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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谈到过水利工程。369 这些工程大大改善了耕作条件，扩大了耕地面积。在15世纪，人口负载不重的地中海无疑向农民提供新的土地。当时农业确有飞速发展，或者说，这是恢复了原来的繁荣，即13世纪的繁荣。在16世纪的飞跃前，肯定发生过一次农业革命。农业革命后来带动了农业的发展。鲁杰罗·罗马诺以上的见解是正确的。由于农业缺乏弹性，这次发展终于在与13世纪末相同的情况下停止了。新开垦的土地的产量往往很低。人口增长的速度快于资源的开发。马尔萨斯人口论在被提出以前就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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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1550年前后，更可靠的是在1580年前后，16世纪的经济形势出现了转折。正当流通加快之际——但还说不上是金融革命——一场潜在的危机业已发生。一些注视西班牙的历史学家认为：农业投资迟早会遇到困难；农民不会再轻易得到贷款；收不回贷款的放款人会扣下抵押品。370 最后，大地主也会在1575—1579年的财政危机中受到冲击，371 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那样，热那亚人一有机会就把自己的损失转嫁到他们的放款人身上。以上种种理由，以及从朗格多克的事例中看到的其他一些理由，372 都是可能和确实存在的。但是，关键的原因是农业生产缺乏弹性。产量已经到达顶点……由于这些不可克服的困难，17世纪将出现逆农业革命而行的“封建制的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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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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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U.尼弗373 在谈到17世纪初期的欧洲时，认为在欧洲的7000万居民中，有两三百万工匠。在拥有6000万到7000万人口的地中海世界里，这一估计看来也是可信的。如果城市人口大体上占总人口的10%，即有600万到700万人，那么，若说有200万到300万工匠，即占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就令人难以置信了。威尼斯的情况特殊，不难达到这样的比例：兵工厂工人3000，374 毛纺工人5000，375 丝织工人5000，376 总共有工匠13000。再把他们的家属包括进去，就占这个城市的14万人中的5万人。当然，还必须把那些我们已经知道其名称和生产活动的各种各样的私人造船厂里的工人377 以及整个泥水匠大军计算进去，因为城市在不断建设和重建，不断地用石块或砖头取代木头，不断疏浚易于淤塞的河流……在威尼斯附近，例如在梅斯特雷，还应该把制毛毯工人378 也计算进去。在离城市更远一些的地方，还有磨坊工人。他们为城市磨面，或者制造纸浆，或者锯开木板和厚木板……除此之外，还应该再加上铜匠、铁匠、首饰匠、制糖技工、穆拉诺的玻璃工人、吉乌德卡的皮革工。379 此外还有大批其他工匠，例如印刷工人。16世纪时威尼斯印刷的书籍占欧洲的一大部分。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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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约翰·U.尼弗提出的数字的同时，也许应该明确指出：这个数字代表200万到300万依靠手工技艺生活的人，其中有工场主、工人、妇女和儿童，而不仅仅是干活的人。这是威尼斯的计算方式。将近16世纪末，人们常说那里有2万人依靠羊毛加工为生。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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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总数里还应加上农村的工匠。每个村庄不论人口多少，总有工匠的存在，总有工业活动为副业。但是，这方面的工业活动在计算时几乎总是被历史学家忽略了。此外，历史学家如果按习惯办事，往往低估这种默默无闻的劳动，而实际上，这种劳动在贫穷的农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这些农村实现可贵的货币流通的唯一办法。迄今为止的各种史籍都仅仅重视城市的手工作坊。然而，在阿拉贡，比利牛斯山脉、塞哥维亚周围的地区，382 在卡斯蒂利亚383 和莱昂384 地区的穷乡僻壤，在巴伦西亚385 各地，历来就有农村的手工作坊。在热那亚周围，手工作坊比比皆是。386 阿勒颇附近的村庄387 从事丝织和棉纺。事实上，由于缺乏场地、原料或动力，任何一个城市不可能把它需要的工业全部设在市内，因而只得让工业向近郊或远郊发展。因此也就说明，在热那亚背后的山里，有铁匠铺、磨坊和造纸厂；在那不勒斯，尤其在卡拉布里亚的斯蒂洛附近，有各种矿山、铁匠铺和磨坊；388 在维罗纳的城外，389 阿迪杰河畔——由于那里是走私的理想地方，运载木板的船只多在那里停泊——有一家锯木厂，还有历来为邻近的城市磨食用小麦的磨坊（威尼斯附近有80多家）；在塔霍河边的塔拉韦拉德拉雷纳下方，有成排的磨坊；390 在地中海的另一端，有30家风力磨坊，从干地亚就能远远望见。