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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和空旷，就是匮乏和贫困。一位阿拉伯诗人说过，“我能把饥饿紧关在肠胃的角落里，就像灵巧的纺纱女能把纱线牢牢地捻在手指上一样。”这位诗人是穆罕默德的同伴，名叫阿布·霍雷拉。他在谈到这位伊斯兰先知时说：“他离开了人间，连大麦面包也没有一次吃饱……”12 甚至在富饶地区的中心巴格达，多少穷人像《一千零一夜》里的苦人儿那样，梦想吃到一块用黄油烤的精白面饼！即使黑面包或者马格里布穷人吃的“马阿希”——一种粗糙的古斯古斯——也不是所有地方的人都能吃到。人们经常不得不满足于吃用草草压碎的麦粒做的饼子。这是一种原始的“克色拉”，通常用大麦做成，很少用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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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困之乡没有水。水源、河流、植物、树木全都缺乏。一片稀疏的植被在那里就叫“牧场”。木材极其稀少，所以干旱地区的房屋都用黏土垒墙。从印度到热带非洲，无数城市只不过是些“干打垒”。至于石头建筑，即使有的话，也是特殊的杰作了。只用石头迭砌，不用木架支撑。没有木材，因此在伊斯兰的土地上，雪松木箱子十分昂贵！让我们对比一下，想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漂亮家具、大立柜以及根据托莱多的技艺，镶金嵌铁的写字台。木材短缺在这里 不但像在地中海那样，使制造帆桨战船和普通船舶成了问题，而且使每天烧饭成了问题。宿营地使用的炉灶很简陋，只用两块石头搁在一起，中间便可烧火。什么东西都放进炉灶去烧：小树枝、树根、干草、麦秆、细茎针茅、椰枣树的树皮、“晒干的骆驼粪、马粪或牛粪”等。13 甚至得天独厚的城市也免不了这种经常缺乏燃料的苦境。在开罗，人们用晒干的牛、马粪，或用甘蔗的“秸叶”，或者一般船舶或帆桨战船从小亚细亚运到亚历山大港的稀少而昂贵的木柴作燃料。而这一切又都是不可靠的。1512年11月，14 由于燃料供应紧张，甚至官员家里的厨房也停止生火。在开罗四周，人们到哪里去寻找燃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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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生存条件恶劣的地方，往往是真正的“无人区”，但植物、动物和人还是坚持了下来，仿佛大自然不仅厌恶物理真空，而且还厌恶生物真空。一个地理学家就是这么说的。15 在气候突变和灾难降临的第四纪时期，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经常受到意外的袭击和磨难，不得不苟且偷生和适应环境。残存下来的居民，除图阿雷格人以外，还有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但是，不管怎样，除了面积通常不大的绿洲之外，人们只能一小群、一小群地活下来。要是没有畜群，维持生存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几千年来，这些沙漠是驴、马、骆驼和单峰驼的天下。单峰驼在撒哈拉扮演首要角色。根据习惯说话，“人在那里依靠骆驼维持生存”。沙漠的伟大历史也是从骆驼开始的。然而，一位行家说16 ：“骆驼在使人能从事游牧活动、逐水草而居的同时，还给予人类在日益广阔、日益多样的地域内进行开发、利用植物的能力。”他还补充说：“骆驼是促成沙漠化的媒介。”这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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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骆驼主单靠驼群的奶、奶油或奶酪是难以为生的。他们几乎不吃驼肉。他们知道应付饥荒的各种“替代食品”。阿伊尔的图阿雷格人17 用20多种野生植物充饥，特别是“德兰”、“莫罗克巴”、野生“福尼奥”、“克朗-克朗”、“塔维特”的籽和“贝迪”的根和嫩茎。18 他们的邻居——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图布人“用迪姆果做饼”。19 除了这些野生植物外，还有猎物。在16世纪，还有野羊、野驴、野牛、野骆驼、羚羊和岩羊。在伊朗的法尔斯，人们争着捕捉大鸨和山鹑。20 17世纪的一个旅行家指出：21 “从巴比伦到阿勒颇，除了沙丘、马槟榔和骆驼吃的柽柳之外，没有其他东西。我见到的动物只有野驴、野马、羚羊和鹿。它们有时成群结队而来，数量之多，竟妨碍我们的商队继续赶路。”在叙利亚的沙漠中心，深受欢迎的猎物是一种老鼠，它的肉味美可口。22 人们能想象出这种生活是多么艰苦。在诗歌和幻想的帮助之下，人们会承认，这种生活又有多大的诱惑力。一位伊拉克的现代作家说：“谁要是尝过贝都因人的饭菜，就永远舍不得离开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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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生活与牧场连在一起，牧民总是逐水草而居。在干旱季节里，任何畜群都不能到离水井5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穿越“塔内兹鲁夫特”的干旱地区是一种壮举。这要求骆驼带上牧草和备用水。显而易见，人们为了占有贫瘠的牧场，会发生冲突。这些土地表面上似乎分文不值，却与相当牢固的传统权利相联系，而权利又必须加以保护。由此产生了争执和抢劫。掳掠定居的牧民更加有利。公元16世纪 ，面对这些抢劫，这些昆虫的叮咬，叙利亚和埃及简直招架不了。