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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号下午8点，涅瓦大街上走来两个烂醉的流氓。每分钟他们都会撞到一个男人或者冒犯一个女人。其中一人挥舞着一根铁棍，扬言要打破每个路人的脑袋。另一人则肆意地骂骂咧咧……四面八方的人都喊着要求把恶棍们送到警察局。流氓对公众的愤慨抱以嘲弄，其中一人一口痰直端吐到一位衣着体面的男士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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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整个国家似乎都在犯罪浪潮下迅速沉没。犯罪事件的报告“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雅尔塔”传来，甚至在乡村，农民也对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人极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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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村，一位年轻贵妇安静地在路上行走，这时，一个尽人皆知的流氓走近她并纠缠她，要她把手帕给他。她拒绝了，于是他把她摔倒在地，用膝盖压着她的胸口，把她摁在地上，脱了她的衣服，把她扒得精光。人群围过来的时候，他咆哮着说：“看呀，伙计们，看这个知识分子。”然后，他站起身，踢打她的后脑勺，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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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许多贫穷的俄国人似乎在逃离自己的社会，那么，犯罪的增加并不像报纸想让读者以为的那么剧烈。青少年犯罪人数急剧上升，从1900年的1113人增加到1910年的2884人，但是在绝对数量中仍然很少，同人口不到俄国一半的德国1910年51000多名青年男女罪犯的数量比起来，就更不算什么。即便相对于其他年龄群，青少年犯罪问题似乎也不像报纸报道的那样具有戏剧性：战前任何时候青少年的犯罪率都没有超出过总数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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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犯罪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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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观察家们相信生活不能长期承受“文明和腐朽国家脆弱的堤坝勉强约束着的民众强烈怨恨的洪水”，实际上局面并不像以为的那样绝望。然而，青年暴力和无政府主义威胁急剧上升的感觉本身却与当时的恐惧极其吻合：曾经的文明遭到来自最底层的“退化因素”的破坏，被无政府主义平民的力量所淹没，这些人因为大城市和机器而远离了健康、传统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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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神经衰弱症和精神病这些资产阶级病导致了精神病学的兴起一样，最弱势群体的暴力和犯罪使得科学思考着眼于理解、管理和防止这个问题。犯罪学应运而生。意大利人类学家塞萨尔·龙勃罗梭（1835—1909年）被公认为这一新学科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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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热那亚一个富裕犹太家庭的龙勃罗梭本来学的文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但是后来选择做军医。服役期间，士兵的行为举止、精神健康和社会地位及遗传之间的关系激发了他的好奇心。这种迷醉使他转向了精神病学。在精神病院做过学术研究和医生之后，他出版了《犯罪的人》（1876年初版，出过几个更新版及增补版），第一次收集并提供了最好、最全面的犯罪因素统计证据。龙勃罗梭把最多样的因素同犯罪率联系在一起：天气（在欧洲各地，夏天都是谋杀案最多的季节）、地质地貌、信仰、生育率、生活境况（毫不奇怪，排头的是城市贫民）、酗酒和酒精饮料的价格（在法国，酒价的每次上升都导致谋杀案件急剧下降，反之则上升）、移民（坏消息）、教育、收入和公共财富（在意大利，大多数谋杀案发生在最富裕的城市）、非婚生子女、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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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龙勃罗梭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对犯罪率的上升负有部分责任，或者都有牵连，但是，他相信核心原因不在其中：进化可以进步也可以退步，它会诞生“显隔代遗传”，退回到人类发展过程中早前的、更野蛮的阶段，诞生一个危险的野蛮人子类。