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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转向别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信件往来的频繁、快速程度都大不相同。菲利普二世的办公桌上堆满来自欧洲各个城市的信件。信件最后一页的背面50 照例都记着信件发出和到达的日期，这是同样珍贵的和更加难得的资料。成千上万个数据尚待作出耐心的统计。除了在科尔多瓦、里斯本、萨拉戈萨、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等地作过几次著名的旅行之外，菲利普二世于1559年从尼德兰回国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卡斯蒂利亚中心一步。关于通信人所在地点和信件传递的线路，虽然还有些不明确的地方，这些疑点是可以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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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些数据，我们仍以威尼斯为坐标中心，再作一次与皮埃尔·萨尔代拉类似的计量，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根据16世纪末西班牙驻威尼斯代表的书信提到的40个实例，走完马德里和威尼斯之间的路程（就算它相当于萨努多所测量的巴利亚多利德和威尼斯之间的路程），所需的最短的时间是20天（萨努多的记载却是12天），最长的时间为85天（有一次长达145天，我们把这个反常的数字抛开了）。这里的非加权算术平均数为40天（而萨尔代拉的加权平均数是29天）。走完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之间的这段路程，根据在相同年代里的16次观察，历时最短为29天，最长为72天，平均约41天半。51 这一次，我们的数字与萨尔代拉的数字（他的数字确实是建立在更广泛的调查基础上的）更为接近，但仍比他的数字要高些。我们能否得出结论说，威尼斯和西班牙16世纪末在地中海中心轴线进行的往来联系不再像16世纪初那样困难和危险？由于根据不足，这样说恐怕是有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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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根据我们的计算和萨尔代拉的计算，威尼斯大致位于马德里（或巴利亚多利德）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半路上。我们算出的平均数是40天或41天半，萨努多算出的平均数是29天到37天。两段路加在一起，走完全程所需的时间为80天或66天。无论如何， 这比从亚历山大到里窝那所需的时间加上从里窝那到卡塔赫纳所需的时间52天这个数字还高。亚历山大和卡塔赫纳之间的路程不等于君士坦丁堡—威尼斯—马德里之间的路程，这个情况不能使我们的推理简单化52 。因此，即使有政治家或商人的宝贵信件的帮助，我们也必须心悦诚服地承认，不可能把海洋测量得十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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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奇货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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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奇货可居，价值何止千金。弗拉拉公爵在威尼斯的代理人致函公爵说：“弗拉拉和威尼斯二城毗邻，任何一位信使送一封信要价不会少于1杜卡托。”53 16世纪初，威尼斯与纽伦堡54 之间送信的价格根据时间的长短而定，例如4天为58弗罗林，4天零6小时为50弗罗林；5天为48弗罗林，6天为25弗罗林（值得注意的是，萨尔代拉记载的创纪录的速度比这最后一个数字还要多2天）。很明显，这是在16世纪初为富商服务的超高速联络。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16世纪市场之间的差价，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悬殊。不管费用如何高昂，必要时日夜兼程，快速送信，算来还是值得的。后来，邮递事务日渐走上正轨。读了西蒙·鲁伊斯16世纪下半叶的信件后，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似乎当时已不像从前那样着重快速送信和传递消息。55 专人送信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上涨，只有大银行家或者政府才付得起这笔开销。1560年7月14日，56 菲利普二世派驻法国宫廷的大使昌托奈派遣了一个信使从沙特尔到托莱多，然后返回。这个信差总共跑了179个驿站，花费了358杜卡托（每站2杜卡托）。这笔巨款比帕多瓦或萨拉曼卡的大学教授的年薪还要高！驿站之间分别相隔10至12公里，如果信使以每天18古里注2757 的速度跑完全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赶路大大超过了通常的创纪录速度……富人可以用金钱购买不人道的英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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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根据信件的传递速度测算地域间联系的缓慢程度，这显然是荒谬的。