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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浦路斯，当土耳其人于1572年把这个岛屿从威尼斯手中夺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上述情况的证据。在威尼斯市政会议统治时期，塞浦路斯的财富就是葡萄园、棉花种植园和蔗田。财富，到底是什么人的财富？是热那亚和威尼斯贵族的财富。他们古老豪华的住宅，至今在尼科西亚的老城仍然可以见到。这绝不是当地人、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的财富。土耳其的征服引起了一场社会革命。一个英国水手在1595年写的奇怪的证词谈到了这件事。一个塞浦路斯商人向他叙述该岛的历史，指给他看从前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贵族宅第的废墟。我们的这个见证人说，土耳其人把这些领主杀了，真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对农民的敲诈勒索简直令人难以置信202 。此外，威尼斯人在灾难降临的时刻感到乡村和城市的希腊人抛弃了他们。当1570年土耳其进攻尼科西亚时，“各种社会地位的居民……差不多都待在家里睡大觉”203 。的确，在威尼斯人离开后，棉纱和原棉的出口都大大下降了，葡萄园荒芜得更厉害，以致威尼斯竟叫人去赎回酿酒用的珍贵的羊皮袋，因为这些东西在岛上已经毫无用处。但是，我们就因此应该说塞浦路斯衰落了吗？事实表明，土耳其的统治丝毫也不意味着岛民生活水平的下降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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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地亚岛和科孚使人产生类似的想法。这里的情况和塞浦路斯一样。让我们想象一下人们为了栽培葡萄，也就是为了生产葡萄干和叫作马尔瓦西的葡萄酒怎样辛勤劳动。在科孚，葡萄树从山地和丘陵迁往平原，因为平原更易于耕种205 。葡萄树赶走了小麦。但是，这些排他性的种植可能带来生产过剩和销售不畅的危机。1584年，当局命令把干地亚的葡萄树拔掉，百姓的愤怒情绪可想而知。受害者甚至说，作为臣民，他们“看不出威尼斯和土耳其有什么区别”206 。显然，这种“殖民”经济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要把葡萄种植者、地主、水手、商人和远方的消费者结合起来，使整个体系能充分运转，必须具备多种条件。葡萄酒和葡萄的确是历史悠久、范围广大的贸易的对象。马尔瓦西葡萄酒甚至在英国也是受人喜爱的饮料，这种奢侈品在16世纪社会中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的波尔图葡萄酒。班德洛在《短篇小说》中提到一个人，“他心情激动，神色沮丧，她便给他端来一杯马尔瓦西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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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耕作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位于突尼斯海岸附近水域的杰尔巴岛。威尼斯所属各岛是葡萄酒的产地，杰尔巴岛则生产食油。在罗马时代，突尼斯大陆拥有广阔的油橄榄林。当这些树林在那里消失时，杰尔巴岛却保存着它的油橄榄林。至于原因如何，我们不很清楚。这笔保存下来的财富意味着甚至在16世纪杰尔巴岛在经济上仍很重要207 。杰尔巴岛成了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之间盛产橄榄油的绿洲，这里一般说来，尤其是在南部，是盛产哈喇味黄油的地区。该岛所产橄榄油是一种优质油料，价格便宜，适于各种用途，甚至可以用来处理毛织品和棉纺织品。正如非洲人莱昂在16世纪初所说的那样，这种油易于输出，畅销国外。1590年以后，英格兰也来杰尔巴岛购买，到那时为止，一直由西班牙向它提供橄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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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学家看来，杰尔巴岛不过是个地势很低的岛屿，河道的水位随海潮而涨落208 。事件史只把杰尔巴岛看作是1510年、1520年和1560年发生的战斗的战场。然而，在最后的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战斗中，橄榄油发挥了作用。当时基督教舰队停留在杰尔巴岛，没有向的黎波里挺进。这支舰队遭到了皮阿利帕夏的无敌舰队的攻击，虽然事先已获悉敌人的逼近。其原因是基督教舰队滞留在那里装运货物，特别是橄榄油。战争失败后，巡视官吉罗加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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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这些大规模的活动并不强加一种破坏性太大的单一种植时，它们就成了岛上的主要财富，至少也能保证换回岛上生活必需品。这些活动使岛屿获得应有的声誉。伊维萨是盐岛；纳克索斯岛的盐和它“白而透明”的酒也同样有名；210 厄尔巴是铁岛。是否还需要提一下洛梅利尼家族的世袭领地泰拜尔盖珊瑚岛（该岛负有多种使命，不但出口谷物、皮革，而且办理俘虏的赎买事宜），或者地处柏柏尔沿海的加利特岛的著名渔场，或者达尔马提亚的利埃塞纳岛的渔场呢？1588年的一份文献资料说，由于沙丁鱼群某天移向佩拉戈萨岸边，利埃塞纳岛突然丧失了渔场211 。