动机。他在那个血腥的9月4号下午寄出的邮件包含了三封为自己行为辩护的信。除了戏剧以外，他还写了一部冗长的自传，揭示他的计划比人们当时认识到的要雄心勃勃得多。他本来计划杀死穆尔巴赫村的所有男人，然后杀死弟弟全家（“我在他家会像死亡天使一样，我是仁慈的天使”），再乘坐劫持的火车到附近的路德维希堡镇：“我杀进城堡。我杀人。我纵火，自己也被烧死。……我可以睡在公爵夫人的床上烧死自己，所以我希望公爵夫人很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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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是什么迫使他在农村的斯瓦比亚腹地造成大灾变？瓦格纳本人的信件和他对自己生平的叙述阐明了他的动机，描绘了他那个时代一个境遇最差最悲哀的孩子的生活。谋杀案当天寄出的有一封信是写给“我的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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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人太多了。一半人应该被立即打死。他们不值得养活，因为他们只是腐烂的肉体。在人的所有造作物中，人自身是最糟糕的。我是因为看到我自己可悲的样子才没有这样做，否则我会告诉你们，这些丑陋、软弱、有病的人令我觉得多么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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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痛苦来自哪里？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回答这个问题。它来自性变态。今天的一代人受到他们的性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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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声称，杀死自己家人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到他自己的迫害者伤害的必要之举，是出于对会落入他的折磨者之手的无辜孩子的怜悯考虑。至于那些穆尔巴赫人，他是为了清除他的耻辱，报复被迫娶自己不爱的姑娘并被发配到另一个小村庄的小学校带给他的屈辱。他在信末写道：“最后我允许自己以友好的方式记住我自己，并对自己做出如下判断：排除生命中的性因素，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我是最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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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必须从他的生命中去除才能显示其道德纯洁性的“性因素”是什么？对此，瓦格纳在他的回忆录中做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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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就可以立即摆脱这一忏悔：我是一个兽奸者。我已经愉快地把这件事讲出来了，我再也不想提起；你的鄙薄比不上我一分钟的自我轻视。我的自我轻视和悲哀使我头发都白了，而我才34岁。这就是我受罪的时间长度。我请求你：把拿撒勒人从他的十字架上取下来，把我钉上去，我的身体是痛苦铸就。是的，想到各各他（注：耶稣被钉死之地）献祭的羔羊，我只能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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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高普医生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在病人人格的这个方面。他是同性恋者吗？他真的一再搞兽奸吗？他没能找到无可辩驳的证据。村里人都不肯说什么。只有他的临时女仆说有时候他的靴子非常脏，“好像踩到了牛粪”，还有一次她发现他的衣服前胸有短短的、像是牛毛的红色毛发。精神病医生觉得这已经足够说明瓦格纳希望惩罚他的母亲：“你就是这么脏。这就是性，如此深刻地肮脏，如此污秽。……这就是你，我的母亲，在父亲不在以后，同男人们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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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一诊断是否准确，有一点是肯定的：瓦格纳本人留下来的汇集了疯狂咆哮和极有针对性观察的作品中弥漫着对他自己的性欲的反抗：“神经的痛苦（即神经衰弱症）不是酒精引起的，不是大城市运作方式引起的，甚至不是商业生活的匆忙和忧虑引起的。它的主要原因是各种性罪恶，性堕落。”他也为自身的欲望所困扰，他非常厌恶它们，甚至不能写出来：“我满心都是欲望和渴望”，“‘出轨’（兽奸）并非没有在我身上留下痕迹。像手淫一样严重。我的天性太脆弱了，我的良心受不了”，“很奇怪：我已经做过好几次污秽行为了，可是想起来却觉得这么尴尬，没法（对它）稍作分析。”他的渴望是一种病，令他内心腐烂。“你知道，我的病令我感到羞愧。我病得很重，已经病了17年了（也就是，从14岁开始），病得治不好了。然而，我的病似乎并不是致命的。我必须得让它置我于死地，否则它就跟我没完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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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沉迷于自我厌恶的时候，他就在脑子里设想可怕的复仇和流血的场景。在他的梦想中，他是一位罗马皇帝（“我肯定会创造历史”），更是一个宇宙妖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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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自己是宇宙那么大那么高的巨人。我要持一杆发光的矛，把它戳进地球的体内。我要从两极，从地球的眉头到脚心，把它刺穿。我要割开赤道的腹部；我要挤压地球刺破的身体，熔岩会从所有的洞口奔涌出来，我不介意我的手被灼伤。你听见我说话吗，老耶和华？我是白崇拜你了吗？你没听见那群庸俗的人在怎样嘲笑我吗？