龙勃罗梭宣称，这才是问题的核心：“科学检查……（证明）有一种人由于最内在的组织而专事犯罪，是天生的罪犯，构成‘犯罪军团’中最大的营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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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善良的、有着知识责任心的人，龙勃罗梭是19世纪的产物。对实证科学怀有纯粹、热烈信念的他为罪犯争取有尊严的待遇，争取社会康复和废除死刑。他争辩说，社会对待犯罪的态度必须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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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承下来的）古代刑法哲学现在使我们遗憾。自由意志和复仇是非常脆弱的（法律）基础和痛苦的目标。我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人总是并且命中注定服从最强烈的动机。我们因此相信，如果社会无可争辩地具有捍卫它自身的权利，那么一个社会从来不值得去报仇雪恨。刑法镇压不能也不应该取决于科学证明有用之外的任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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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人类学家依靠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成堆数据，辅以测量数千个罪犯的头骨和校核数万份履历资料，才得出了他对于遗传犯罪问题的明确答案。继19世纪生理学家弗兰茨·约瑟夫·高尔之后，龙勃罗梭确信，大脑不同中心的活动会导致它像肌肉发展或者萎缩一样膨胀或者收缩，这样的自然结果会以头骨的形态表现出来。他相信通过测量头，能够创造一种严格科学的邪恶类型学，作为个人犯罪倾向的无可争议的证明。除了头颅测量以外，该类型学还包括大下巴、低矮的前额、特出良好的视力、高颧骨、多肉、扁平或者朝天鼻子、大耳朵、头发稀疏、对疼痛不敏感、特别长的手臂之类的外部特征。事实上，必须遏制天生的罪犯，但是不能责怪他们。返祖现象、遗传性酗酒和癫痫都是生物特征衰败的信号。龙勃罗梭认为，根除这种犯罪的生物基础是社会的目标，办法是对那些只能产生更多痛苦的人实施绝育手术。他的言外之意是，文明是很脆弱的，它以训练和教育为基础，非常容易受到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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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大多数丑陋而野蛮的犯罪都有生理学的、返祖的起点，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多亏教育、环境及对惩罚的惧怕，人身上的这些动物本能可以减弱一会儿；但是，在某些情况，如疾病、天气、模仿（同伴）、性交的陶醉、过于长期节欲后果的影响下，就会突然复活。无疑，由于这个原因，它在青春期的时候显露出来……出现在牧师、牧羊人、士兵等终身独身或者与过着世隔绝生活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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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致力于创造一种基于种族、遗传和科学的新道德，与他们相反，龙勃罗梭的著作完全不带仇恨。他相信，自然本身是不道德的，文化毕竟不过是历史粪堆上的鲜花：“如果多数美德和罪恶被视为分子改变的结果，那么，优点的标准不会改变……钻石并不比煤炭更有发光的理由，但是哪个女人会以为它们不过是煤炭而丢掉它们呢？”龙勃罗梭本人是犹太人，他对偏见的愚蠢和残酷非常敏感，但是非常富有远见。他也鄙视反犹太主义者，认为他们智商低劣，凭着中世纪时期植根于他们身体的冲动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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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勃罗梭希望他的方法不仅仅是引导人们理解犯罪，而且还能导致开明、科学的政策，甚至从根基上防止犯罪和失职：通过诊断、分类，也许在可能的罪犯出生之前就把他们清除掉。整整一代学者扩展了他的研究（在他的《精神病学新研究》中，龙勃罗梭提到28位学者最近出版了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在共同的交汇处，人类学、正义和精神病学将异化者的科学对待纳入既定科学学科之中，尤其是在德国，优生学家们对犯罪的生物学根源进行了热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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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学者着迷于各种异常行为——从犯罪到疯癫，甚至天才。他在厚重的《天才之人与精神病学的关系》（1889年，英文译本《天才之人》于1891年在伦敦出版）中声称，天才只是疯癫的一种幸运、有良好效果的形式。他查阅海量的文学作品（有时候对其事实精准性相当地轻信），利用精神病研究材料以及他本人的专业经验，令他惊奇的是，他“发现（天才）有几种退化的特征，它们几乎是各种先天性疯癫的基础和信号。”