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派往素丹的人文主义者安吉拉的皮埃尔（“殉教者”）于1502年到达埃及。他很快看出，这个始终处于流动状态的、人数众多的游牧民族，发果不是内部四分五裂，会立即占有尼罗河沿岸地区。24 对他们进行征伐，即使取得胜利，也往往空手而归，或者仅有少量的掳获，即一些贝都因妇女和儿童！25 每天，至少每当他们愿意，游牧民一直来到阿勒颇、26 亚历山大27 或开罗的门口。1518年11月，一些士兵被派往阿卡巴驻守，以保护朝圣者的行李“不受越来越多的贝都因强盗的抢劫”。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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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地调查，沙漠地区的所有这些游牧部落的内部结构似乎十分简单，其实却具有复杂的组织、等级、习俗和令人惊叹的司法机构。但是，从外部看，他们像是随风飞扬的尘埃。相比之下，地中海的社会，特别是地中海山区的社会，虽然在我们看来有着很大的流动性，却突然变得沉稳和凝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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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跋涉的游牧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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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漠地区，有两种类型的游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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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山区的游牧部落，他们迁移的范围小。冬天下山，在沙漠过冬。今天奥兰南部的西迪谢赫部落、阿热尔和霍加尔的图阿雷格人以及远达西属撒哈拉“泽穆尔悬崖”的勒格依巴特人，都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类是离开撒哈拉去沙漠边缘的草原度夏的游牧部落。他们行程很远。鲁瓦拉人就是这样，他们从叙利亚沙漠走向地中海。贝尼拉尔巴人也是如此，他们随着季节变化，在艾格瓦特和提亚雷特高原之间长达800公里的地区来回移动。每年5、6月份，他们到达提亚雷特高原。摩尔人也是这样，但是他们在旱季离开地中海，前往塞内加尔河流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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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要探讨的只是那些随季节变化定期来到地中海的行程很远的游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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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冬季来临，地中海受到大西洋低气压的侵袭，雨水较多。在朝南和朝东的方向，降雨区超过地中海的严格界线。在麦加地区，冬季常有来自地中海方向的阵雨，有时下得很猛。布雷蒙将军写道：“在吉达街头，我见到积水深达一米。”显然，降雨远不是定期的。这些阵雨（在更远的地方，两年下一次或四年下一次）创造出人们赖以生息繁衍的草原，辽阔无际的、稀稀拉拉的、瞬息即逝的牧场。即使在大片的沟壑地带，草丛之间也相距20多米。草的生长从冬天开始，春天由南往北逐渐干枯。随着畜群的到来，草地逐渐后退，从而把畜群引向地中海沿岸。畜群到达那里时，收割季节已经结束。但是，茎秆和干草仍然是牲畜的饲料。夏季一结束，畜群返回南方就食，那里的新草即将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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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来去往返并非毫无困难。如果路途遥远，就要趁秋雨初来，或者春雨快结束之际上路，因为地中海的雨季开始于冬季之前，结束于冬季之后。可是延迟耽搁的事经常发生，而且放牧途中难免会经过寸草不生的死亡区。赶上干旱的年头（1945年就是干旱年，造成人畜大量死亡），南方的牧场提早干枯。成千上万只羊沿途死去，骆驼的肉峰危险地消瘦，牧民们便改变他们习惯的路线，返回北方去寻找救生的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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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前来地中海沿岸放牧的羊群远比今天多得多。当地居民修筑的路障——我们今天看到正在加固——那时还很不坚固。游牧部落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长驱直入，不受阻拦。勒芒斯的伯龙一年夏天曾在阿达纳附近看见他们。30 在整个马格里布，游牧民的条条大路横贯南北，尤其在一马平川的突尼斯草原以及西面干燥和开阔的奥兰高原。每年将近7月底，长期驻守奥兰的迭戈·苏亚雷斯都能见到阿卜达拉部落涌往奥兰附近。上年秋天，他们在海边的一些土地上撒下种子，因此他们力图确保自己的收成。以防附近部落居心不良。迭戈·苏亚雷斯也看见阿拉伯人牵着骆驼载运西班牙的火枪兵。