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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庞大的西班牙帝国在当时是个从事海陆运输的大国。除了需要不断调动军队外，它每天还要传递几百道命令和消息。菲利普二世的政策要求加强这种联系，随时调动军队，运送贵金属和寄发汇票。所有这些至关紧要的事反过来又说明了菲利普二世采取的相当一部分措施，说明法国对他来说为什么十分重要。关于法国，人们总是说它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的包围。但是，如果说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对法国是个外来的威胁，那么法国却从内部威胁着这个帝国。两种威胁究竟哪种更大呢？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治下的法国闭关自守，与哈布斯堡王朝为敌。查理五世皇帝一生中除了1540年在法国匆匆一过以外，只是隔得远远地在被包围的法国的周围来来去去。相反，在1559到1589年的30年间，法国的道路对菲利普二世的政治和财政机构多半开放了。菲利普二世寸步不离西班牙，只是待在他那张蜘蛛网的中心，其原因在于有千百条理由促使他那么做，卡斯蒂利亚在西班牙的财政和经济中具有首要地位，同美洲的联系生死攸关，另外也是由于法国的边界对他已不再完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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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坐在菲利普二世身边和帮他处理各种文件，就要反复衡量法国这一中间地带；了解那里的驿站设施以及哪些道路上有驿站，哪些道路上没有驿站；通过信件往来，记下法国宗教战争在不同地区造成的交通中断；计算出中断的范围、时间和严重程度；此外，还要了解银钱，特别是汇票，怎样绕道向交易所城市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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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与空间作斗争的确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西班牙的领地分散在欧洲和世界各地，条件十分不利，因而消耗了极大的精力。然而，它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好地适应了这些强制性的任务，并且有组织地去完成这些任务。不管人们怎么说，西班牙帝国在运输、转移、传递方面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从16世纪60年代起，西班牙帝国在军队和物资运输方面出现了一个专家，此人名叫弗朗西斯科·德伊巴拉。对于此人以及才能与他不相上下的人作进一步的了解，恐怕会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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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过分看轻了西班牙的国家机构所面临的巨大任务。这些人一味指责国王是个“埋头文牍”、“办事拖拉”、“举步维艰”的官僚主义者。利摩日主教在1560年写道，73 这位国王“事必躬亲，诚为一大美德”，“他一心忙于公务，整天待在文件堆里，连一小时也不放过”。74 这位拼命工作的国王，在过了25年之后，不听希望有所创新的格朗弗勒红衣主教75 的劝告，仍然以超人的精力处理各种事务。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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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西班牙的种种“缓慢”，必须加以区别。有邮件往返的缓慢，消息到得较慢，复信和命令传送速度也慢。世界各国政府都有同样的情况，不过西班牙政府更严重。但是，在要跨越的空间和距离相等的情况下，它大体上与其他国家的政府相当。西班牙王国的弱点，也是其他国家的弱点。土耳其帝国同样也集缓慢、拖拉之大成。例如，从君士坦丁堡到亚得里亚海，或者到科托尔，或者到斯普利特，紧着走也要16至17天。77 黑海的航行变化不定，行期难以预料。在爱琴海——土耳其人称之为白海——最高速度也低得可怜。还是在1686年（确切说在12月份），一艘土耳其帆桨战船从君士坦丁堡驶抵内格勒蓬用了8天时间。78 这是一条值得重视的信息。苏里曼帕夏的船队于1538年穿过红海，79 需要两个月。距离不能缩短。想缩短也纯属徒劳，几百年来也从未变动过。佩戈洛蒂在其《经商实践》（1348年）一书中指出，从特拉布松到大不里士，商人骑马需12至13天；骡马商队需30到32天。1850年，奥地利驻特拉布松的领事格德尔声称，骡马商队走这同样一段路程，“在道路状况良好时”需要27到30天。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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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的第二个原因是发送命令之前的磋商和审议。当时的人见证是一致的。在办事沉着镇定、善于掩饰和轻易不下决断的西班牙，法国人、意大利人觉得与当地人的气质格格不入。我们不能保证这个被人多次描绘的形象是正确的。外国人对西班牙的认识往往带有成见，传播的形象也往往带有虚假的成分。然而，西班牙政府，或者像利摩日主教所说的“这个国家的慢条斯理”，81 似乎是无可争辩的。当人们于1587年在罗马获悉特拉克在加的斯城的战绩时，教皇惊叹道：“西班牙国王陛下胸襟狭窄，凡事都犹豫不决，坐失良机。”