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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超脱这些个别事例的唯一方法，那就是把我们了解到的所有季节性迁徙全都画到表现地中海整体状况的一张地图上。这件事情在目前是可行的。埃莉·穆勒小姐于1938年已经成功地绘制了一张地图，我们采用了这张地图（图7）,并略加补充和简化。319 我们正把残片一张张拼起来，恢复历史的原貌。季节性迁徙的道路宽达15米，名称因地而异：在卡斯蒂利亚叫“卡纳达”；在东比利牛斯山区叫“卡米拉马德尔”；在朗格多克叫“德雷依”；在普罗旺斯叫“卡拉依勒”；在意大利叫“特拉图里”；在西西里叫“特拉泽雷”；在罗马尼亚叫“德罗莫尔·奥洛尔”……这张交通网的陈迹和残余勾画出充当鲜明见证的地理概貌。在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季节性迁徙首先局限于伊比利亚半岛、法兰西南部和意大利。在其他半岛上，即在巴尔干、安纳托利亚、北非等地，季节性迁徙被游牧生活或半游牧生活淹没。地中海只有一部分地区的农业比较密集，人口相当稠密，经济比较活跃，因而使放牧活动限制在狭窄和固定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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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近代的季节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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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埃莉·穆勒的“地中海地区的季节性迁徙”一文，见《永不停顿的季节性迁徙》，193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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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部分地区之外，各种情形错综复杂。但是，我们将会看到，矛盾交织的原因主要应由历史的变化来解释，地理状况虽然也起作用，但不是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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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峰驼和双峰驼：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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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历史提供重要的解释。地中海地区经历了来自东方和南方的两次入侵。实际上也是两场翻天覆地的连锁大动乱。用扎维埃·德·普朗奥尔的话来说，就叫“两大裂口”：从7世纪开始的阿拉伯入侵和从9世纪开始的土耳其入侵。后者来自中亚细亚“寒冷的沙漠”，与此同时，双峰驼的活动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前者来自阿拉伯“炎热的沙漠”。单峰驼的扩展促进了这次入侵，甚至构成了这次入侵的原因。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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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驮畜尽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能被搞混，但其实是不同的。西方人随意把二者搞混，这当然也情有可原。萨瓦里在他的《商业字典》（1759年版）里给单峰驼下了个定义，说它与“双峰驼可以配对”。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这是两种不同的牲畜。双峰驼来自大夏，不畏寒冷，也不怕地势起伏。来自阿拉伯的单峰驼则是沙漠和炎热地区的动物。它几乎不能在山路行走或忍耐太低的气温。在撒哈拉或阿拉伯沙漠的凉爽夜晚，主人注意让单峰驼把头伸进帐篷里。突厥斯坦于10世纪前后培育成功的单峰驼和双峰驼的杂种只在当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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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牲畜的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一个相当宽广的边境地区，把它们各自的生活区域分开。这个地区从扎格罗斯山和陶鲁斯山的南侧沿线（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界线）一直伸展到黑海东端至里海南部和印度河曲的示意线。321 这个地区大致相当于冬季寒冷的伊朗高原。单峰驼当然也进入这个地区，参与16世纪集中在伊斯法罕332 一带的活跃的沙漠商队。单峰驼甚至远抵印度，其价值即使不比马323 更高，至少也和马相等。这证明单峰驼在印度并未真正安家落户。事实上，安纳托利亚高原和伊朗高原都没有对单峰驼广开大门。阿拉伯人远征小亚细亚之所以失败，他们在波斯之所以步履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单峰驼的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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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地区各有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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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在入侵途中放过了从叙利亚到马格里布的高地。他们对这些背向沙漠的、干旱的内陆山区秋毫无犯，虽然这些古老的山区同北非的欧雷斯山一样，早已有人居住。同样，他们绕过了沿海一带荒无人烟的山区，充沛的雨水使当地林木繁茂，这些古老的森林很久以来未遭人的破坏。森林为逃避阿拉伯征服者的居民提供了避难所。从8到11世纪，马龙派教徒和德鲁兹人在黎巴嫩定居。他们开垦荒地，建立各自的国家。在北非，从10世纪起，更主要从11世纪起，随着希拉利亚族游牧部落大量涌入，卡比利亚山开始有人居住。