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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耕地的产量又如何呢？除了那些具有特殊条件（例如灌溉条件）的土地外，产量实在太低了。气候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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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的收成比其他地方更易受到一些变化无常的因素的支配。在收割前夕，赶上刮南风的天气，小麦就会在完全成熟和灌浆饱满之前枯萎；如果小麦已经成熟，籽粒就会脱落。在西班牙，为了避免这种不幸，农民常常在夜间凉爽的时候收割，因为在白天，干透了的麦粒容易掉到地上。65 每当洪水在冬季淹没低洼的田地，播下的种子就被毁于一旦。如果春季的晴天来得过早，提前成熟的庄稼就会出现霜冻，有时甚至达到无法挽救的程度。对于收成，人们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把握。1574年1月底，由于年前雨水充足，播种面积比往年更多，干地亚一带丰收在望。但是，据我们看到的文献资料，在这些“使麦粒受热发霉的恶雾笼罩”的地区，这些美好的希望随时都会化为泡影。66 “在希腊沿海诸岛，狂暴的南风使人胆战心惊，经常毁坏科孚的已经成熟的庄稼。”67 这种袭击至今在种植谷物的北非还令人恐惧。对于这种在三天内就能把一年的劳动成果完全摧毁的西罗科风，人们毫无办法。在威胁地中海地区田地的灾害中，我们还应把过去比现在更为凶恶的蝗灾添加进去。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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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躲过各种灾害威胁而喜获丰收的事十分少见，农业产量因而很低。而且，由于播种面积不大，地中海地区始终处于饥饿的边缘。只要气温发生几次突变或雨水较少，就足以使人们的生活陷于危险的境地。于是，一切事物，甚至连政局都随收成而变化。如果在匈牙利边境的大麦丰收无望（人们知道，对于地中海地区来说，大麦等于北方的燕麦），那么，土耳其大君肯定就不会在那里挑起战争，因为他没有饲料来喂养土耳其骑兵的马匹。如果地中海的三四个产粮区同时小麦歉收——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那么，尽管在冬春两季已经制定了具体作战计划，大规模的战争绝不会在收获季节进行（收获季节也是海面风平浪静、适于大规模海战的季节）。农民抢劫和海盗劫掠的暴行立即倍增。在这种情况下，在重要的政治信件中经常提到的日常生活细节，几乎都与收获庄稼有关，人们难道还会感到奇怪吗？这些生活细节不外乎是：天下了雨，天没有下雨，小麦生长不良，西西里预计收成令人满意，突尼斯的收成不佳，土耳其大君肯定不让小麦出口，今年是否会出现饥荒，或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将发生“百物昂贵”，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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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总管弗朗西斯科·奥索里奥在1588年写给菲利普二世的信中向远居北方的国王详细讲述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天气。这个巴利亚多利德的市民是多么关心天空的颜色、收成的好坏和面包价格的高低啊！他在1588年3月13日写道：“两天来，这里天气晴朗，阳光明媚，风刮得很大。1月中旬以来没有下雨，面包价格稍有上涨。为了稳定市价，已经颁布了‘国事诏书’。‘诏书’颁布那天，天空乌云密布，可望在4月份降雨。与托莱多王国一样，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都已经下雨，真是风调雨顺。那里的面包价格已经大大下跌。”69 1588年10月30日他写道：“小麦获得丰收，整个王国有相当数量的葡萄酒，各地种子出苗状况良好。26日那天，这里下了整个一上午鹅毛大雪。接着，又下了一场大雨，这对于已经播下去的种子十分有利。根据这里的天气，我可以肯定，布鲁塞尔将不会太热。现在，面包价格在整个王国都已下降。”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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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被详细告知播种以来的天气变化以及随着雨量多少而起伏波动的面包价格。这些细节在信件中都有记载，而经济史的其他细节却一点也找不到。以上情形表明，16世纪地中海的食品供应并不是普通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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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饥荒——路有饿殍的真正饥荒——确实存在。威尼斯人纳瓦杰罗叙述说，在1521年，“安达卢西亚发生过这样的饥荒：无数牲畜倒毙，整个地区陷于荒废，许多人被饿死。在那大旱之年，小麦颗粒不收，田野里甚至找不到一棵小草。