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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伯出身于一个贫穷的阿尔萨斯家庭，12岁参加海军，做船舱服务员。他卷入了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因爆炸罪被判监禁。判刑以后，他再也找不到工作，于是决定以更直接、不那么正统的方式为无政府主义事业服务。1899年3月，他和两位同伙来到马赛茶当铺当押商们的办公室，以侵占为名逮捕了为首的出纳，扣押了40万法郎作为证据，然后平静地把人犯交给司法院。在混乱澄清之前，“警官”和他的两个助手已经不见了。这是许多次以狡猾风格为标志的行动之一。被捕以后，雅各伯假装疯癫，逃到法国南部，在那里拉起了一个叫做“工人之夜”的帮派。在以后几年间，大众报纸上充斥着他大胆的、精心策划的抢劫案。他只偷富人，而且总是把部分财物献给无政府主义事业。有一次，在偷窃一位船长家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受害人是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于是他把全部东西放回原处，并留下一张条子：“错误闯入这里，我不能拿走一个靠写作挣钱的人的任何东西。所有工作都应该得到报酬。又：奉上10法郎，赔偿打破的玻璃和损坏的百叶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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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伯打劫不义之财的史诗般的远征终于因在一次追捕中射击了一位警察而终结。雅各伯于1903年被捕。在审判之前的几个月间，他为自己的行为写下了慷慨激昂的辩词，那是对达尔文思想的无政府主义解读：“既然你们主要指控我是一个盗贼，因此解释何为偷盗是有必要的。我认为，偷盗是所有人为满足食欲而觉得有拿东西的需要。这种需要体现在一切事物中：从像人一样诞生、死亡的星星，到太空中的昆虫，这么微小，这么无限，我们的眼睛只能勉强分辨。生活本身只不过是偷盗和杀戮。植物和野兽为了活命而互相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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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伯写道，人不是互相协作，而是彼此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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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顶端到底层，一切都是一边是混蛋，一边是白痴。你怎么能够指望确信这些真理的我尊重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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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卖酒的人和妓院老板发财，而一个天才却贫病交加死在医院。烤面包的面包师一个面包都得不到；做了几千双鞋子的鞋匠穿着破鞋子；织布的人没有衣服遮身蔽体；修建城堡和宫殿的砌砖工人想要一间肮脏的小屋也是枉然。那些生产了一切的人一无所有，那些什么都不生产的人无所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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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我觉得让卖淫般的工作摆布非常可恨。乞讨是一种堕落，是对全部尊严的否定。每个人都有权享有生命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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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权利不是乞讨来的，而是争取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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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伯的雄辩没有赢得法官对他的同情，他被判终身流放。在17次企图逃跑以后，他于1927年获释。一直忠于无政府主义信念的他过着平静的生活。1954年，他发现疾病和老年要战胜他了，于是他为自己注射了过量的吗啡。他最后的、富有他特色姿态的离别信是这样结尾的：“毛巾已经清洗过了，漂洗过了，晒干了，但是还没有熨烫。我太懒了。原谅我。你会在面包篮子的旁边发现两升粉酒。祝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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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高贵的犯罪高手雅各伯是亚森·罗平的理想模板，而法国另一个大罪犯、邪恶的方托马斯（最早出现于1910年）则原本不是能够引起同情的人。他是一个残暴而邪恶的杀人凶手，他体现了公众的恐惧，逃脱了多次试图抓捕他的克星、警长尤文。末了，只有历史本身能够终止这位“犯罪天才”的恶行。他的同伙马塞尔·阿兰干脆把他送上了1912年泰坦尼克号史诗般的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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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德国低俗小说并没有它自己的畅销侦探小说和罪犯。这里受欢迎的是卡尔·梅类型的冒险故事，或者极其流行的海德薇·库尔茨－马勒那样的感伤爱情故事——他的名气和财富全靠他的208部小说，讲的是，诚实、贫穷、高贵的私生女女仆遇到英俊的伯爵后，两人间感伤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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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社会异化的人既要同自己心中的恶魔战斗，也要同那些迫使他们陷于孤独的人战斗。但是，像精神病杀人犯厄恩斯特·瓦格纳那样的真实案例还是受到媒体的狂热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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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一案不仅是1910年前后精神疾病的组成部分，也是科学对于疯癫的非常开明的反应。尽管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瓦格纳因为被宣布为精神病患者，因此没有被处以极刑，而是获许在医生监督下，宁静地度过余生。这位残忍的校长在精神病医生中还小有名气。他的医生罗伯特·高普在一次又一次精神病学会议上展示他这位能言善辩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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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瓦格纳在给高普医生的信中说：“我认识到我的罪行是严重精神疾病——这被公正地称为‘迫害妄想’——的结果”，“今天我宣布，我从来没有遭到……‘迫害’。不能像我当时那样去理解某些道听途说的言辞——因为有一些没有任何逻辑联系的巧合和情况……我不一定非得这样理解。但是有一种倾向是，把自己头脑中的事转移到别人的头脑中。”瓦格纳继续同医生通信，甚至把他写的一部戏剧《疯癫》寄给他去出版。他狂热的心似乎变得像羔羊一样温柔：“请你宽恕我心中存在的对你的所有仇恨感和愤怒”，病人在给高普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你有机会来这里看我，觉得值得花时间同我说话……我保证你会受到友好的欢迎。