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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发挥影响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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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男人、两个德国专业人士只是1910年左右精神错乱及疯狂想象的代表性样本。当一个女人心神错乱的时候，她会想象什么呢？俄国哲学学生、弗洛伊德精神病医生维克多·陶斯科的病人娜塔莉娅的例子提供了一个答案。她的幻想显示了时代的另一个侧面：也许是对男性无所不能或者彻底无能的一种装点。陶斯科医生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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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声称自己六年半来一直受到柏林制造的一种电动机器的影响……它有人体形态，实际上，是病人自己的样子，虽然并非每个细节都一模一样……机器的躯体是盖子的形状，类似于棺材的盖子，衬里是丝绸或者天鹅绒……她看不见头——她说她不确定，她不知道那个机器是不是有着她的头……机器的特出之处是，它由某个人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操作，机器身上发生的一切也都发生在她身上……在早前的一个阶段，通过操作机器的生殖器，她产生了性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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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个案例推测普遍情况可能很冒险，但是娜塔莉娅的案例显示了其他女性作品中显见的特质，例如早前引用过的丽达·古斯塔瓦·海曼的童年回忆。有无数的年轻女孩在自述中描写感觉被关闭起来，好像被活埋一样，被外部力量控制，表示很讨厌这种控制。在娜塔莉娅的心中，这种感觉成了机械化和中心控制时代的一个具体比喻：她被监禁在一个棺材一样的机器里，被人从远处操纵，体验到各种恶心的触摸，干扰思考、阅读和写作等自主活动。男人觉得失去了控制，而娜塔莉娅这样的女人即早期女权主义者则不能逃脱控制她们生活各个方面的无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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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娅，甚至女人，都并不是唯一体验到机器巨大影响力的人。在现代城市被控制的、控制性的环境里，遥远的控制已经成了生活的事实。另一位精神病人罗伯特·杰伊把控制他的机器画了下来，那是那个时代的完美形象。有着恐怖牙齿、控制一切的头部分是神、部分是皇帝、部分是工业装置，它被连接到一台有调节器、烟囱和蓄水池的机器上。它的嘴和前额通过电缆一样的东西同下属连接。整幅画作有着玛雅神庙中楣的那种古老力量。它们的肠和头显然由左边那张度量表测算出来的电流控制。它们都拿着武器，做出惊人的攻击性姿势。中心机构的一个脉冲就足以启动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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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阿帕奇和其他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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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把精神病人称为异化者。作为西方正在出现的新的工业社会，一个其运行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以工程师和化学家、公务员、统计师、医生和律师为基础）的社会，那些没有融入、也许无法融入这一个新的、理性的、有秩序的共同体的人引起了特殊的关注。在科学似乎保证所有文明人都伸手可及的、针对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时刻，外部人尤其是疯子和罪犯不仅仅是麻烦，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威胁到理性文明的有效性和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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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和美国的神经衰弱症现象同时存在的暴力犯罪的增加也是大众想象持续关切的内容。论者认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尤其是年轻犯罪分子一年比一年更加不计后果，更加野蛮残暴。报纸登载的著名血腥罪行故事只是大众津津乐道的犯罪和暴力的一种表达。销量上百万的巴黎《小报》以12%左右的篇幅及许多的插图标题页刊登谋杀、抢劫、强奸故事，从伦敦的《每日邮报》到奥地利的《维也纳日报》，耸人听闻的犯罪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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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报纸最喜欢的黑帮故事和恐怖故事莫过于巴黎街头那些惊动一时的黑帮了。这些阿帕奇是青年人组成的互相竞争的松散团伙，他们及其头目以在法国首都的中心地区进行残忍的暴力抢劫和斗殴而闻名。警察管不着“他们在马莱区及周边工人区的地盘”，夜晚的城区则完全是他们的天下。1902年竞争的帮派之间进行了一场血腥的械斗之后，这些年轻的歹徒一时声名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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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维克多·莫里斯把这些青年团伙称为“阿帕奇”。漂亮的妓女玛丽－哈米莉·赫莉改换了保护人，和博乒库尔街阿帕奇头目、外号来萨的年轻人结盟，引发了两派之间的恶斗。她被冷落的前男友发起报复。两个团伙冲突期间，几个成员被刀刃，之后，两位主角被逮捕，被判流放卡宴。但是，此时，他们之间的战争已经成了一则都市传奇。巴黎北方剧团把阿帕奇的故事排演成一个场地表演，邀请真实的玛丽－哈米莉·赫莉出演主角——她差一点就成了自己舞台故事的主人公，但是她从来没有出演这个角色。警察局长以公众道德考虑为由禁止她露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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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帕奇们，“工业化规训最后的反叛者”，成了法国所有威胁的象征。1907年《鲁贝杂志》的头条消息是“整个法国都在阿帕奇们的摆布之下”，而1910年社会主义立场的《人类报》则抱怨“阿帕奇们是街道的主人。他们损伤、残酷对待、伤害路人（而不被处罚）”。同时，发行量很大的《晨报》的办法则是戏剧性地向断头台妈妈呼吁：“她深深地睡着了，浑然不觉……醒来吧！这是法国所有受害人的呼声，大众阶级的吁请，最近发生的犯罪事件令他们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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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迅速创造了整套的阿帕奇传说，巨细无遗地报道其头目的生活和性格，甚至具体的抢劫手法，例如有一种战术是向富有的路人询问时间，然后掏他的腰包，而一位帮凶则从背后接近受害人，用一条丝巾勒住他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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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的时候，原来的阿帕奇们——至少法国公众觉得——被取代了。