391 朗格多克有自己的城市工业，但在中央高原附近和塞文山脉，却有很多村庄发展工业。392 同样，在里昂四周广大的地区内也有此类村庄。393 城市依靠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养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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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地中海地区的乡村工业可能不如英格兰（生产粗呢绒）和北欧那么强大。它们从不像在18世纪的法国常见的那样，394 形成受城市商人遥控的乡村工业网。我甚至还认为，至少在掌握更多的材料以前，16世纪里昂周围星罗棋布的乡村工业在地中海地区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人们的观念正好证实以下两件事：一方面地中海地区的农村经济生活比很多北方农村更加均衡（这是可能的，葡萄、油橄榄往往起着北方的农村工业的同等作用，395 果树栽培使农民得以收支平衡）。另一方面，大、中城市的工业单独就足以基本上满足广大市场的需求。但是，到了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各种手工工场纷纷从大城市迁往小城镇和村庄。396 这些转移加强了乡村的和半乡村的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19世纪初，这种潜力依然存在。当缪拉特占有那不勒斯王国时，他让他的军队穿农民的黑呢（以免使用昂贵的英格兰红色呢）。这种黑呢当时供农村使用。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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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接受以上隐约可见的比例，那就应该认为，16世纪的乡村工业在人数方面即使不在质量方面或在收入总量方面，与城市工业处于同等地位。没有任何事实证明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事实否定这一点。至多有300万的农村居民和300万城市贫民加在一起，也就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手工作坊的世界。在这一大批人当中，可能有150万就业人口。假如他们的平均工资相当于威尼斯在阿戈尔多拥有的铜矿矿工助手的工资水平，398 即每天15索尔迪，或每年20杜卡托（节假日停工，工资照付），工资总额可能接近3000万杜卡托。这委实很少，因为城市的工资水平要高得多（正是由于工资过高，城市工业往往夭折）。16世纪末，威尼斯的毛织业工匠每年挣144杜卡托，而且还要求增加工资。399 由此可见，我们的数字应该或至少能够提高到4000万到5000万金币。如果我们把工业产值算为工资总额的3倍或4倍，工资总额就还要再跳一级，几乎凭空跳到2亿杜卡托的最高水平。400 即使这个数字还应该加大，离开农业的假定收入（8.6亿或12亿）还是很远。在关于共同市场的讨论中，专家们指出，在当今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实现肉类的商品化将成为世界上的头等大事。人们应该为此感到惊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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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16世纪而言，大量工业产品比谷物、食油、酒等等更广泛地进入市场经济。虽然还应看到，当时自给自足占很大比重，但这一比重毕竟在日趋减小。托马斯·普拉特401 在1597年谈到乌泽斯时特别提到：“家家户户都纺羊毛，然后请人织成呢绒和染色，用于各个方面。那里的人也像我们这里一样使用纺车（托马斯·普拉特系巴塞尔人，在蒙彼利埃学医）。但是，那里见不到手工纺锤，因为只有穷人才纺麻线。麻布可从商人那里买到，价钱要比在自己家里纺织的便宜。”我们敢担保，纺织工业和织物销售的飞跃发展同人口的增长、作坊的集中，自给自足的衰落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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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买商制度”及城市工业的飞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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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521—1540年起，地中海地区的城市工业出现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飞跃。这是资本主义的第二次复苏，同时涉及地中海和欧洲。约翰·U.尼弗认为，唯有1540年以后英格兰才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402 J.哈滕403 很久以前指出，只有1550年以后的德意志才出现“大工业资本”的高涨。