最尊重你，感激你，爱你厄恩斯特·瓦格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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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领取一份公务员退休金，继续追求他的文学写作，并保持与诸多文学及医学名流的大量通信。他于1938年4月在温尼特尔精神病院自然死亡。他的身体被火化，脑袋被送到柏林的威廉皇帝学院做检查——虽然在运输途中遭到损坏。他的头至今仍然保留在杜塞尔多夫大学病理标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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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十五 1914年：最卑鄙的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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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码头很大；沿着阿尔伯特码头的铁轨，经过绵延几英里长的船舶，直端穿过长排的、好似梦里那样不断延长的船体，这时候，你会觉得完全失去了比例感。而阿尔伯特码头还只是伦敦港的码头之一。在这里，现代世界彻底变得如梦如幻。自从看过芝加哥的屠宰场以来，我还没有对我们世界的童话性质有过如此切近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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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凯斯勒伯爵1903年6月6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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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28日，全巴黎都在谈论谋杀，这是每个人脑海里首要关心的一起特别的、无法容忍的谋杀案。四个月以前的3月16日，一位衣着考究的女士来到法国头号保守报纸《费加罗报》的办公室。她是法国商务部长约瑟夫·凯劳克斯的夫人亨瑞特·凯劳克斯。她要人领她去总编辑加斯东·卡米特（正巧是那位一年前如此野蛮地评论斯特拉文斯基《神圣的春天》的同一个卡米特）的办公室，但是被告知他不在。她愿意等他。一个小时以后她来到卡米特先生的办公室，对他说了几句话，然后从她的毛皮披肩下拔出一把左轮手枪，对着他的胸口连射四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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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亨瑞特·凯劳克斯受审的时候，法国几乎人人都对这桩当年最耸人听闻的故事的全部细节了如指掌，尤其是自从凯劳克斯部长遭到媒体长达几个月的宣传之后。不可避免地，围绕他和亨瑞特的故事被说成是一桩卑鄙的勾当，是政治生涯之争，是一场转移了方向的战争。在审判期间，卡米特以前的报纸《费加罗报》甚至把版面从8个扩大到12个，逐字逐句地登载法庭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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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故事是以最糟糕的陈词滥调开始的：一个已婚男人和他的情人之间的秘密信件及鬼鬼祟祟的酒店密会，这出闹剧完全可以构成一场歌舞喜剧。对于约瑟夫·凯劳克斯（1863—1944年）这位已经不再年轻的绯闻情人，这是一个微妙的情景。他是正挺进权力领域的新型技术官僚之一，第一位年仅36岁就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的金融专家，这一任命确认了这位白手起家的商人对自己的良好评价——没几个人得到过这种任命。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他能干而有胆识，但他又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傲慢、自恋、一门心思往上爬的人。被抓现行不利于他的雄心壮志。他可以当上总理，甚至总统。凯劳克斯知道，绯闻事件会让他失去他所需要的支持，他以同第一任妻子离婚、同亨瑞特结婚的方式解决了这个困局。她巨大的魅力弥补了他的机智和幽默缺失。这对夫妇在社会上很受欢迎。没人知道他们曾经是情人。1911年，凯劳克斯按计划当上了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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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在德法关系和国际政治上都是一个危机年——世界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几个时点之一。法国和英国之间在殖民地问题上互相理解，允许彼此在埃及和摩洛哥放手行动（完全把德国排除在外），仍然对此恨恨不已的德国政府派遣了一艘炮艇赴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扬言他们不能被忽视。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沃切特已经筹划这个计划几个月了，并最终在他参加基尔帆船赛的时候，在皇家游艇霍亨索伦号上说服了最高统帅。已经有德国公司在摩洛哥，德国公民住在那里，因此必须付出一切代价保护他们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威廉本来对于采取这个姿态与他的表亲乔治（或者甚至法国人）为敌有些犹豫，但稍事迟疑后还是同意了。海军部立即发了一封无线电报给当时在西非海岸的帝国炮艇黑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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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船只改变了航程，准备迎接命运——这是不平等的遭遇，因为它并不是皇帝认为足以代表他的军事力量的那种船。这是无畏舰竞赛的高峰时刻，各大国为争取海上霸权不断推出更大、更新、更具毁灭性的浮动堡垒。黑豹号不是这样的战斗机器。它速度慢、笨重，只装备了两架四英寸的大炮：它是一只雄猫而不是掠夺者，靠它的两只短而粗的漏斗和两根桅杆，吭哧吭哧地航行。130名船员中包括一支受雇向非洲土著农民彰显德国进行曲辉煌的乐队。它奉命保护阿加迪尔的所有德国人不受内陆反叛部落的侵略。这个任务很容易——阿加迪尔没有德国人。唯一的一个名叫威尔伯格的德国人得到电报，称急需他到达海岸。赫尔·威尔伯格立即从75英里之外的摩加多尔出发。他是由汉堡投资者组成的财团派驻那里的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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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豹号在阿加迪尔海湾落锚的时候，赫尔·威尔伯格穿着白色西服的奇怪身影正冒着酷暑赶路，边走边驱赶眼前的虫子。他在他的拯救者们到达四天后才露面，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引起他船上的同胞们注意。当他们终于看见海滩上那个穿白衣服、被当地渔民包围的人时，他们派了一艘船去接他。任务完成了，全部德国人都脱离了伤害。德国报纸的头条都是一片欢腾：“好哇！一场行动！……终于行动了，一场解放行动……再一次明白，一个大国、一个强国的外交政策，不能在耐心的不作为中自行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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