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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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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900年代不是充满活力的，那它就什么都不是。今天的每样东西都比昨天更大：城市、工业生产、铁路网、汽车奔跑的街道、立面严肃的高楼大厦、人口、媒体和娱乐、大众文化、速度纪录。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夹在工业和新兴全球市场钢铁般的嘴之间，他们被连根拔起，被迫在一个不熟悉的世界里创造新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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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的活力，退化和衰落的幽灵却时时萦绕在欧洲人的心里。优生学家们警告种族的衰落；保守的政论家预告文明的终结；帝国之间紧张地注视着彼此的军事力量。从来没有这么多乐观的理由，人们也从来没有对未来有过更强烈的疑虑。变化的绝对速度令人疲惫，但是，欧洲人一方面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同时也对力量的价值和成就越来越感到怀疑。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们不再心照不宣地假设他们都是迈向天堂的基督教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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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折中开始。其最显见的表达——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就是对新世界的美学缺少信心、用借自于昨日的斗篷遮盖明天的表现的征兆。一个微型的中世纪巴黎以其剑斗士、纪念品和巧克力广告吸引消费者，坐落在塞纳河两岸的历史主义风格的国家馆像一排怪诞的、养育过于讲究的纯种犬，而每一个读过早晨报纸上非洲事件报道的人都知道，殖民地展览暗示的和谐世界是一个谎言。博览会本身的项目前所未有地受到质疑。事实上，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反映了被德雷福斯审判造成的分裂和人口下降、男子气概衰退和吃人的城市之类的讨论所破坏的社会的焦虑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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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地方，20世纪以布尔战争和维多利亚女王之死开始，这两个事件都极大地动摇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的道德信心。老女王之死标志着一个时代（亨利·詹姆斯害怕“野生水域”会失控）的结束，但是对布尔人的卑鄙战争和对刚果可怕政权的揭露都极大地削弱了白种人命定要在世界上实现文明使命的全部说辞。日本在1905年的胜利只是强化了一种普遍的感觉：大国的行为动机可疑，常常被误导，欧洲“种族”本身永久衰落了。优生运动就是出自于这种焦虑，但是其创造一个统治民族的计划只是强调和夸大了欧洲社会处于可怜状态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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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现实似乎每天都在改变，过去的稳定性因素，即欧洲旧的统治阶级，连同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进入终极衰落。骑士的后代和过去的王子被打败了——不是被入侵的军队打败的，而是被制冷和蒸汽涡轮机打败的。新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带来了它自己的实用理性，即便工业家不时喜欢扮演乡村贵族，游戏也是严格按照资本家的规则进行的。他们买来作为玩物的堂皇屋宇装备了电灯和现代卫生设施。现在，他们的财富和产业具有真正的力量，一个装饰了仿哥特式塔楼的工厂还是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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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生活不断扩张的城市世界，确定性成了稀缺商品。电机的规则不仅加快了事情的速度，它显然也使事情失去了控制。报纸上充斥着汽车事故、街头暴力和自杀，甚至广告版也低声传递令人不安的信息：它们问男人，你足够男人吗？同时问男人和女人，你足够健康、能够承受压力吗？那些不确定的人被谨慎地告知在生活的流沙中最后剩下的确定性：补品和治疗设备、疗养院和专利药品，以及人寿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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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生产迅速超过了传统制造业。从全球各地进口的食品早已超出了国内农业的生产能力，身份越来越多地由工业模式模塑。绝大多数人成了消费者，他们不自己生产需要的物品，而是以劳动或者服务换取金钱，然后向别人购买劳动、服务和预制商品。随着不断壮大的工人队伍组织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构成相当可观的政治力量，其目标是社会革命，同样激进的女权主义运动主要源自女性产业工人，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新的社会现实。参加教堂活动的人数急剧下降，而政党和社团勃兴，甚至连体育也成了群体身份的核心，尤其在劳工阶层的足球粉丝中。这些都是新的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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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变大多发生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可以坚持的传统确定性减少了，欧洲社会成员觉得需要新的参考点。新需求采用科学词汇满足对获选感和优越感的需要。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思想家“证明”自身的出类拔萃，并以此推导出政治统治的主张，以及必要情况下，使用暴力的权利。优生学家以稍微含蓄些的方式主张“优越的”欧洲和美国中产阶级白人不仅有权利，而且负有紧急的义务决定是否允许其他“低劣的”人生育后代。大多数人只想要自娱自乐。基督教曾经在人们的心中塑造了归属感、义务和希望的意象，早期的电影屏幕和百货商店则取代教堂成为了梦想编织者。这里呈现的是一个世俗的工业化世界，但是它漂亮、经济实惠、有趣。早在1910年，那些出得起钱的人就通过购物让自己脱离了生存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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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认识到他们时代折中、受损的方面，一心想制定新的美学与真正的道德，但是对于将其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他们莫衷一是。正式的西方文化——基督教、启蒙运动——似乎催生了消费文化的无意义、资本主义的残酷、大城市的匿名性，以及社会本身的道德沦丧。许多富有创造性的心灵都同意，重建——美学的以及道德的——真正基础只能在基督教文明之外的非洲（毕加索、布拉克、纪德）、大洋洲（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南美洲（思想史家阿比·瓦尔堡）、美国（阿道夫·鲁斯、亨利·亚当斯）的拓荒精神或者前基督教的欧洲乡村异教徒文明（巴托克、柯达伊、康定斯基）、古典时代（已故的尼采，或者弗洛伊德、霍夫曼斯塔尔、克里姆特、施特劳斯）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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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主义者对原始文明不感兴趣。