让我力量的毛发长得像最长的彗星尾巴那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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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中粗糙的性意象在他的作品中非常典型。说到底，一切都跟性欲有关系（“我几乎忘了连电也是性，它的要素造成联系”），一切都病了。“人类的综合变革势在必行。正如老城市毁坏的房屋和街道被拆除……我锐利的目光能够识别所有病态、脆弱的东西。如果你让我负责，所有的芽孢杆菌都逃不掉。我的良心里可以放上2500万德国人，而它不会比之前重一克。”“遗憾！——我刚读了我的尼采，当然，我读的时候感受到美食家的心灵面对这样的文本时的愉悦……对病、弱、残的同情就是犯罪，首先是对那些被同情的人本身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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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对自己的弱点并非视而不见，他并没把自己排除在这一普遍的控诉之外。“我在自己的（死亡）名单的最前头”，他平静地说，并说自己希望带走“整个受到死亡折磨的神经衰弱症群体”。在他比较平静的时刻，他甚至能极好地分析自己的困境：“无力感产生了强有力的语言，最汹涌的乐声出自名叫偏执的喇叭。”然而，很快阴暗的思想又会令他的大脑混乱，虽然他自己的感觉刚好相反：“我越来越理解流血牺牲的奥秘，它清洁并‘洗去我们所有的罪’。谋杀似乎是一种崇拜，不是作为疯狂的奴役，而是出于理性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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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校长在文内罗尔精神病院又活了25年。他写了一部名为《疯狂》的剧作，讲述巴伐利亚悲剧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妄想世界，并和他信任且视为朋友的精神病医生保持定期通信。晚年他似乎相当清醒，称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和精神错乱感到震惊。剃去小官员式的八字胡以后，他看上去很和蔼，更像是当地的牧师，而不是一个杀人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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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反转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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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错乱朝时代举起了一把扭曲的镜子。个别因素膨胀，怪诞地不成比例，而其他一些因素则彻底消失了。在瓦格纳的例子中，性焦虑和强烈的自我厌恶感包装在那个时代能够提供的各种外衣中：优生学的“淘汰”病、弱者；伪尼采的权力崇拜；科学的宇宙是性（电有正负、阴阳两极，瓦格纳也把女人称为“负性的人”）的概念；从不受控制和无法控制的欲望的角度诊断神经衰弱症和退化（战前那些年的两大学术主题）。不管他想的是什么，一切最终都是性，反映他作为一个性存在的自我厌恶和不足。病人自己对于由厌恶产生的暴力自大狂做出了最好的解释：“无力感产生了强有力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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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精神病人——他与杀人狂校长既很不一样，又很相似——的回忆录使其作者成为了战前德国最著名的一个案例的主角。丹尼尔·保罗·施雷伯（1842—1911年）很有口才，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成功的男人和社会的栋梁。施雷伯的父亲是一位著名儿科医生，他毕业于法学院，1893年成为莱比锡上诉法院院长的时候，才51岁，还比较年轻。早在9年前，施雷伯竞选议员失败后遭受了精神崩溃。现在，面对这份要求很高、迫使他更勤奋工作以证明自己的新工作，他的神经问题又出现了。这是一个经典的职业性神经衰弱病例。他无法入睡，开始产生幻觉。很快，他就住进了精神病院，并在这里开始了他真正的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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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剥夺了任何探望和同外部的接触，优秀的法官生活在一个由鬼神、耳语消息、幻象和间歇性的强烈觉醒状态构成的私密世界。他由法院监护，并被转到另一所医院。在这里，他的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因此他要求出院，并给相关的法庭写了冗长的请愿信。他也着手细致地撰写他的信念、他的痛苦、他的世界观。他原本是为了让他的妻子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他产生了出版的想法。经过旷日持久的战斗以后，他的案子由一位新的法官审理。这位法官裁定，虽然施雷伯的世界观显然很古怪，以至于他被视为疯子，但是，每个人都有权拥有其个人的疯狂。施雷伯被认定不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不构成威胁，因此被正式释放。1903年，他成功地出版了他题为《我的精神疾病回忆录》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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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雷伯的坦白是一位高度理性、一丝不苟的人对于幻觉和感觉——他认识到，它们被视为病兆，而他却觉得完全真实、合理——的分析，因此更引人入胜。这本书有22个清晰的章节，包括大量的脚注、附录和交叉引用，还明智而老练地引用法语与拉丁文文献，博学的法官企图在本书中整理他的内心宇宙，向世人说明他被上帝选中在世界的拯救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天气和其他外部事件都受到他的影响，或者是上帝给他的信号：“写到这里，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其他人可能会把这看作是我的病态想象。因为我很清楚，认为一切都同自己有关的倾向在精神病人中间很常见。然而，在我这个例子中，很简单，情况刚好相反。”他在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时，冷冷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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