在巴黎，“责难不仅十分尖刻，而且到处渲染，并说西班牙国王的宝剑不如英格兰女王的纺锤”。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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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恶意中伤。然而，如果还拿外交信函来看，法国政府办事似乎比较迅速及时。过错难道就在于马德里的所有信函都要经国王亲自过问吗？由于西班牙的海外扩张活动的范围比法国（或英格兰）广阔得多，菲利普二世在作出决定之前，就要等待来自更为遥远的地方的各种意见。这样，我们就能把决策迟缓的两方面原因联系起来。除了本身办事拖拉之外，西班牙还要远涉重洋——大西洋、印度洋甚至太平洋——机器的运转势必缓慢。事实上，作为第一个具有世界规模的经济和政治大国，西班牙的国家机器却未能适应这一需求。这就是西班牙的心脏跳动的节奏比其他各国要慢的原因之一。从1580年起，在西班牙征服了葡萄牙之后，这个节奏更慢了。佛罗伦萨人萨塞蒂曾于1585年抵达东印度，他的珍贵的信件一直保存至今。我们不妨同他一起回想当时的情景。1585年1月27日，他从科钦写信给他在佛罗伦萨的朋友皮耶罗·韦托里说，如果人们考虑到必须进行历时七个月的海上航行，考虑到“每顿饭只有干粮、咸水，八九百人挤在一块小地方，要受饥饿、干渴、晕船和生活不便的折磨”，83 就很少会有人对前往印度感兴趣了。可是现在，人们却见船就想上去……西班牙国王的命令，也不得不经历这七个月的旅行和许多其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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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西班牙同距离进行的搏斗，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它比其他任何搏斗都更好地展示了“16世纪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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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德·迪布尔的三次使命（1576和15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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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上述一点。这一例子说到一个名叫克洛德·迪布尔的法国冒险家，此人怪诞不经，神秘莫测。究竟说他是小有能耐或者只是行为乖张呢？倘若法国国立图书馆对许多未发表的资料作番调查，问题也许就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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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感兴趣的并不是迪布尔本人，而是他的三次相当奇特的西班牙之行：第一次是1576年5月；第二次是同年9月和10月之间；第三次是1577年7月和8月之间。前两次他是受托代表阿朗松公爵的利益，其中夹带了许多想当然的成分。他以亲王名义提出与菲利普二世的一位公主缔结婚约。如果婚约成立，公主将把尼德兰作为嫁妆带到夫家。第三次（人们再三读了有关材料才敢相信）迪布尔是以亨利·德·贝亚恩的名义进行活动的，向西班牙国王请求借款并要他促成亨利·德·贝亚恩的妹妹与萨瓦亲王的婚事。这三次荒诞不经的使命中的任何一次都可能带来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这场滑稽戏最后激起了法国大使圣·古阿尔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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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克洛德·迪布尔给他的主人带回一封措辞含糊的复信。他自己得到一条金链条，价值400杜卡托。第二次旅行时，西班牙国王企图避而不见。国王在1576年10月4日给驻巴黎大使的信中说：“特别在接到你7月30日和8月13日的信之后，我相信克洛德·迪布尔不会再回来。”但是，这个不受欢迎的人9月2日又出现在巴塞罗那。阻止他再找麻烦，至少是避免同法国国王的大使把事情闹大，在一切都靠书信办事的时候，传送命令已经来不及了。萨亚斯写了两三封信，但是克洛德·迪布尔置若罔闻，四处钻营。菲利普二世写道：“当我正从埃斯科利亚尔宫前往普拉多宫时，9月22日早晨，他在加拉帕加尔拦住了我的去路，交给我一封阿朗松公爵8月19日写的亲笔信，并且比第一次更加坦率地向我提议就公爵和我的一位公主缔结婚约之事举行谈判。我让阿尔贝公爵作了答复……”对以后的事，我们就不再感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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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身一人，而且还不受欢迎，居然能在西班牙到处钻营活动，并且在受到保卫部门注意之后，还能逃脱检查和阻截，最后出现在菲利普二世本人面前。发生这样的事，只有在慢慢吞吞的当时，方才可能。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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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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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活动都会遇到自然距离的抵制，都要受到它的束缚和调节。