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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4月28日，黑帮的好运终于到头了。负伤的博诺和一个同伙躲在巴黎附近舒瓦斯－勒－鲁瓦的一所房子里，他们遭人出卖，被15名警察包围，很快当地人持猎枪加入了警察的行动。已经跟踪了罪犯6个月的警察局长路易斯·勒平力求万无一失。一个持重型机枪的炮兵团奉他的命令出动。很快，数百名武装人员加入了包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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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围（博诺）的消息迅速传遍首都，成千上万的巴黎人为观看血腥的历史时刻，乘火车赶往舒瓦斯－勒－鲁瓦。午后，有3万人目睹了包围行动和零星的交火。他们从安全的距离观看一位勇敢的中尉在一车草的掩护下，偷偷爬向房子，并在外面放了炸药棒。两响爆炸声震动了大楼，随后警察迅速冲了进去。进屋以后，进攻者们发现博诺流血不止，藏身在两张床垫之间。他一直等待着（警察的）进攻。他大叫一声“混蛋”，并打光了枪膛里的所有子弹。他在枪战中受了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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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几乎所有黑帮成员都已经毙命或者被捕。两位在逃的幸存者——都是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在5月的第二次包围后被击毙。这一次比第一次更加具有戏剧性，警方采用了机枪、两个团的士兵、数百警察，有4万人观战。警察在罪犯之一、寻求宣传的屋大维·卡尼尔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我们的女人和孩子挤在贫民窟里，而成千上万的大房子空在那里。我们修建宫殿，住的却是陋室。工人，发展你的生活、你的智力、你的力量。你是一头羊，警察是狗，资产阶级是牧羊人。你的血汗换取了富人们的奢侈。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主人。无政府主义万岁！”1913年4月21日，“汽车阿帕奇”——这是媒体对博诺的马仔的称呼——的另外3名在包围之前就被捕的成员被判处死刑，上了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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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帕奇们的名声传遍欧洲，无论在维也纳、圣彼得堡还是伦敦，他们都被视为一种新型的、特别暴力的犯罪的代名词。但是，实际上，有一波新的犯罪浪潮吗？没有明确的指标表明这一点，但是，任何回答这个问题的企图无一例外都陷于统计问题的困境。简单的回答是，统计数字没显示罪案增加，可是法庭做出了指控和通过了裁决，而这些数字的增加当然是由于更高效的警务、量刑政策的改变，以及人口的总体增长所致。总体而言，法国、意大利、英国侵犯财产的犯罪甚至略有下降，而暴力犯罪却稍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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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情况有一个显著的例外。在俄国，尤其是在圣彼得堡，一波“流氓罪”浪潮使得一般人在夜幕降临后根本不敢去涅瓦大街。帝都圣彼得堡的某些区域一直不稳定，强硬打压和完全无法无天并行不悖。早在1900年代，圣彼得堡已经感觉到了这波犯罪浪潮，当时，新闻记者发现青年同伙实施暴力和狂悖情况的显著增加：“每个路人都冒着遭到流氓袭击的危险。索取钱财和对不服从者的身体侵犯已经记入了（犯罪）记录。人们不敢独自上街……流氓不考虑后果——如果需要，他们会迅速使用刀和其他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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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上充斥着随机暴力事件的报道。街头刺伤——作案者使受害者流血倒地的情形，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还有其他令人不安的事实。如《彼得堡列表》1903年报道的，犯罪分子往往才12岁，而不仅仅是心怀不满的工人：“他们是很混杂的一群人，不仅在外表上是如此。相反，他们的社会多样性同样的显著。他们中间什么人都有：政府书吏、电报员、邮局及海关工作人员、金属制造工、印刷工、学徒、酒馆和咖啡馆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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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革命以后，俄国社会似乎陷于解体，而青年流氓（有些报纸把他们称为“俄罗斯阿帕奇”）则是这一趋势最显著的征兆。报纸上充斥着恐怖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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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号下午8点，涅瓦大街上走来两个烂醉的流氓。每分钟他们都会撞到一个男人或者冒犯一个女人。其中一人挥舞着一根铁棍，扬言要打破每个路人的脑袋。另一人则肆意地骂骂咧咧……四面八方的人都喊着要求把恶棍们送到警察局。流氓对公众的愤慨抱以嘲弄，其中一人一口痰直端吐到一位衣着体面的男士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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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整个国家似乎都在犯罪浪潮下迅速沉没。犯罪事件的报告“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雅尔塔”传来，甚至在乡村，农民也对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人极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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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村，一位年轻贵妇安静地在路上行走，这时，一个尽人皆知的流氓走近她并纠缠她，要她把手帕给他。她拒绝了，于是他把她摔倒在地，用膝盖压着她的胸口，把她摁在地上，脱了她的衣服，把她扒得精光。人群围过来的时候，他咆哮着说：“看呀，伙计们，看这个知识分子。”然后，他站起身，踢打她的后脑勺，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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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许多贫穷的俄国人似乎在逃离自己的社会，那么，犯罪的增加并不像报纸想让读者以为的那么剧烈。青少年犯罪人数急剧上升，从1900年的1113人增加到1910年的2884人，但是在绝对数量中仍然很少，同人口不到俄国一半的德国1910年51000多名青年男女罪犯的数量比起来，就更不算什么。