正是那一年，安达卢西亚的纯种马大部分死去，至今（1525年）尚未恢复。”71 这固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年复一年，不断出现饥馑，历届政府都为筹集小麦四处奔波，安排居民的粮食供给，力图预防有人饿死，却并未总是能达到目的。16世纪下半叶，从1586年至1591年，一场极其严重的危机袭击了整个地中海。这场危机使地中海向北欧的船舶敞开了大门。即使在正常年景，维持生计也并不始终是容易的事，当然更谈不上富裕。请读者想一想，那些16世纪末拥有大量耕地、大量葡萄园和大量桑树的托斯卡纳人，每年收成也只够吃四个月。72 或者请读者们掂量一下古斯曼故事里的这句话：“今年由于干旱，田地歉收，即使在丰收年景日子也很难过的塞维利亚，更是痛苦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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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的历史中，生活困苦和朝不保夕等不利因素起着核心的作用。这可能就是地中海人明智、节俭、聪敏能干的原因，也可能是他们具有扩张本能的原因，虽然这种扩张有时并不只是为了求得天天要吃的面包。地中海为了弥补自身的缺陷，不得不积极行动，走出家门，借助远方的国家，同它们实行经济联合。而这样做，又大大地丰富了自身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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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170650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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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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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的气候，冬夏两季截然分明，使地中海生活每年单调地重复两个不同的阶段；地中海人在过完了冬天以后，接着就进入夏天，并且照此循环下去。无数历史记载可以不考虑具体的年份，对天气的晴雨冷热进行概括：重要的是月份，相同的月份差不多总是同样的气候。“每年的节气”像门户一样定期开关。在卡比利亚，所谓“节气”指的是二至点（夏至和冬至）和二分点（春分和秋分）。“每当新的季节开始，对人来说，有面包吃或是挨饿，全由命运决定。”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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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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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开始得早，结束得晚。人们担惊受怕，始终不敢相信冬季已经结束。为稳妥起见，人们按照历本的规定，在冬季到来之前就作好准备。威尼斯元老院的一份文件记载道：9月9日，夏季终于结束；接着，9月20日，冬季逐渐临近；9月23日，冬天已经到来…… 74 问题究竟何在？这是要使自己不致措手不及，是要及时去解下大战船、大帆船和小战舰的帆樯索具，是要遣散编余的士兵……就个人来说，是要注意冷热保养，以免不慎因节令变更而损害健康。冬季来临，面对接二连三的灾难困苦，人的活动要有所节制，有所放松。无论对人对物，这都是个严酷的季节：淫雨连绵，洪水威胁城乡，雨雪成灾 ，海上风暴，以及对所有人，尤其是对穷人，毫不留情的严寒，种种的不便和极端的困苦。 75 收容所人满为患。甚至到了繁花再放、风信子绿遍蒙彼利埃原野的时候，不虞之灾还可能随时发生。 76 1594年4月15日，即复活节后的第五天，博洛尼亚正值“初春时节，百花盛开，却又落了一场大雪。但愿上帝保佑我们！” 77 1633年5月23日，在佛罗伦萨，21日刚下过雨，一股寒流袭来，冷得像正月的寒冬天气，以致室内必须生火，山峦也披上了银装……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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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业消闲的冬季，农田活动首当其冲，几乎完全停顿。79 阿里斯托芬说，当宙斯忙于湿润土地的生活时，农民不得不就地休息。80 赶上天气放晴，农民开始播种大麦，如果在10月初没有种上大麦，便在12月播种小麦，在初春播种玉米。玉米在16世纪刚从美洲传来。不过，这毕竟是些轻活，不像在夏季那样要付出巨大劳动，也不必邻居帮忙，而是如葡萄牙人所说，各家的活各家干。即使还得播种蔬菜和翻地，冬季总有一些空闲和节庆。在基督教国家，12月份杀猪就是一个节日。薄伽丘在他的小说中有此记述。81 卡比利亚山区的1月正值冬至，团圆节的到来标志着太阳活动周期的分界，丰盛的晚餐一直吃到深夜，把积存的许多珍贵食品吃得一干二净。但是，必须这么大吃大喝一番，才能求得来年的风调雨顺。82 由于大雪封山，牧羊人和羊群纷纷离开高山，前往平原。仍然留在山区的居民在秋季交易会上出售他们无力喂养的幼畜。直到今天，在比利牛斯山脉的边缘地区83 ，情况依然如此。