信件传递即使十分缓慢，由于信息的珍贵，总还是比其他运输手段更加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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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已经是个理由，促使我们不再系统研究菲利普二世的官僚机构之间的信件往来，也不去调查商人西蒙·鲁伊斯的信件（大约有10万封）。58 这些工作的确不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新情况。事实上，信件的传递取决于定期的航班和不定期的信使。从统计学材料看，后者不如前者重要。研究信件的投递，迟早总要找出那些定期邮班。它们的正式期限我们早已知道。塔西家族经营的邮传业保证在4月初到10月底期间，把信件在24天内从罗马送达马德里；在11月到3月底之间，即冬季，则在26天内送到。以上数字不是商人和驻外大使的信件的平均传递时间59 （因为邮传业主的诺言极少履行），而只是正常速度的上限。根据这些速度，像巴伦宁·巴斯克斯·德普拉达那样，作几次抽象分析，60 我们就可以预先计算（或预测）真实速度的高低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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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投入计算的汪洋大海的第二个理由，而且是重要的理由是：仍旧以威尼斯为出发点，根据这个城市不断颁布与散发的公告——这些公告的许多手稿保存在国家档案馆和马尔奇阿拿，甚至在伦敦档案局——人们可以为17和18世纪绘制出与萨努多向我们提供的基本素材近似的图像。其中两张是弗兰克·斯普纳为1681—1701年和1733—1735年这两个时期制作的。这两张图标明威尼斯情报网覆盖的地区。61 大体说来，消息在这些地区传递的速度等于1497—1532年的速度，比17世纪快些，但比18世纪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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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29和30 消息传往威尼斯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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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星期勾画的等时曲线大致表示送达信件所需的时间，三张草图上的线路都以威尼斯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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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草图系皮埃尔·萨尔代拉据1550年（或更准确地说，1496至1553年）的研究成果绘制而成的（参看本章注49）。第二、三张草图系据伦敦档案局所收藏的威尼斯手抄小报绘制，材料是由弗兰克·斯普纳代我查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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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速度越大，虚点表示的网络就越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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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的轴线，三张草图之间的差异可能显得很大。原因在于：根据当时时局的紧急程度，信件的数量有多少的不同。总的来看，第三张图与第一张图是一致的，信件传递的速度缓慢，而第二张图表明，花费的时间有时要少得多。何况单凭图表还不能得出定论。速度按理应该在同一条等时曲线的范围内进行比较。但是这些范围在图上画得并不十分确切。如果把这个范围重叠起来，它们的面积看来大致相近，突出部分可由下陷部分相抵消。但要从面积算出每天的速度，这当然还不能不慎重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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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没有任何含糊不清之处。我们曾经想在这些记录里，寻找一个16世纪特有的、反映当时经济形势的空间尺度。甚至在分析完成之前，我们就已猜到这个空间的量纲几乎是不变的；我们又一次面对着长期的结构。人类可以放手向空间进攻，可以把帆桨战船上的划桨折断，可以让驿马跑得精疲力竭，也可以幻想在海洋上乘风飞翔。但事实上，空间却用自己的惰性同人类对抗，而且不顾人类取得的暂时成功，每天向人类进行报复。当然，一些新纪录常常引起我们的好奇心，正如引起当代人的好奇心一样。例如查理九世的死讯13天后就从巴黎传到克拉科夫（这是苏利本人62 告诉我们的）；“波兰国王”第二天就悄悄地离开了他的臣民。又例如，1544年1月弗朗索瓦一世的孙子诞生的消息仅两天就从枫丹白露飞到里昂（420公里）63 ；一个土耳其信使18天内从伊斯坦布尔到埃尔祖鲁，他一路上累垮好几匹坐骑。64 所有这些最高纪录都有其价值。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记录。把它们同正常的平均速度进行比较是有用的65 ……但是，这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16世纪以前和以后的平均速度相当接近（最高纪录也是如此）。在阿维尼翁诸教皇注28 在位时期，66 或者在15世纪上半世纪的威尼斯时代，67 商品、小船和人的旅行速度同路易十四时代并无快慢的差别。