即便相对于其他年龄群，青少年犯罪问题似乎也不像报纸报道的那样具有戏剧性：战前任何时候青少年的犯罪率都没有超出过总数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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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犯罪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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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观察家们相信生活不能长期承受“文明和腐朽国家脆弱的堤坝勉强约束着的民众强烈怨恨的洪水”，实际上局面并不像以为的那样绝望。然而，青年暴力和无政府主义威胁急剧上升的感觉本身却与当时的恐惧极其吻合：曾经的文明遭到来自最底层的“退化因素”的破坏，被无政府主义平民的力量所淹没，这些人因为大城市和机器而远离了健康、传统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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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神经衰弱症和精神病这些资产阶级病导致了精神病学的兴起一样，最弱势群体的暴力和犯罪使得科学思考着眼于理解、管理和防止这个问题。犯罪学应运而生。意大利人类学家塞萨尔·龙勃罗梭（1835—1909年）被公认为这一新学科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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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热那亚一个富裕犹太家庭的龙勃罗梭本来学的文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但是后来选择做军医。服役期间，士兵的行为举止、精神健康和社会地位及遗传之间的关系激发了他的好奇心。这种迷醉使他转向了精神病学。在精神病院做过学术研究和医生之后，他出版了《犯罪的人》（1876年初版，出过几个更新版及增补版），第一次收集并提供了最好、最全面的犯罪因素统计证据。龙勃罗梭把最多样的因素同犯罪率联系在一起：天气（在欧洲各地，夏天都是谋杀案最多的季节）、地质地貌、信仰、生育率、生活境况（毫不奇怪，排头的是城市贫民）、酗酒和酒精饮料的价格（在法国，酒价的每次上升都导致谋杀案件急剧下降，反之则上升）、移民（坏消息）、教育、收入和公共财富（在意大利，大多数谋杀案发生在最富裕的城市）、非婚生子女、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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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龙勃罗梭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对犯罪率的上升负有部分责任，或者都有牵连，但是，他相信核心原因不在其中：进化可以进步也可以退步，它会诞生“显隔代遗传”，退回到人类发展过程中早前的、更野蛮的阶段，诞生一个危险的野蛮人子类。龙勃罗梭宣称，这才是问题的核心：“科学检查……（证明）有一种人由于最内在的组织而专事犯罪，是天生的罪犯，构成‘犯罪军团’中最大的营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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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善良的、有着知识责任心的人，龙勃罗梭是19世纪的产物。对实证科学怀有纯粹、热烈信念的他为罪犯争取有尊严的待遇，争取社会康复和废除死刑。他争辩说，社会对待犯罪的态度必须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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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承下来的）古代刑法哲学现在使我们遗憾。自由意志和复仇是非常脆弱的（法律）基础和痛苦的目标。我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人总是并且命中注定服从最强烈的动机。我们因此相信，如果社会无可争辩地具有捍卫它自身的权利，那么一个社会从来不值得去报仇雪恨。刑法镇压不能也不应该取决于科学证明有用之外的任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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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人类学家依靠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成堆数据，辅以测量数千个罪犯的头骨和校核数万份履历资料，才得出了他对于遗传犯罪问题的明确答案。继19世纪生理学家弗兰茨·约瑟夫·高尔之后，龙勃罗梭确信，大脑不同中心的活动会导致它像肌肉发展或者萎缩一样膨胀或者收缩，这样的自然结果会以头骨的形态表现出来。他相信通过测量头，能够创造一种严格科学的邪恶类型学，作为个人犯罪倾向的无可争议的证明。除了头颅测量以外，该类型学还包括大下巴、低矮的前额、特出良好的视力、高颧骨、多肉、扁平或者朝天鼻子、大耳朵、头发稀疏、对疼痛不敏感、特别长的手臂之类的外部特征。事实上，必须遏制天生的罪犯，但是不能责怪他们。返祖现象、遗传性酗酒和癫痫都是生物特征衰败的信号。龙勃罗梭认为，根除这种犯罪的生物基础是社会的目标，办法是对那些只能产生更多痛苦的人实施绝育手术。他的言外之意是，文明是很脆弱的，它以训练和教育为基础，非常容易受到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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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大多数丑陋而野蛮的犯罪都有生理学的、返祖的起点，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多亏教育、环境及对惩罚的惧怕，人身上的这些动物本能可以减弱一会儿；但是，在某些情况，如疾病、天气、模仿（同伴）、性交的陶醉、过于长期节欲后果的影响下，就会突然复活。无疑，由于这个原因，它在青春期的时候显露出来……出现在牧师、牧羊人、士兵等终身独身或者与过着世隔绝生活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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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致力于创造一种基于种族、遗传和科学的新道德，与他们相反，龙勃罗梭的著作完全不带仇恨。他相信，自然本身是不道德的，文化毕竟不过是历史粪堆上的鲜花：“如果多数美德和罪恶被视为分子改变的结果，那么，优点的标准不会改变……钻石并不比煤炭更有发光的理由，但是哪个女人会以为它们不过是煤炭而丢掉它们呢？”龙勃罗梭本人是犹太人，他对偏见的愚蠢和残酷非常敏感，但是非常富有远见。他也鄙视反犹太主义者，认为他们智商低劣，凭着中世纪时期植根于他们身体的冲动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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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勃罗梭希望他的方法不仅仅是引导人们理解犯罪，而且还能导致开明、科学的政策，甚至从根基上防止犯罪和失职：通过诊断、分类，也许在可能的罪犯出生之前就把他们清除掉。整整一代学者扩展了他的研究（在他的《精神病学新研究》中，龙勃罗梭提到28位学者最近出版了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在共同的交汇处，人类学、正义和精神病学将异化者的科学对待纳入既定科学学科之中，尤其是在德国，优生学家们对犯罪的生物学根源进行了热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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