他总结说，天才只是自然的怪胎，被赋予了一种特质而牺牲了其他的特质：“正如巨人为其身高和肌肉付出的代价是不育和智力相对较弱一样，思想的巨人为其巨大智力付出的代价是患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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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和疯癫早就被联系起来了，并常常伴随着暴力和排斥。它们的结合是浪漫主义的蓄水池，19世纪末，埃德加·爱伦·坡、查尔斯·波德莱尔、文森特·凡·高、弗里德里希·尼采、罗伯特·舒曼和爱德华·蒙克都将心理状态戏剧化了，也都患了精神疾病。一种不确定的理性和超乎其外的视野成了艺术的一部分，正如它们曾经也是宗教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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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思想本身内含一种与社会和传统疏离的成分，而19世纪也显示出了丰富的疯狂的文学实例：从卢希亚·迪·拉美摩尔和几十个高贵而倒霉的歌剧女主角到格奥尔格·毕希纳笔下绝望凶残的沃采克，从狄更斯的郝薇香小姐和威廉·布莱克描绘世界末日的微妙画作，到E. T. A.霍夫曼故事的主人公和穆索尔斯基笔下鲍里斯·戈杜诺夫的渐进性紊乱，等等。20世纪初叶弥漫着神经衰弱症和性紧张，每一天都感觉到脚踝处激荡着改变的洪水，人们可能期盼艺术家对于这种幻想的迷失提供比以往更强有力的表达。但是，大家都对疯癫的主题不置一词，即便有人讨论这个主题，也主要是德语国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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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规则也有显著的例外。安德烈·别雷小说《彼得堡》中平凡的主角尼古拉·阿别卢克霍夫在城里游荡，自身的暴力令他惊恐并驱使他采取非理性的毁灭行动；毕加索着眼于马戏团艺人的边缘化生存方式和瘦削的四肢，之后才投入到成为立体主义的非洲饰品世界；俄罗斯和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们积极推崇暴力、犯罪和狂喜，像奥古斯特·斯特林堡迷幻的《梦幻游戏》一样，约瑟夫·康拉德《黑暗之心》中声名狼藉的库尔特可以当作疯癫研究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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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画家、版画家、小说家阿尔弗雷德·顾彬（1877—1958年）的平面作品可能已经被视为对厄恩斯特·瓦格纳和丹尼尔·施雷伯幻想的系列插图，他们的核心意象之间的交叉极其接近。顾彬对这两个人一无所知，他的大多数作品在创作的时候瓦格纳还没有犯罪，施雷伯的书还没有出版。他的蚀刻版画像是现代的戈雅，以一系列广阔的阴影和光为背景，那是令人迷醉、噩梦般的幻象。我们已经见过他的《战争》，这副蚀刻版画看似厄恩斯特·瓦格纳的性幻想：战神是野蛮的巨人，堆积如山的头盔、胸、盾、睾丸和毁灭性的斧头，还有重如屋宇的泥足，正要踏向一众士兵。这是他战前作品中少见的表现男性力量的画作。在顾彬的大多数蚀刻版画中，这种力量不断衰退。男人是些瘦削、干瘪的生物，佝偻、年迈的国王站在蒙面的追随者面前，奇形怪状，虚幻不实。在《疯癫》中，一个穿着长衬衫、胡子拉碴、面色苍白的患者的头被影子般教授模样的鬼魂从背后给凿开。男性力量通往深渊。回想起来，有些这样的视觉形象极具预言性：坐在一堆骷髅上、可怕的、长着可怕的大胡子的海象；奇怪的、名为《政府》的现代坦克已经做好了用机枪扫射任何挑战者的姿势；翻腾的景象上毁灭的城市，居民是一些微小、孤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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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拥有机械化的暴力，男人的主导很可怖，而顾彬则表明女人的色情诱惑也许更加恐怖和压倒一切。怀着一个梦幻者的确定，他把这个时期的重要力量结合进作品中：光滑、黑色、发动机驱动的车辆在八车道的高速公路上飞驰，直端钻进一个女巨人的大腿之间，通往黑暗；一个巨型的莎乐美，毛发浓密，肚皮因巨大的繁殖力而膨胀，在一堆砍下来的男人头颅上舞蹈；一个肢体断裂的女体被刀子刺穿，名为《以眼还眼》；一个微不足道、可怜巴巴、阴茎小小的男人跳下一个巨型女人的大腿，一头钻进她的阴道（令人想起古斯塔夫·库尔贝的《世界的起源》）——这是最不平等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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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其时正和宫廷歌剧导演古斯塔夫·马勒出了名的妖冶而任性的妻子阿尔玛．马勒热恋的画家奥斯卡·柯克斯卡的戏剧《谋杀，女人的希望》首次上演。在这部作品中，一群敌对的男人遇到一位有一群女孩子的女人，结果引发了残酷的战斗、诱惑、互相的毁损及最终的谋杀。这场血腥的情色仪式令人联想到斯特拉文斯基的《神圣的春天》，那里面所有的主角都染上了一种无法治愈的高烧——观众了解到，这种高热就是情欲冲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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