404 这些飞跃和革新，由于并未造成很大的两极分化，对欧洲和整个地中海地区大体上全都适用。将来的研究也许会表明，这些飞跃和革新弥补了把16世纪切割成两段的那次急剧衰退。商业资本主义鼎盛时代已经过去，并由工业资本主义所替代。后者只是随着16世纪下半叶“金属”的异军突起才真正繁荣兴旺。工业具有补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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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们的观察所及，这种工业几乎到处都推行“包买商制度”的习惯模式，405 属于资本主义的类型。德国历史学家使用的包买商制度（Verlaggsystem）一词，可译作“订货制”。包买商先把原料交给工匠，工匠则在加工后领取工资。这种制度并非从16世纪才出现，却在原先不实行包买制的地方（如卡斯蒂利亚），或很少采用包买制的地方（如威尼斯），繁荣起来。包买制的发展使行会（意大利的行会或西班牙的行会）处境维艰，使商人生财有道；商人为缓慢的生产过程提供资金，并通过销售和出口产品获取利润。这些委托加工商，在丝绸生产中（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作用，比在毛织品生产（比较陈旧些）中更具有决定性。当然，织机在大工场的集中已显而易见。例如在热那亚，似乎没有任何事物阻碍这种集中。406 甚至在威尼斯，织机的集中已经激起国家的抗议和干涉。1497年12月12日的法律禁止所有丝绸织工拥有织机6台以上。407 1559年，织机集中的问题再次提出。有人当时指出，“一些人投入生产的织机达20至25台之多，他们的贪欲造成了明显的不平等”。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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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提供原料，支付工资，然后把产品转化为商品。这一整套制度可以从任何一个琐碎的细节出发再现出来。我们现在就来看威尼斯的情况。1530年冬天，查理五世的专使罗德里戈·尼诺409 受他主子委派去购买丝绸，绿、蓝红和深红的各色锦缎以及深红色的丝绒。这位使者说，他先寄出样品，然后再洽谈价格，但无论如何，在订货时得预付1000杜卡托，其余款项在产品完工时支付。纺织工一般都要从商人那里购买从土耳其运来的蚕丝，然后自己加工。在这种情况下，买主代替了商人，他以金钱的形式预先发放原料……1559年8月，科托尔发生的一件小事更加说明问题。410 在这个偏僻的角落里，丝织工匠都习惯于加工自己直接买来的生丝。这就违背了关于丝织工匠不得为自己加工产品的1547年法律的正式规定。元老院决定：必须使一切恢复正常，纺丝工应加工商人的生丝，从而使商人购买丝线时，纺丝工不能随意哄抬价格。这样，事情就清楚了。还有另外一些景象：这是热那亚的一个工匠1582年亲眼看见的另外一个工匠的事。411 是的，他曾经是纺丝工阿戈斯蒂诺·科斯塔的帮工，并且多次在阿戈斯蒂诺的店铺里看见那个叫巴蒂斯达·蒙托里奥的商人给阿戈斯蒂诺送来生丝，然后把加工好的成品带走。他对所说的都很了解。前10年，即1570年，当安娜皇后（菲利普二世的最后一个妻子）到达西班牙的塞哥维亚时，当地的各行各业举行游行庆祝，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是铸币所的工人，紧接着是羊毛商，然后是“被民众不适当地称为商人的呢绒包买主”。17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说，“他们俨然是一家之长，家里和家外都有一大批人（有的200人，有的甚至达到300人）要靠他们养活。他们利用别人的双手织出各式各样的精美呢绒……”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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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买商制度”的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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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包买商在城市工业中起着首要作用。不仅如此，包买制度在经济上也很成功，并且在环境不再有利时，也有抵抗力。生产的集中和飞跃，合理的分工，产量的提高，与此都有一定的关系。在塞哥维亚、科尔多瓦、托莱多、威尼斯，无疑还有热那亚等相距甚远的各个城市，都可看到以上的情形。在16世纪末，这些城市的生气勃勃，正好与佛罗伦萨形成鲜明的对比。佛罗伦萨是个老工业中心，历来生产高级呢料和丝绸，不免因循守旧，甚至有点“得过且过”。一位老资格历史学家认为，毛病出在结构方面。413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论证将增添一种非常有趣的成分。或者，人们可以先入为主地认为，佛罗伦萨可能因其生活昂贵而受累不浅。同其他城市（热那亚除外）相比，更随着贵金属的到达及由此引起的物价猛涨，佛罗伦萨所受的打击更加沉重。银行和土地同手工工场也在竞争，在战火连天的欧洲，除西班牙以外，这座工场制造的高级产品很难找到销路。