他们用文明的成就反对文明。他们的武器（只使用宣言和早期的艺术活动）是快速汽车、巨型涡轮机和大炮之类的现代机器。他们的宣传由日常生活片段组成：报纸的剪报和街面传来的无意义噪音、工厂发动机和火车站的尖叫声。他们企图抓住转瞬即逝的一切，并从与速度和技术联系的标志性时刻中发现英雄主义。他们的英雄不是高贵的战士或者传教士，而是赛车驾驶员、将肌肉和身体力量与快速机器融为一体的骑车人：早期的仿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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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以及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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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社会的增长和对待性别的态度及关于性的态度的转变是悄然而至的。它溜到床单下，钻进人们的心里。没有人写过发起这场革命的小红书，也没有为之发生过任何一场激战，也没有发生过巴士底狱风暴。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通过小的增量，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理想就失去了它们的锚地，被抛在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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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妇女参政论者及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和罗莎·麦瑞德等女权主义者引领下，妇女解放事业强行进入了公共辩论。有时候参加者只不过是屈指可数的这些勇敢妇女，她们的游行在今天看来无伤大雅，但是这是媒体时代的初期，报纸总是揭露显著之事、可耻之事和奇怪之事。穿单车裤的妇女、骚乱者和剪短发的活动家的照片肯定会上报纸（不管她们是否愿意），被全欧洲数以百万计的人看到。她们常常遭遇嘲笑甚至仇恨，但是已经无法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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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更微妙、不那么引人注意但是很普遍的变化。在整个欧洲，妇女孕育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少；在整个西方，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许多妇女在工厂、商店、很快也在专业领域就职，自己挣钱。显然她们为自己做更多的决定，因为她们决定不冒怀太多孩子的风险，而决定为较少数量孩子的未来提供更好的教育。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当时描写这个现象的博学学者，那么，据他们说，评论者们对此非常震惊，而且，他们把这当作自己的事。他们显然没有想到，生育率下降是社会能力和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的证明，相反，他们谈论男人的衰弱，有一个评论家认为这是人口下降的凶兆。法国还有这种担心的理由，而对英国和德国则是幻想出来的问题，尽管生育率下降，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持续增长，但是，还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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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夸张的反应指向当时的另一个现象。随着妇女变得更加自信，似乎要承担新的角色，男人们突然处于守势。弗洛伊德在文章中说，他的研究显示男人“不再是家里的主人”，这表现在不止一个方面。连小孩子都可以操作的机器使得他们的体力毫无用处，社会变化和性的不确定性对他们的地位提出了质疑，于是男人只好用夸张的方式表现其男子气概。1900年和1914年期间发生的决斗超过之前30年的总和，街上穿制服的人增加了，有些人留起更密更长的胡子，健美运动员有更发达的肌肉，战舰有更大的炮。有赛车和速度纪录、体育英雄和没完没了的电子皮带及其他治疗“男性活力”丧失的药品广告。难怪1912年圆滑有力的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是这个时期的灾难象征。要不是因为是这个时期长大的人，弗洛伊德不可能理解这一点：他信口把妇女参政论者说成是患了阴茎妒羡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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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作家不惧怕这样的排斥并打败了批评她们的人。她们对社会的分析轻而易举地揭露了男性的焦虑和父权制权力结构。“现代男性受到理智主义的打击一如受到疾病的打击”，罗莎·麦瑞德写道，“具有男子气概……尽可能男性化……这是他们（男人）眼中真正的荣耀；他们对于失败的残忍或者行为的根本错误不敏感，只要它符合传统的男子气概标准。”从女性角度做出的分析质疑男性最为依赖的确定性，没有几个男性作家（包括乔治·萧伯纳、亚瑟·施尼茨勒和奥古斯特·贝贝尔）有着承认需要根本改变的远见卓识和道德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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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男人而言，生育率下降和妇女参政论者朝政客扔石头、攻击他们这两件事似乎预示着文明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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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批评家们警告说，一个女人男性化和男人女性化的社会是一种畸变，是一个弱化的族群，只会被保持了活力和生育力的“劣等民族”给淹没，因为他们没有被现代性坏影响触及。妇女从内部要求社会的改变，远离控制、暴力的思想，倾向于协作对话的生活，而男性作家（以及一些女性作家）把这视为通向毁灭的途径，要求复兴他们从以前岁月中发现的战士精神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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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植根于1900年代女权主义骚动的男女意识形态冲突也转变成了种族主义思想。重要的是，反犹太主义也是男性焦虑的表达，其根源在于认为“不男人的”犹太人通过把他们束缚在机器上、遭受资本家的控制，从而象征性地阉割了生殖器。对非洲文化的东方主义迷恋主要是以为那里的男人享有性自由，拥有一群温顺的女人、总是强有力的总督或者拥有自然力量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被假定拥有的性能力与骄傲，这些是小说和绘画艺术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控制殖民地证明了欧洲人的男子气概，被迫承认殖民暴行因此更加令人不安，因为这不凑巧地把近乎奴役和虐待的事实从象征的领域扒拉出来，进入了政治领域。由于欧洲人的身份在最基本的层次——考虑到男人和女人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受到质疑，因此政治和社会问题也形成了强烈的性内涵，震荡于两个方面：对于手淫、同性恋、（男人的）性交能力和精神疾病之类问题的直接的性焦虑，以及在象征层面上，不同群体被替换为焦虑的真正对象。升华和转移是弗洛伊德用来指称这些机制的技术名词，他在那些不愿面对内心最深处欲望的病人身上观察到这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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