他平静地观察他们，并且走近去看看他们怎样做饭，怎样把炸过的肉放在油脂中保存，怎样吃古斯古斯，怎样喝他们称为“勒邦”的酸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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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尼斯，存在着同样的交替更迭。奥地利的胡安之所以在1573年10月一弹不发就占领突尼斯城，是因为游牧民已经放弃突尼斯北部海岸。相反，土耳其人能在1574年8月占领突尼斯城和拉古莱特堡，却是由于游牧民站在他们一边，并协助他们修筑工事和运输物品。这是几世纪来历史的重演。早在1270年，在突尼斯军队里服役的游牧民，在秋末冬初（圣路易刚刚去世），曾经威胁“要按照他们的习惯，离开军队回到南方的牧场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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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的推进和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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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游牧民从草原推向大海，然后又从大海推回沙漠的大规模运动，难道不正是地中海历史的一种巨大的制约条件或节奏吗？假如起伏盛衰的交替发生像海潮的涨落那样准确，那么一切都很顺利。可是，除了断断续续的旱灾之外，还有成千上万个原因导致整个机制失常，促使游牧民不满足原来的生活范围。于是，游牧民和定居居民之间发生冲突的机会就成千上万地产生。从根本上讲，牧场对游牧民的生活不可或缺。但他们有时也可能需要耕地，甚至要有一些都市充当他们的供应点和政权建设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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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子：在16世纪50年代前后，在荒芜的突尼斯南部，夏比亚人建立的小国曾有过一段相当混乱的历史。33 夏比亚人最初是个普通的游牧部落。他们向北推进到凯鲁万附近，来到几乎已经是盛产油橄榄、大麦和小麦的真正地中海地区。他们成功的原因，我们很难弄清楚，但可以补充这一点：凯鲁万是座圣城，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公元13世纪以来，哈夫西德人控制着突尼斯城和整个突尼斯王国，但由于北非的经济衰退和外族入侵——先是基督教徒，然后是土耳其人——国势颓败。夏比亚人利用哈夫西德人的混乱和衰落，在凯鲁万定居下来。夏比亚人以凯鲁万城为据点，曾试图夺取东面萨赫勒地区的大城镇，并且控制当地的纳税人，但没成功。土耳其人和兹拉库特在1551年攻入凯鲁万城，夏比亚人土崩瓦解。于是，夏比亚国被连根拔除，很快就灭亡了。有些原始资料说，夏比亚王朝在西边消亡了，但对这一点没有更多确切的说明。这个王朝留下的只是一道神圣的痕迹。它从虚无中产生，最后又返回虚无中去，夏比亚人的定居生活只是昙花一现。全部情况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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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会重复千百次。16世纪，在的黎波里周围，其他游牧民国家也在相同的情况下出现了，但它们也只是昙花一现。摩拉维特派、梅利尼德人和费拉利亚人的卓著武功，有力地改变了摩洛哥地区的面貌。但是，这些冒险难道实际上是属于另一种性质吗？摩拉维特派在几年的时间内从塞内加尔河沿岸推进到西班牙的中心地带，直逼熙德的巴伦西亚城下。这是游牧民获得的伟大成功的最引人注目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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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引起巨大轰动的事件、这些暴力行为以外，无声的入侵也在进行。中世纪末期的安纳托利亚的情况就是如此。34 当马可·波罗穿越安纳托利亚时，农民起来反对希腊地主居住的城市。随着起义农民信奉伊斯兰教，欢迎土耳其的游牧民加入他们的行列，随着城市最后也倒向伊斯兰教一边，这就完成了我们上面说过的巨大转变。安纳托利亚逐渐成为人丁兴旺、安居乐业的地区，游牧民从此扎下了根。35 由于不适应绿洲的半热带农业，他们往往投靠地中海的定居农民，依从他们的简单的、往往是粗放的耕作方法。这方面摩洛哥提供了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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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世纪里，发生过多次从草原到地中海的迁移。今天，定居生活已经取得极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对来自草原的推进的阻挡也大大加强了。尽管如此，撒哈拉人在伊斯兰神秘主义教士马埃尔-阿伊宁的儿子、号称“蓝色素丹”的埃尔-依巴的带领下，于1912年列队远征，重整摩拉维特派的雄风。他们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占马拉喀什，但不久又被法军赶回沙漠。36 1920年和1921年，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南部明智地把快要饿死的、已经损失三分之二牲口的很大的拉尔巴部落收容起来。人们能够想象，这些饥民如果自找生路，将会干出什么事来。同样，在1927年的内志省，用T.E.