324 在这些山地移民区（移民的时间有早有晚）的四周，随阿拉伯人的征服而来的贝都因人像洪水一样到处泛滥，把山区团团包围起来，使之成为大海中的孤岛。因此，山区生活十分闭塞，往往落后于时代。这种生活方式的某些特点（用牛驮运东西，河谷实行引水灌溉，兴建谷仓，窑洞内人畜共居等）几乎一直保持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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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亚细亚山区来说，在较小的程度上对巴尔干地区（那里的例外情况很多）来说，土耳其双峰驼的侵入意味着激烈的、往往是不间断的、而性质又截然不同的动乱。只要可能，一些尚武好斗的游牧部落就一直登上山顶，在森林线以上的山地安顿下来。这也许因为，“在土耳其人的心目中，在‘亚伊拉’——夏季逗留地——这个土耳其语单词的含义里，凉爽的天气、冰冷的流水、茂盛的牧场等概念同天堂的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325 每到春天，头等的大事便是“离开布满跳蚤、早已成了虫窝的冬季营地……”，特别是要离开这儿，动身上路。一句土耳其谚语说（大意如此）：“一名‘于吕克’（即游牧民，步行者）不一定需要出外远行，但他必须经常移动。”326 这既是地理因素的要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传统的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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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生活展现的这种宽广的历史画面是模糊不清的，难以辨认的。它有其独特的复杂情节。此外，游牧者不断遇到定居者的抵制，进而发生冲突。他们不得不越过、绕过或粉碎定居者设置的障碍。他们往往不得不在定居者无声的进逼面前退让。在小亚细亚，从13世纪到15世纪，牧民的游牧生活逐渐被挤出高原和内陆盆地，并进一步在高原和内陆盆地消失，被赶到尚未开发的山区及四周的平原。那是些“几乎荒无人烟的”平原，几个世纪以来已恢复“有害健康和被抛弃”的状态，“夏季瘴气蔓延，荆棘丛生”：奇里乞亚平原、潘菲利亚平原、梅安德河谷和盖迪兹河谷。在16世纪，土耳其政府不断强化统治，甚至通过出让土地，勒令游牧民实行定居，胁迫最桀骜不驯的游牧民从事采矿和修筑碉堡，或者放逐他们，例如放逐到1572年归属土耳其的塞浦路斯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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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项工作必须不断地反复进行。游牧生活虽然在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衰退，但却在东部兴盛起来。来自亚洲的游牧民在那里被统称为土库曼人。直到今天，安纳托利亚草原的土库曼人还远届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这里产生了他们在路途两端定居的问题。从16世纪起，更主要从17世纪起，奥斯曼的地方长官和税务官对土库曼游牧民开始严加管束。而在这以前，在土耳其扩张获得巨大成功的时期，土库曼游牧民从未受到干扰。对土耳其苏丹政府来说，问题在于征收税款和招募骑兵。同波斯进行的斗争十分激烈，迫使什叶派部落退往伊朗。相反，逊尼派却向西方推进，使游牧部落的成员有所更新。1613年原在科尼亚东南的卡拉曼地区活动的一个部落，过了70年以后，便转移到屈塔希亚高地。有些游牧部落甚至到了罗得岛。最后一次复兴是：东部形成的真空又一次被填补，因为原来困守山区的库尔德人冲出了牢笼。在19世纪，他们“又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和陶鲁斯山脉的南皮埃蒙特之间，沿南北方向进行大规模的迁移”。这证明游牧生活具有周期性，其中包括出其不意的停顿，以及休眠、定居和复苏等阶段。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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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目击者眼中的巴尔干、安纳托利亚和北非的游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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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入侵——7世纪以及后来的入侵，11世纪以及后来的入侵——来解释一切虽然是为人允许的和必要的，但毕竟流于简单化。单峰驼早在阿拉伯扩张之前就来到北非和撒哈拉。同样，双峰驼在塞尔柱人取得最初胜利前就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原。这张简图大体上是正确的。炎热和寒冷的沙漠地带把整个旧大陆切成两块。地中海作为这些沙漠地带的终点，眼看亚洲的游牧部落带着他们淳朴自然的生活方式伸展到自己的区域之内。但是，面对农民的顽强抵抗，游牧活动也有所减弱和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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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漫长的历史留下的这些陈迹在16世纪终于把地中海的半岛世界——巴尔干、安纳托利亚、北非——的形象完全描绘出来了。在这些半岛上，我们西方的历史资料上提到的那种季节性迁徙遭到了排挤，被驱赶到边缘地区，或者大大改变了活动形式。这个重要的景象有助于了解某些“山岛”的特征，它们是独立的，但又是锁闭的，受人侧目而视的，很少与外界往来的。德鲁兹山和卡比利亚山就是这种山岛。德鲁兹山的山民据山为王，随意“劫掠摩尔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328 在西班牙文献资料中被称为库科王国的卡比里亚山是独立的，但没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山民很想通过斯托拉（今天的菲利普维尔旁边）的小海滩，同西班牙人329 接触，但白费气力……在北非，事情比较简单。每年夏天，大群游牧民赶着畜群来到海边；冬天快来临时，他们返回南方和撒哈拉。可见，山民有一段间歇的时间，他们的畜群在冬天到来之前可以前往平原就食。我们说过，在安纳托利亚没有这种情况。在季节性迁徙和游牧生活互相混杂、互有冲突的巴尔干，也没有这种情况。在巴尔干半岛的东部，土耳其政府特地为小亚细亚的游牧部落设置游牧营地，借以吸引他们定居并加强国防。