地中海经济的发展注定是多灾多难，历尽艰辛，步履缓慢。因而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从距离的角度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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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作为享有特殊待遇的商品的汇票，也逃脱不了这个普遍的惰性规律。所有的汇兑市场都把汇票本身规定的付款期限同汇票在传递途中的时间算在一起。在16世纪初，从热那亚发出的汇票，85 到达比萨的时间是5天；到米兰是6天；到加埃塔、阿维尼翁和罗马是10天；到安科纳是15天；到巴塞罗那是20天；到巴伦西亚和蒙彼利埃是30天；到布鲁日是2个月；到伦敦是3个月……现金传送速度更慢。16世纪下半叶，船队到达塞维利亚已成为当时欧洲、地中海和世界经济的主导因素。根据胡塞·詹蒂尔·达西尔瓦绘制的略图，我们有可能逐年观察每批白银的运输情况，这些白银将充实货币储备，并按照一张到站时刻表从一个西方城市流到另一个西方城市。86 对于货物来说，存在着同样的困难。它们流通缓慢，在仓库积压很久，转手或快或慢。佛罗伦萨进口西班牙的羊毛，从采购羊毛到加工成呢绒需要好几个月，87 再把产品运送到埃及、纽伦堡等地的顾客手里，有时竟要几年时间。我们已经举了波兰的小麦和黑麦的典型事例。这些谷物收获后一年出售，再过半年到一年食用。如果运到地中海地区，时间就会更长了。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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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货物在完成预定的长途运输之后，还有种种耽搁。在阿布鲁齐的阿奎拉，活跃的藏红花贸易每年都要商人们进行通力合作。藏红花从来都不是单独送往市场中。它必须装在亚麻袋里（8只亚麻袋算1个运送单位）。亚麻袋本身又得4只1捆包上皮套。此外，贷款要靠阿奎拉造币厂使用铜条铸造小钱币“卡瓦利”（cavali）和“卡瓦吕齐”（cavaluzzi）支付。因此，只有在德意志的亚麻布和铜板以及匈牙利的成捆的皮革89 及时运到的情况下，藏红花才能启运（反之亦然）。所有这样条件必须同等具备。同样，在黎凡特地区，香料、胡椒、药物、丝绸、棉花要与西方的银币和毛织品相会合。在从拉古萨到威尼斯，再到安特卫普和到伦敦的这条路上，我们对贡多拉家族从事的货物交换有点滴的了解。贡多拉是拉古萨人，其家族成员分别在拉古萨、安科纳、威尼斯（后来似乎又在墨西拿）， 以及在交换的枢纽伦敦定居。他们用从黎凡特地区进口的葡萄干（受英语的影响，意大利文的葡萄干uve passe被写成curanti）和销路不佳的念珠串换取英格兰农村制造的粗呢绒。运输既通过海路也通过陆路，经安科纳或威尼斯。但是，买卖成交极其缓慢，因而在1545年，必须通过萨尔维亚蒂家族的驿站，利用里昂的汇兑，结清未了的账目……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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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渠道不通在当时是普遍的弊病。货物、现金和汇票在两个方向来来往往，互相交错，互相会合，或者相互等待。每个商业城市都不间断地依靠多变的商情为生，确切地说，不间断地在商品、货币和汇票方面互相调剂余缺。流通渠道不畅使商品、钱币和汇票在途中长期滞留。每个商人当然都希望尽快收回投资。这在一场周而复始的赌博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王牌。毫无疑问，16世纪私营银行的悲剧起因于它们把顾客的存款轻率地投入过于缓慢的商品流通中。一旦发生危机或恐慌，他们无法在几天内偿还存款，因为钱款还在旅途中，由地域造成的流转缓慢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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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是金钱，因不停地写信而被“墨水弄脏了手指”的商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惯用说法当时已开始流行。1590年3月，侨居佛罗伦萨的西班牙人巴尔塔萨尔·苏亚雷斯为一艘大帆桨船延迟到达而大发雷霆，因为“误了时间，也就丢了市场”。91 明智的做法往往是把自己的赌注（钱或货物）分别押在几个行期不同的流通渠道，或者分放在同一行程的几条船上，再不然就选择最短的流通渠道，尽快收回本息。17世纪初，商人们对便利的波河水道不太感兴趣，宁可取道威尼斯的陆路。不错，一名爱唠叨的威尼斯人说，92 水路“总是既方便又合算，不像陆路那样开销大、麻烦多和危险大”。可是，沿河的关卡实在太多，每过一地都得停船，接受检查和勒索，尤其是还耽搁时间。否则，陆路费用和水路费用最终是互相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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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不想浪费时间。某个威尼斯商人之所以从15世纪起就愿意从事叙利亚的棉花贸易，93 那是因为去叙利亚做生意只需要六七个月便可成交，这比长途跋涉到英格兰或佛兰德去要快得多。只有热那亚人——当时最大的、最能干的和最幸运的资本家——才有能力支付从塞维利亚穿越大西洋的费用94 。这真是一项规模巨大的业务！