劳伦斯的话来说，在阿拉伯游牧民的汇集地，沙漠中日益增长的和无所事事的力量随时有爆炸的危险。阿尔弗雷德·赫特纳写道37 ：“如果没有英国警察的管制，阿拉伯入侵会再次发生。”况且，这样入侵很可能和过去一样，从叙利亚开始就因新人的加入而扩大规模。由于黎巴嫩雨水充沛，叙利亚边境至今仍然是游牧活动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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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戏剧性的例子。从1940年到1945年，在缺乏正常运输手段的北非，又重新出现了比战前规模更大、往北走得更远的驮畜运输业。卡车因汽油缺乏而被抛弃，于是又开始像从前那样，用挂在骆驼驮鞍两侧的大口袋来运输谷物。这是沙漠妇女用山羊毛或骆驼毛编织的口袋。游牧活动的推进无疑促使传染病再次在北非广泛蔓延，其中首先是斑疹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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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都因人和定居居民的关系不仅仅是无休止的冲突。贝都因人常常接受召唤，开始他们觊觎已久的定居生活。地中海世界自古至今的农业耕作方法使地力耗损过速，农业造成的地力消耗比人们责怪游牧民的羊群对土地的破坏要严重得多。游牧民定居下来，在土地上饲养牲畜，正好符合大规模休耕的要求。一个地理学家写道38 ：“游牧民和定居居民是不可调和的对手，这是肯定无疑的。但同时，他们又互为补充，甚至互为依赖。离开特勒河去南方开荒的农民坚持在同一些土地上耕作——在干旱的地方，这不言而喻是荒谬的——但他们为牧民开辟了通道。但是，当牧民王国一旦建立之后，安全就有了保障，运输也正常和方便了。这时游牧民就像他们今天在突尼斯草原上那样，逐渐转入定居生活。”可以肯定，农业的改进以及轮种、作物移植这些现代技术的应用，必然会消灭游牧生活。几十年来，移民在提亚雷特高原开荒种地，种植小麦，把那里原有的大批单峰驼饲养者几乎统统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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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地中海地区同附近沙漠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犁和畜群之间的对立。这是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艺术的对抗。俄国的历史学家认为，来自草原的任何推进都以社会结构的变化为序幕，即从原始阶段过渡到“封建化”的形式。39 大家还知道宗教神秘主义的某几次高涨在伊斯兰教的远征行动中所起的作用。人口增加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此。游牧民利用了定居居民的一切失误和弱点，其中有农业方面的，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没有这些根基稳固的文明的有意或无意的合作，这些戏剧性的起伏变化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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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尔-费利克斯·戈蒂埃认为，16世纪时北非的游牧民比平时更遍布各地。40 当时北非处于一系列危机之中。其中包括因撒哈拉贸易不畅而出现的经济危机，以及因葡萄牙、西班牙和土耳其的对外征服带来的战争危机。这些征服后来在马格里布中部和东部重建了秩序，但是争端依然存在，因为长期的动乱造成了严重的和革命的局势。逃到图瓦特绿洲避难的安达卢西亚流亡者，帮助沙漠上的宗教城市宣传圣战并且付诸行动。从15世纪到18世纪，伊斯兰教的穆拉比德中心明显地撤向南方，这无论如何也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41 人们由此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实：摩洛哥的秩序竟靠来自苏斯地区的阿拉伯贵族来重建，说到底要靠沙漠来重建。16世纪末，在阿尔及尔、突尼斯、的黎波里的摄政统治时期出现的动乱，同西班牙文献中所说的阿拉伯人的骚乱有关。这里所说的阿拉伯人应该理解为阿拉伯游牧民。他们往往与城里的阿拉伯居民联合起来反对土耳其入侵者。这一切说明当时骚乱的范围有多大。在16世纪最后10年里，在整个地中海南岸，从直布罗陀海峡沿岸到埃及，骚乱经常发生。游牧活动在北非似乎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既然游牧活动同其他活动一起发展，北非难道没有卷入这个世纪的高涨吗？游牧民毕竟敌不过土耳其的火枪、火炮，以及摩洛哥贵族的大炮。他们能够在这里或者那里取得一些地方性的胜利，依靠突然袭击得手，争取广大地区参加反叛的行列。然而，最后胜利并不属于游牧民，因为从军事上看，游戏的规则已经改变。在这之前，游牧民一直所向披靡，是杰出的无可匹敌的骑兵，现在却被火药弄得一筹莫展。无论对伏尔加河流域的喀山牧民，中国北部的蒙古人，还是对非洲和中近东的部落来说，情况都是如此。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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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黄金和香料的沙漠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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