1581年蒙田途经卢卡温泉浴场时，当地的小牛犊和羔羊售价低廉，原因可能正在于此。84 牧羊人离开山地，游客往往也一走了事，在白雪覆盖的高山旅行，有丢掉生命和财物的危险。法国大使1578年2月12日从君士坦丁堡写道：“陛下，接连下了50天大雪，把我困在了这里。上周我准备动身，但大雪使我不能成行。”85 法国驻阿勒颇的领事、“土耳其人”热杜安叙述了他冬季在巴尔干山区旅行途中的曲折经历：几乎冻死，差点儿被熊和狼吃掉。86 非洲人莱昂说，在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从10月开始运椰枣的商人往往遭受特大暴风雪的袭击，无人能够幸免于难。山下的树木也被白雪所掩埋。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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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在平原地区，交通常常十分困难。由于阴雨连绵，江河泛滥，桥梁被冲断，班德洛在一篇小说的开头就说，“以致在波河拥有田产的曼图亚人不能利用他们领地上的粮食和财富”。88 一位威尼斯人写道，1595年10月，河水猛涨，“全副武装的弗拉拉人准备在我们这边的堤岸上打开一个缺口”。89 另外一次是台伯河泛滥。那是1598年，洪水把在1575年修复的“阿埃米留斯”大桥卷走了一半。90 1594年，阿尔诺河泛滥成灾。就在那一年，托斯卡纳河河水封冻，果树再次被全部冻坏。91 在某些极其寒冷的冬天，威尼斯的运河结了冰。92 16世纪的冬季，在最好的情况下，出门旅行难免备受道路泥泞之苦。由于雨雪不断，路面坑坑洼洼，行走十分困难，1581年2月的西班牙93 或1592年12月的巴尔干94 就是如此。就在前不久，巴尔干还因为道路“泥泞不堪，使旅行者衣服的颜色难以辨认”。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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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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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的气候也变得十分恶劣，以致航行停顿。在古罗马时代，从10月开始到来年4月，船舶奉命歇冬。航海者全都这样谨慎从事。96 从使徒保罗的海上游记中，我们了解到：克里特岛的良港不宜过冬；97 他乘坐的希腊船曾在马耳他抛锚过冬。98 几百年过后，中世纪城市的航海法典都对此作出类似的规定；据1160年比萨的通法（Constitutum Usus）记载，99 从圣安德烈节注22 到次年3月不得航行。这些规定还见诸1284年的威尼斯海运条例100 和1387年的安科纳海运条例。101 在几个世纪内，根据经验采取的防范措施和禁止事项始终以法律形式被确定下来。直到18世纪末，黎凡特地区的船只还只是在圣乔治节（5月5日）和圣迪米特里节（10月26日）之间这段时间里航行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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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1450年开始，克服冬季障碍的航海活动日趋频繁。但这仅仅是局部的胜利，始终要冒巨大的风险。耸人听闻的海难事件，每年都会使人想到冬天的威力，以致威尼斯于1569年重新发布了禁令，但其规定已经比原来宽松，只是禁止在11月15日和1月20日之间这段严冬时期在海上航行。103 在这方面完全退回去显然已经不可能了。新法令很难得到贯彻，因而市政会议不得不于1598年加以重申。104 然而，这项措施毕竟是个征兆，它表明直到那时，冬季航行每年还要付出代价。1521年12月1日，由于刮“希腊风”，许多船只在亚得里亚海沉没。一艘满载粮食的船，甚至就沉没于拉古萨港内；105 1538年11月11日，38艘巴巴罗萨海盗船一下子被狂怒的地中海抛到岸上，摔得粉碎，幸存的人员又被阿尔巴尼亚人杀死，财物被抢劫一空；106 1544年11月9日，7艘拉古萨大帆船成了暴风雨的牺牲品；107 1545年1月，一股希腊北风使50多艘大船在亚得里亚海沉没，其中3艘威尼斯大帆船带有十几万杜卡托前往叙利亚；108 1570年12月29日，在亚得里亚海上发生的“最大的一起海难”中，2艘满载谷物的船就在拉古萨港内沉没。109 其他类似事件还相当多，例如1562年10月，西班牙的一支帆桨船队在埃拉杜拉湾全部沉没；1575年10月，近100艘大船和12艘帆桨战船在君士坦丁堡附近被狂风巨浪冲上海滩。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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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冬天出海的人都要豁出性命，时刻警惕，迎接狂风暴雨的夜晚，准备在船上点燃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所说的风暴信号灯。111 由于在风暴季节，航行时间比夏季更长，变故更多，船只出航很少。即使在19世纪初，每到10月前后，威尼斯或敖德萨出海船只便逐渐减少，112 更何况在1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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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天气晴朗，航程又短，小船也可以冒险进行几小时航行。