罗得岛位居要冲，无论在马耳他骑士团时代还是在1522年以后的土耳其占领时期，地理位置保证了它“对其他岛屿的统治和对整个地中海的控制”212 ……爱琴海各岛中，帕特莫斯岛因为没有其他特长，只是养着一群“除萨摩斯人以外最凶残的岛民”，因而他们全靠“抢劫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维持生活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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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他乡的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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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岛屿与外界混杂的最一般的方式是岛民移居他乡。所有的岛屿（如同所有的山地一样，而地中海的许多岛屿都是山地）都输出人口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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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腊的移民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只是简单指出，移民涉及整个希腊群岛，其中包括大岛干地亚。可是，在16世纪，那里的人口外流未必达到科西嘉岛那样的规模，其特征也未必如科西嘉岛那么典型。相对而言，科西嘉岛资源贫乏，人口过多，岛民四出谋生。可以肯定，地中海发生的任何一件大事都有科西嘉的参与215 。甚至在热那亚——令人憎恶的统治者——也有科西嘉人，因为人总得活下去，哪里能找到面包就去哪里谋生。在威尼斯，也有科西嘉人。早在15世纪，科西嘉人就去托斯卡纳的马雷马种地。到了16世纪，受热那亚人折磨、迫害的尼奥洛农民开垦热病流行的意大利土地，甚至撒丁岛，并往往在那里发财致富216 。在罗马，科西嘉人也很多，有的在那里定居下来，经营牲口买卖217 。他们的船只经常进出罗马的台伯河港口、奇维塔韦基亚和里窝那218 。在阿尔及尔、科西嘉移民特别是科西嘉岬的居民，非常之多。热那亚的一份报告叙述道，桑比埃罗在他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那次戏剧性旅行途中，曾于1562年7月经过阿尔及尔城，他的同胞都赶到码头像欢迎他们的“国王”一样欢迎他219 。桑比埃罗既然是热那亚的敌人，法国的朋友，又为他的同胞向素丹恳求援助，他能深得人心，受到同胞的爱戴，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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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及尔的科西嘉人是些什么人呢？有些是苦役犯；另一些是水手和商人。他们在港口做买卖，有的就在这个城市定居。哈桑·科尔索后来不就成为阿尔及尔“国王”之一吗？1568年间西班牙的一份报告提到220 ，阿尔及尔共有10000名叛教者，其中6000名是科西嘉人。阿尔及尔还有很多科西嘉的中间商。热那亚的文献资料还证实他们善于充当赎买战俘的中间人。他们还是外国的非正式代理人。以弗朗西斯科·加斯帕罗·科尔索这位神秘人物为例，此人家住巴伦西亚，1569年受巴伦西亚总督的派遣，到阿尔及尔定居。在格拉纳达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同厄尔杰·阿里进行会谈，为西班牙国王谋求最大的利益，试图说服厄尔杰·阿里。此人使用的姓名相当怪僻，不像是个真名，但他究竟是谁呢？人们只知道他搭乘一艘双桅横帆船，装载获准运销的货物，即除西班牙法律禁止的“走私”商品以外的东西：盐、铁、硝石、火药、船桨、武器等等，来往于巴伦西亚和阿尔及尔之间。他有一个兄弟在阿尔及尔，一个或几个兄弟在马赛，还有一个在卡塔赫纳。他和他们之间的通信涉及整个西地中海。让我们补充这样一件事：一名西班牙战俘在阿尔及尔的监狱里，请一名公证人当面按照法律手续写下状纸，控告加斯帕罗·科尔索进行走私活动，控告他是个为双方服务的间谍221 。此事关系不大，但可能把一切都搞糊涂。我们且不必去弄清这个小问题，但不妨记住，这个令人惊奇的科西嘉家族分散在地中海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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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科西嘉人住在君士坦丁堡、塞维利亚和巴伦西亚。但是，无论在16世纪还是在今天，他们喜爱的城市是马赛。如果我们掌握的文献资料靠得住，至少马赛港周围，几乎有一半居民是科西嘉人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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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问题上，责任不能完全推到科西嘉的统治者热那亚身上，但也不能说它没有丝毫责任。在16世纪，科西嘉人忍受不了热那亚的统治，这是明显的事实。把一切罪恶都归咎于法国的阴谋和瓦卢瓦王朝的黄金，这种判断不管是否合理和公正，至少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绝不想否认科西嘉和法国之间的联系，也不想否认二者有许多一致的观点，不断互派密使和三桅战船，互运火药甚至金钱。法国在科西嘉所干的事，科西默·德·梅迪奇也全都干了，而且更加持之以恒，使用的手段更多，但效果却没有法国那样理想。法国的政策之所以容易鼓动科西嘉山民起事（这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并由此进入主题），主要不是依靠什么周密的筹划，而且因为在土地辽阔的法国和人口稠密的科西嘉之间有着生死攸关的联系。法国作为最广阔、最有前途的垦殖区，对科西嘉的移民敞开大门，而意大利本身因人口过多，反而把科西嘉视为供自己使用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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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西嘉人来说，还有另一个好处，即可以得到法国国王在海上的有效保护。