巴黎这个新团伙的头目朱勒·博诺（1876—1912年）很快以最残忍的罪犯闻名法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其曲折的职业生涯中，博诺曾经担任亚瑟·柯南道尔的司机。他是担当头号公众敌人角色的完美人选。他是一个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机械师，用偷来的车进行他那些惊悚而血腥的抢劫行动。他是公众恐惧的理想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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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第一次被犯罪分子用作逃跑和作案的工具，公众的反应非同寻常。当博诺和他的同伙掀起法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犯罪狂欢时，这个国家的报纸追踪他的每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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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21日，一位年轻的送钱邮差在奥尔德勒街遭到袭击，重伤；12月31日，博诺及一位同伙在企图偷车时受惊，杀死了司机及一位守夜人；1月3日，两位黑帮成员入室盗窃，杀死了一对富有的夫妻；2月27日，在圣拉扎尔火车站前，一位警察为超速行驶罚单争执被枪杀；次日清晨，黑帮在偷窃一只保险柜时被迫逃走；3月25日，黑帮袭击并杀死一位司机、车主，之后闯入尚蒂伊的兴业银行，逃跑前枪杀了3名银行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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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犯罪活动不只是让法国报纸疯狂，尤其是在一个帮伙头子屋大维·卡尼尔冷冷地给《晨报》写信，向警察发出公开挑战之后：“我很清楚我搞不过你们，我是弱小的一方，但是，我要让你为胜利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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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4月28日，黑帮的好运终于到头了。负伤的博诺和一个同伙躲在巴黎附近舒瓦斯－勒－鲁瓦的一所房子里，他们遭人出卖，被15名警察包围，很快当地人持猎枪加入了警察的行动。已经跟踪了罪犯6个月的警察局长路易斯·勒平力求万无一失。一个持重型机枪的炮兵团奉他的命令出动。很快，数百名武装人员加入了包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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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围（博诺）的消息迅速传遍首都，成千上万的巴黎人为观看血腥的历史时刻，乘火车赶往舒瓦斯－勒－鲁瓦。午后，有3万人目睹了包围行动和零星的交火。他们从安全的距离观看一位勇敢的中尉在一车草的掩护下，偷偷爬向房子，并在外面放了炸药棒。两响爆炸声震动了大楼，随后警察迅速冲了进去。进屋以后，进攻者们发现博诺流血不止，藏身在两张床垫之间。他一直等待着（警察的）进攻。他大叫一声“混蛋”，并打光了枪膛里的所有子弹。他在枪战中受了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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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几乎所有黑帮成员都已经毙命或者被捕。两位在逃的幸存者——都是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在5月的第二次包围后被击毙。这一次比第一次更加具有戏剧性，警方采用了机枪、两个团的士兵、数百警察，有4万人观战。警察在罪犯之一、寻求宣传的屋大维·卡尼尔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我们的女人和孩子挤在贫民窟里，而成千上万的大房子空在那里。我们修建宫殿，住的却是陋室。工人，发展你的生活、你的智力、你的力量。你是一头羊，警察是狗，资产阶级是牧羊人。你的血汗换取了富人们的奢侈。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主人。无政府主义万岁！”1913年4月21日，“汽车阿帕奇”——这是媒体对博诺的马仔的称呼——的另外3名在包围之前就被捕的成员被判处死刑，上了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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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帕奇们的名声传遍欧洲，无论在维也纳、圣彼得堡还是伦敦，他们都被视为一种新型的、特别暴力的犯罪的代名词。但是，实际上，有一波新的犯罪浪潮吗？没有明确的指标表明这一点，但是，任何回答这个问题的企图无一例外都陷于统计问题的困境。简单的回答是，统计数字没显示罪案增加，可是法庭做出了指控和通过了裁决，而这些数字的增加当然是由于更高效的警务、量刑政策的改变，以及人口的总体增长所致。总体而言，法国、意大利、英国侵犯财产的犯罪甚至略有下降，而暴力犯罪却稍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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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情况有一个显著的例外。在俄国，尤其是在圣彼得堡，一波“流氓罪”浪潮使得一般人在夜幕降临后根本不敢去涅瓦大街。帝都圣彼得堡的某些区域一直不稳定，强硬打压和完全无法无天并行不悖。早在1900年代，圣彼得堡已经感觉到了这波犯罪浪潮，当时，新闻记者发现青年同伙实施暴力和狂悖情况的显著增加：“每个路人都冒着遭到流氓袭击的危险。索取钱财和对不服从者的身体侵犯已经记入了（犯罪）记录。人们不敢独自上街……流氓不考虑后果——如果需要，他们会迅速使用刀和其他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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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上充斥着随机暴力事件的报道。街头刺伤——作案者使受害者流血倒地的情形，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还有其他令人不安的事实。如《彼得堡列表》1903年报道的，犯罪分子往往才12岁，而不仅仅是心怀不满的工人：“他们是很混杂的一群人，不仅在外表上是如此。相反，他们的社会多样性同样的显著。他们中间什么人都有：政府书吏、电报员、邮局及海关工作人员、金属制造工、印刷工、学徒、酒馆和咖啡馆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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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革命以后，俄国社会似乎陷于解体，而青年流氓（有些报纸把他们称为“俄罗斯阿帕奇”）则是这一趋势最显著的征兆。报纸上充斥着恐怖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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