能与冬天抗衡的大帆船可不顾天气恶劣，照常出海航行，而且越在这个季节，航行获利越大。但总的来说，航行的速度明显缓慢。至于帆桨战船，则完全停航，藏在海港深处，受陆地船坞的保护。在此期间，充当划桨手的奴隶多半闲着无事。研究冬季对宗教和社会生活（实则是爱斯基摩人的生活）的影响的马塞尔·莫斯，如果读到夏多布里昂在《历程》中所写的一段话，可能会感到好笑。夏多布里昂说，法国嘉布遣会修士“在纳夫普利翁（罗马人在摩里亚半岛的城市）长住，因为贝伊的帆桨战船去那里过冬……通常从11月开始到圣乔治节为止，帆桨战船在那天重新出海。船上装满需要教育和鼓励的基督教苦役犯。这正是现任雅典和摩里亚修道院院长的巴黎的巴纳贝神甫热心而又富有成效地从事的工作”。113 请注意，当时是1806年，帆桨战船在西方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但是，对那些继续存在于马耳他或者东方的这种船只来说，地理决定论，正如在苏里曼二世时代那样，还继续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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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原定前往西班牙的船，结果却到达泰拜尔盖（15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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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萨雷·朱乌斯蒂阿诺在热那亚登上热那亚共和国的一艘帆桨战船，作为热那亚共和国向菲利普二世派出的大使前往西班牙（因此，时间是在1596年沉重打击了热那亚商人的那次破产发生后不久）。当这艘船在位于马赛对面的一个小岛——波梅格岛——稍事休息并通过利翁湾时，在克雷乌斯海角附近突然遭到密斯脱拉风的袭击，船只未能向西班牙方向驶去，而是被狂风一直往南刮到位于吉杰利和科罗之间的小海湾，在那里停留了6天，总算安然无恙。由于不可能再取道北上，它只能前往热那亚的泰拜尔盖岛。这艘战船已不能再用。切萨雷·朱乌斯蒂阿诺乘一艘商船取道撒丁岛，然后前往西班牙。以上根据切萨雷·朱乌斯蒂阿诺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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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舰队、低舷长型船或海盗的帆桨船，在16世纪，也不得不实行冬休。阿埃多叙述说，在某年的12月（可能是1580年的），“所有的海盗都在阿尔及尔城外过冬，或者将船只解除武装，停在港内。”114 根据同一位阿埃多提供的见证，1579年12月，土耳其官员马米·阿尔诺曾在塞布泽河河口的波尼河115 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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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政府往往在秋末冬初使用本国舰队出海巡航，确信那时土耳其舰队业已退却。海盗船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如果衡量利弊，与其在夏天同土耳其舰队发生遭遇，不如在冬季出海冒险，受西班牙雇佣的水手，不断就这些冬季出航提出抗议。1561年8月，菲利普二世的海军将领梅尔菲亲王对此十分重视，他写道：“为陛下效劳的热情，使我不得不说，让帆桨战船在冬天航行，就是把它们置于毁灭的境地，特别是在没有港口、见不到尽头的西班牙海岸更是这样。即使船只能躲过危险，划船的奴隶却在劫难逃……因而这些船将不能（在下一个季节）再派用场。”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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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桨战船在冬季的确不能打仗。内行人必定反复向决策人讲明这个道理，决策人对此却充耳不闻。托莱多的唐·加里亚（也是菲利普二世的海军将领）1564年11月讲述了他没有应热那亚的要求派遣舰队进攻叛乱的科西嘉岛的原因。他在给西班牙驻热那亚大使菲格罗阿的信中写道：117 “所有的冬季海上远征，只不过是白白浪费钱财而已……这个道理已经确证无疑。如果仍要在这个季节采取什么行动，那只会浪费金钱，却得不到任何成果。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而且今后还会不断发生。”更何况，这有使春季行动搁浅的危险（那些刚出海参加了贝莱斯—德拉戈梅拉行动的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因而陷于劳而无功的境地，或者用他的原话来说，“本应抓住鸽子的脑袋，却去抓它的尾巴”。即使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武装巡逻，也要冒相当的风险。穿越皮翁比诺运河是“一次长得可怕、没有把握、极其危险的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