科西嘉人定居马赛后，就成了法国国王的臣民，并以这样的身份在15世纪70年代以后促进马赛城的兴旺。17世纪，在面对泰拜尔盖岛——该岛属热那亚的洛梅利尼家族所有——的法兰西城堡一带，就有科西嘉人居住，一份科西嘉文献资料称这里是“保护法国人不受柏柏尔侵犯的海岸”223 。奇怪的是，在这条珊瑚环列的海岸线上，科西嘉人又遇到了他们的死对头，即以泰拜尔盖城堡为代表的热那亚统治者。桑松·纳波隆1633年5月就在攻打这座城堡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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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大海包围的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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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世界中，地区分割极其严重；陆地留下大片的空白，没有被人占据，更不用说海上了。除了真正的岛屿外，还有一些地区也是与世隔绝的世界，例如希腊半岛——望文生义，半岛几乎是岛——以及群山阻隔、除了大海别无出路的其他地区。那不勒斯王国北与罗马接壤，那里的崇山峻岭形成一道屏障，在这个意义上，难道不就是一个岛吗？我们的教科书里还提到，在大西洋、地中海、西尔特海和撒哈拉沙漠之间有一个马格里布“岛”（Djeziratel Moghreb），即“日落之岛”。正如埃米尔·费利克斯·戈蒂埃所指出的，那是个变化无常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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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巴第地区夹在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之间，一侧是皮埃蒙特的田野，另一侧是半拜占庭化的威尼斯地区，根据这个特点，人们可以说它是个大陆岛。人们可以稍微夸大地说，葡萄牙、安达卢西亚、巴伦西亚、加泰罗尼亚就像一系列外围岛屿，通过卡斯蒂利亚同伊比利亚结合在一起。请看，面对大海的加泰罗尼亚何等迅速地随着历史风向的转变而转变。它时而转向法国（先是在加洛林王朝时期，后来又在行吟诗人的崇尚爱情的时代）；时而转向地中海（在13、14和15世纪）；最后在18世纪转向伊比利亚半岛上落后的和尚未工业化的地区……至于西班牙本身，莫里斯·勒让德尔竟称之为半岛，以此表明西班牙对外隔绝、不受外界影响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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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东，在地中海的另一端，叙利亚这个在大海和沙漠之间的驿站，也是一个岛屿。人、技术、强权、文明和宗教，一切都以叙利亚为起点，向四面八方传播。与此同时，叙利亚还在地中海世界推广拼音字母、玻璃制造、紫红色染布以及腓尼基人时代旱作制的秘密。叙利亚先为罗马后为拜占庭造就了帝王；它依靠其大船曾经称雄腓尼基海，成为地中海历史上第一个，或者几乎是第一个霸主。最后在1516年，如同在634年时情况一样，由于伊斯兰教（7世纪的阿拉伯人，16世纪的土耳其人）在其扩张过程中占领了叙利亚这一战略要地，伊斯兰一下便登上了地中海历史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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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们这里使用的岛屿定义范围过宽。但是，这有助于说明问题。虽然地中海各地区之间被山水相隔224 ，相隔的距离达几天的陆路或水路路程，地区之间仍有来往，游牧活动更为往来提供了方便条件。但是，相互间的抵触犹如放电现象一样，猛烈而又时断时续。岛屿的历史像某些放大了的图片，最能清楚地说明整个地中海的生活。人们据此可以较清楚地了解，地中海的每个地区在人种、宗教、风俗和文明极为混杂的情况下，何以都能保持其无法改变的特性和浓郁的地方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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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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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活不仅直接带动七零八碎的岛屿和细长的沿海地带，而且在大陆深处激起反响。面对大海的地区，特别是半岛的大片陆地，不难同海洋生活融为一体。由于海域和陆地交叉穿插，半岛周围形成极长的海岸线。每个半岛都是一块独立的大陆。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和北非无不如此。后者似乎难以脱离非洲大陆的牵掣，但辽阔的撒哈拉却把它同大陆整体分隔。泰奥巴尔德·菲舍尔认为，“伊比利亚自成一个小天地”。这个说法适用于其他半岛，它们彼此相似，由同样的材料构成：高山、高原、平原、蜿蜒曲折的海岸和成群的岛屿。因此，它们的自然风光和生活方式也具有某些共同点。提到地中海、地中海的气候和地中海的天空，一些光彩夺目的画面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画面都和大片的陆地相关。这些陆地或多或少，但毫无例外，都和大海牵连。西方的旅行家正是通过这些地方，特别是通过意大利和西班牙，和地中海经常接触。在今天，如果我们仍然先入为主地只看到这些得天独厚的世界，似乎整个地中海就只是这些地方，这无疑是错误的。认为地中海以半岛为主，这并不错。