更何况，除他们以外，辽阔的巴尔干半岛还有其他的游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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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大利或西班牙相比，这些差别如此明显，当然逃不过昨天的和古代的西方旅行家的眼睛。无论奥兰的编年史学者兼士兵迭戈·苏亚雷斯、330 佛兰德人布斯拜克、令人钦佩的旅行家塔韦尼埃、好奇的德·托特男爵，或是与夏托勃里昂同时代的英国人亨利·霍兰，他们对牧民的游牧活动（或更确切说，是半游牧生活）都有深刻的印象。霍兰把他在1812年与品都斯山脉粗野的牧人相遇的情景描绘得惟妙惟肖。331 这些牧人当时赶着畜群在萨洛尼卡半荒芜的原野，或在阿尔塔湾（像是一个浅水的内海）沿岸放牧。每年夏季来临，他们踏上返回山区的道路。这些人肯定是游牧民，因为他们携带家小……排成长队的羊群不紧不慢地在前面走着，马匹紧跟其后，有时可达千匹之多，驮着餐具、营具、帐篷以及睡在筐里的小孩。东正教牧师也伴随教徒一起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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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拜克332 在安卡拉附近放牧安哥拉山羊和大尾巴绵羊（在北非又名柏柏尔羊）的地区所见到的也是游牧民。“牧民赶着畜群在野外荒餐露宿。他们用大车载着妻子儿女同行，大车便是他们的家。有些人也带小帐篷。他们就这样四处漂泊，携带家产走南闯北。他们有时来到平原，有时登上山丘，有时下到山谷，根据不同的季节和牧草的丰盛程度，决定他们的行动和选择他们的住地。”塔韦尼埃333 在17世纪中叶写道：“在亚美尼亚和迦勒底的交界处，离埃里温城约4小时路程，有几座高山。家住迦勒底一带炎热地区的农民，夏天竟来山上搭起两万个帐篷，也就是说，有两万户农民前来为他们的牲畜寻找好草场。等到秋天快结束时，他们又启程返回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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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形也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到了下个世纪，德·托特男爵所见到的仍然是这些土库曼游牧民。但是，他提供的证明很可能使我们一时感到困惑。他写道：“冬天住在中亚，夏天带着武器和行李，赶着畜群一直放牧到叙利亚的人群，可被认为是游牧民，而赶着羊群在安达卢西亚山中跋涉达8个月之久的西班牙牧人也同样可被认为是游牧民。”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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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很快答复。如果考虑到西班牙牧主公会的“流动”畜群的长途跋涉，那么，乍一看，很可能就把卡斯蒂利亚从事季节性迁徙的牧民同土库曼的牧民混为一谈。土库曼人也长途跋涉，但他们有家口什物随行。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别。此外，对游牧民这个词也有争议。我们要考虑到，利特雷字典没有收录“游牧生活”这个书面词语，至于“季节性迁徙”这个词，也只举了一个1868年的例子。而且，季节性迁徙和从事季节性迁徙的牧民这两个词是近期才有的。布洛赫·瓦尔堡字典（1960年版）提供的最早的例子是在1803年。虽然“季节性迁徙的畜群”（trashumante）早在1780年已经出现在伊尼亚奇奥·德·阿索的笔下，335 但在比利牛斯山的另外一侧，这似乎并不是个古老的用语，而且季节性迁徙（trashumancia）一词当时还没有出现。但是，对这个新问题，我们不必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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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几个世纪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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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的叙述，读者已经看到，在游牧民同从事季节性迁徙的牧民之间，在山区居民同平原居民或城市居民之间，钟摆的左右移动极端缓慢。所有这些变化都要经历几个世纪才能完成。一块平原为变得兴旺发达，同洪水进行斗争，修建了道路和沟渠，一两个世纪便慢慢过去了。一个山区的居民开始外流，移民运动将持续到山下的发达地区不能再接纳他们为止。于是，一两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也就过去了。这些过程都要经历百年以上的时间。只有把观察的时序范围扩展到极点，才能看出其中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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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通常只关心危机，只关心缓慢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剧变。然而，危机事前都经过长期的酝酿，事后又产生无穷的后果。这些运动有时在缓慢的演变中，逐渐改变了特征。建设和破坏先后发生，不断循环反复。山区可以交替地先赢得一切，然后又丧失一切，或者虽胜犹败。当这种历史不局限于某个简单的地方事件或地方进程时，那么，这些极端缓慢的“地理”周期（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便大体上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例如，在16世纪行将结束时，地中海山区到处都因人口过多和受种种限制，突然挣脱束缚，谋求解放。我们看到，这场分散的、漫无秩序的战争同那种潜在的、无休止的社会战争——即所谓“盗匪行径”，这也是个含义模糊的词——在形式上简直是混淆不清的。由此可见，一种共同的命运支配着这些簇拥在地中海周围的庞大的环形群山：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亚平宁山或由基督徒和穆斯林占有的其他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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