只是到了18世纪末期，才有了大的变化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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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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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经济学家写道：“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人们最终会看到，在古罗马时代，如果使用最好的交通工具，‘世界’经济的范围可以在40天或60天内走遍。这个范围从直布罗陀海峡东海角延伸到帕提亚王国的边境；从莱茵河河口延伸到非洲沙漠的边缘。然而，今天（1939年），如果仅仅使用正常的货运方式，如果略去那些经济上不重要和没有交通工具的地区，也需要花40天到6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走遍现代世界经济的整个范围。”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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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计量以及由同一作者提供的有关古罗马时代的陆路交通速度（大约每天50公里），我并不赞同。69 但是，我们无望得到精确的计量，至多也只是找到一个数量级范围。就此而论，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等同于一千多年以前的罗马帝国那么大小。或者也可以说，16世纪的地中海大体上单独就抵得上1939年的整个世界。16世纪的地中海是辽阔的、巨大的，而且只有通过比较，它才称得上“具有人类的特性”，因为在16世纪，人类已经开始向大西洋、太平洋等其他庞然大物开战了。同这些庞然大物相比，地中海像是一头家畜。当然，我们还不能说它是20世纪的“湖”，游客和游艇在这个阳光明媚的胜地用几个小时就可以登陆，前不久的东方特别快车可以不间断地绕行一圈。要了解16世纪的地中海是什么样子，必须在思想上尽可能扩大它的范围，并且借助以往的旅行图景。作这种旅行在过去必须用几个月、几年乃至一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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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行比较，好的例子还是不少的。阿尔杜·赫胥黎在他的《环球之行》中描写的那些现代鞑靼商人的旅行就是一个例子。70 他们在把钱袋装满了金币以后，翻过喜马拉雅山脉，来到克什米尔和印度。赫胥黎特地指出，这些金币在俄国革命之前值10个卢布。这是些多么富有浪漫色彩的人物！人们不禁联想到16世纪在叙利 亚的旅行。在地中海的另一端，来自不同世界的人不可能互相信任，因而既有交往，又有冲突。汇票在那里不能通用。所有的交易都是以物易物或者交付现金。到那里做生意必须像今天的鞑靼人一样，身上带足黄金或者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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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昨天还是内战为患，外国入侵，屠杀和饥荒频仍，在广大的地区，城市蜷缩在城墙内，一到晚上城门紧闭，这种景象使我联想起宗教战争时期的法国。难道能说这是危言耸听吗？一支游击队在城市间穿插行进，从四川一直到山东，居然不受任何损失。同样，在瓦卢瓦王朝最后几位国王的统治时期，一些外来的或者本地的亡命徒集团四出骚扰，把法国搞得人穷财尽。财富再多也经不起长期的消耗，虽说上帝作证，法国在16世纪十分富有，是一个真正的丰足的粮仓！乔瓦尼·博泰罗71 对由国家养活的、正式或非正式招募来的士兵数量作了一番计算，感慨万端。这些士兵耗尽了16世纪辽阔的法国的脂膏。一份同一时期（1587年）的威尼斯文献资料提到，“身带武器的外国人像洪水泛滥，大量涌入法国。”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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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想象地中海竟是何等辽阔，但以上这番绝妙的题外话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德国经济史学家在提到地中海的整个历史和现实时，喜欢称之为“经济世界”（Weltwirtschaft），但反复重申这个正统的术语，仍不足以说明地中海是个自成天地的“舞台世界”（Welttheater）。地中海长期自给自足，守着自己那个60尺的圈子，只是为了求得奢侈品才同外界交往，特别是同远东交往。重要的还是要弄清这个世界的范围大小，并说明这个范围何以决定着地中海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为做到这些，都必须尽力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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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与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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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距离的重要性，就是要重新认识16世纪帝国的治理所提出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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