认为半岛是地中海的全部，那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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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和半岛总是由一些彼此很不相同的中间地带相衔接。在利翁海湾，是下朗格多克和下罗讷河河谷，地势像荷兰一样低洼；在亚得里亚海，是下埃米利亚和威尼斯地区；往东，在黑海北部，是从多瑙河三角洲到高加索终端的开阔的、裸露的地区；最后，再往南，有一条漫长的、难以靠近的海岸，从南叙利亚延伸到突尼斯的加贝斯和杰尔巴。这条狭长贫瘠的海岸线是另一个世界面对地中海的一个密封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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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半岛仍然是地中海地区人力资源最丰富、潜力最大的部分。它们是领导历史潮流的决定性因素，它们先积蓄力量，然后毫不吝惜地轮流使用这些力量。米什莱形象地把法兰西比作历史人物，这些半岛几乎也就是人物，是一些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自身使命的人物。半岛的统一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们并没有瓦卢瓦王朝统治下的法国的那种整体性和自信心，更没有法国在危机时期的那种政治激情和民族激情。举例来说，1540年，当主张和哈布斯堡家族合作的蒙莫朗西被赶下台时，情况就是如此225 ；1570年到1572年间，在被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所打断、但并未完全解决的那次长时期的危机中，情况也是如此。在16世纪末导致亨利四世取得惊人成就的另一次危机中，情况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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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半岛的统一性带有天然的特征，也许不像法国的人为的统一性那样需要由人的激情所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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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仍然有明显的西班牙民族主义。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驱使下，人们在1559年把菲利普二世身边的非西班牙籍谋士统统从主要职位上赶走。正是这种民族主义使人们对当时的法国人怀有以下的成见：法国人永远不可相信；法国人好争吵，爱吹毛求疵，一遇挫折就泄气，而在失败或让步后，又竭力要卷土重来。但是，这种西班牙民族主义远非清一色的，或者广泛地表现出来的。只是随着国势的不断强盛，西班牙民族主义才逐渐显露出来，并且和帝国的迷梦联系在一起。以这种混合形式表现出来的西班牙民族主义，不是在查理五世或者菲利普二世这些创业者的时代，而是迟至17世纪，当帝国日趋衰落，即在“环球”国王菲利普四世和他的谋士奥利瓦雷斯大公的时代，在贝拉斯克斯、洛普·德·韦加和卡尔德隆的时代，才充分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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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整体性不如西班牙。但是，那里也显露出无可否认的民族主义，至少显露出一种对意大利精神的自豪感。每个意大利人都相信自己属于最文明的世界，有着最光辉的过去。至于当代，难道它是那么可悲吗？班德洛在他的一篇小说的开头写道：“人们整天唠叨说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发现了新大陆，但首先是我们意大利人为他们开辟了道路。”226 历史学家迪·托科指出，在卡托—康布雷锡条约签订和西班牙人因而取得彻底胜利后，意大利半岛丧失了自由，使意大利（尚未形成统一国家）爱国者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怒227 。怎能忘记这样多的统一的梦想，怎能忘记马基雅弗里的呐喊、呼号，怎能忘记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岁月写下一部意大利历史的圭恰迪尼？228 这些迹象尽管东鳞西爪，却肯定都是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和统一性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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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纳语的普及是另一个迹象，而且是更加重要的迹象（政治不是整体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卡斯蒂利亚语16世纪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推广也同样说明问题。从查理五世时代起，卡斯蒂利亚语变成了阿拉贡作家使用的文学语言。与菲利普二世同时代的一个阿拉贡贵族，就用卡斯蒂利亚语写他的家庭日记账229 。在卡莫恩斯这一伟大时代，卡斯蒂利亚语甚至进入里斯本的文学界，同时又被整个西班牙上层阶级所采用。卡斯蒂利亚的文学题材、宗教题材和崇拜偶像也都跟着被采用。说来奇怪，马德里的农民圣徒——圣伊西多尔——竟取代了加泰罗尼亚农民历来虔信的圣徒——很多教友会的主保、圣徒圣阿布栋和圣塞讷。古老的教堂里虽然供着这两位圣徒的塑像，但在17世纪，加泰罗尼亚农民抛弃了他们，转而崇拜圣伊西多尔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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