为了在里斯本和印度洋之间建立规模更大的定期商业联系，葡萄牙国家使用其全部影响，直接参与其事，国王自己也做胡椒生意。过了不久，就不足以胜任使命。经商的范围越远，要投放的资金必然越多，资金受旅行束缚的时间越长。如果没有15世纪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资本的事先集中，从塞维利亚到美洲或从里斯本到亚洲的海路贸易是不可能的。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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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远程贸易，总是包含着某些壮举，航海者的壮举。1662年7月，一艘西印度群岛大帆船抵达里斯本外几海里处。船上的黄金价值200多万杜卡托，但船员只剩下30个人。正是这艘疲惫不堪的船只，被英格兰海盗不费吹灰之力在帆桨战船的眼皮之下劫走。96 1614年9月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结局不算最坏）：从“西印度群岛”开来的一艘船到达里斯本附近，载有黄金百万，船上原有的300人中，尚有16人幸存。97 最罕见的事例发生在太平洋：1657年5月，一艘大帆桨船从马尼拉返航阿卡普尔科，船员竟无一人生还。98 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仍在船上。 这艘幽灵般的船舶自己回到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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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金钱的壮举，这在后面还会谈到。远程贸易必须动用巨大的财力。这从商业城市始终不平稳的发展节奏中可以看出。例如，1464年3月，99 叙利亚的帆桨战船几乎把威尼斯的货币搬运一空。威尼斯的现金储备全在海上随波漂泊，留下了一座暂时失血的和突然瘫痪的城市。100年以后，血气方刚的塞维利亚也显现出相同的景象。“西印度群岛”船队尚未起航（船队1563年3月24日至29日才通过桑卢卡尔的沙洲）100 ，西蒙·鲁伊斯的代理商就于2月15日从塞维利亚写信给他说101 ：“几天来，这里的商界，无论出价多高，也借不到一个里亚尔了。”为了买进准备发运的最后一批货物，商界已用尽自己所有的钱财，而且必须等到船队返回时，银根才会重新松动。就在前一年，即1562年，由于船队迟迟不归，债台高筑的商人被迫不惜一切代价去借贷。一封官方信函记载说：102 “一个月以来，汇票兑现竟要亏损4.5%，这一切都有利于外国人……”这时，坎波城交易会的付款期限已到：但愿国王陛下延长付款期，拯救商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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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会——经济生活的补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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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城市是决定经济生活的发动机：它打破了地域的阻隔，展开了大规模的流通。根据当时所能达到的速度，流通好不容易终于战胜了距离。除了商业城市的活动外，还有其他的活动，首先是交易会的活动。谈到交易会，人们几乎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城市，临时性的商业城市。就像城市本身一样，交易会之间的差别也很大：一些是小型的，其他是中型的；某几个是大型的，而且当时都正由商品交易会向汇兑交易会演变。103 但是，在这些领域内，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香巴尼交易会在14世纪消失了，但后来又在索恩河畔沙龙，在日内瓦，最后在里昂等地复活。在城市经济十分活跃的意大利北部和尼德兰，16世纪还很兴旺的交易会，开始走向衰落。就是在交易会仍然存在的地方，例如在威尼斯，交易所最多只不过是一种陪衬装饰而已。在耶稣升天节这天，圣马克广场举行一个恰好以宗教节日命名的“桑萨”104 交易会，届时有盛大庆祝活动以及总督娶大海为妻的隆重仪式。但圣马克广场已经不再是威尼斯的心脏了。威尼斯的心脏在里亚托的广场和大桥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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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或称商埠）同交易会的这场对话中，不间断地工作的城市（佛罗伦萨每星期六公布一次汇率）久而久之必然压倒交易会这种例外的聚会……虽说如此，但任何演变都不是单向的。意外的以及反向发展仍然是可能的。从资本主义的历史观点来看，所谓的贝桑松汇兑交易会1579年在意大利北部皮亚琴察的开张，是16世纪最重大的事件。皮亚琴察许多年来始终是主宰地中海地区乃至整个西方经济的“心脏”。关于这个重大事件，我们以后再谈。实际上，决定西方物质生活的节奏的，不是热那亚这个城市，而是每年上百名商人在皮亚琴察的四次不引人注目的集会。有位威尼斯人不无夸大地说，在集会上，大家只交换票据，一个里亚尔也见不到。105 然而，全部血液循环——动脉的血和静脉的血——都要经过这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心脏。汇进和汇出、债务和债权、清欠和退款、黄金和白银、对称和不对称，所有这些都由心脏作出安排；否则交换就会失去其意义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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