总之，从1580年起，佛罗伦萨的工业活动开始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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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其他城市，尤其是威尼斯，却一鼓作气继续向前发展，直到16世纪结束为止。一切都为这次发展作出了贡献，例如大量的劳动力、新技术等。威尼斯呢绒质量平平，用西班牙的二等羊毛作原料，适合黎凡特地区顾客的爱好，威尼斯一直是那里的主要供货人，正如塞哥维亚的呢绒、托莱多和科尔多瓦的丝织品在西班牙或美洲适销对路一样。此外，领导这些企业的“新人”的素质也起了作用。至少在威尼斯，企业主往往原是外地人。当他们忠心工作了15或20年之后，便向市政会议申请长期居留权。既然他们已为城市生产了成百上千件呢绒，得到这个权利在他们看来是当之无愧的。414 总之，新事物层出不穷：新建的厂房，新采用的方法，以及充当企业主或工匠的新人。说到底，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工业劳动力的流动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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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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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手工工匠的成分十分混杂，本地人的一统天下极其少见。佛罗伦萨的手工作坊早在14世纪就雇佣佛兰德和布拉邦特的工人。415 在16世纪，佛罗伦萨毛纺织业向广大地区招收学徒工，这个地区甚至超出了我们曾经说过的托斯卡纳的范围。416 经威尼斯市政会议同意，维罗纳417 获得了生产黑天鹅绒的权利，1561年时共有25名师傅，但都不是威尼斯人（否则市政会议就不会同意）。其中14人来自热那亚；3人来自曼图亚；2人来自维罗纳；2人来自布雷西亚；1人来自维琴察；1人来自弗拉拉。至于掌管生产的商人，他们只有四人。其中二人来自维罗纳；二人来自热那亚……这是了解工匠和商人生活演变的一扇小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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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西亚的情景也是一样：制造盔甲、刀剑和火枪的铁器制造业，先是不断发展，接着缩小，最终又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逐渐恢复；铁业工人先向邻近的城市流失，然后又陆续返回。如此循环不已。到了16世纪末，在城市的新统领弗朗切斯科·莫利诺418 的推动下，布雷西亚召回了同很多工人一起移居萨吕塞的一位手工作坊师傅。很多工人也纷纷从皮斯托亚和米兰返回布雷西亚（其中31人从米兰返回）。因此，作坊师傅的铺子又回升到23个。后来，由于生铁供应紧张和商人数量太少——也许还应该再增加一、二个商人——危机再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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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工业尾随着商人和资本而来。1610年春，419 托马索·孔塔里尼前往英格兰出任威尼斯专使。他在维罗纳稍作停留后，又在前往特兰托的途中经过罗韦雷托。他发现当地丝绸贸易十分活跃，纺织作坊很多，约有300多工人在织机旁生产丝绸（这些工人刚刚离开维罗纳……），不由得感到惊奇。四年以后，1614年5月，威尼斯市政会议接受了420 以下这个古怪的建议：凡发现城里的重要行业，特别是丝织业的工人或师傅有外出企图者，应主动向司法当局检举，匿名的检举人将可保释一名被流放或被监禁的强盗以资奖励。在同一个时期，出于同一种考虑，威尼斯人威胁要在人身和财产两方面打击那些离开城市到其他地方去干活的糖厂工人和师傅。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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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匠的出走或外流服从经济形势的需要。工业弥补商业的不足，替代商业的地位，其影响所及或远或近。例如在16世纪末，工匠从大城市出走到中、小城市是司空见惯的事。丝织业于15世纪和整个16世纪传遍欧洲，足以使我们想到还有更长的行程。在17世纪的意大利，梅佐焦尔诺经历了一次工业复兴，丝织业发展迅猛。突然在17世纪30年代前后，422 这场繁荣陷于中断，而北方的小城市却相继崛起，在丝绸生产方面取代了南方城市。这同工匠的外流，显然有着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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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趋势和地方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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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先验地知道这些迅速发展中的工业是否遵循同样的节奏。但是，如果想到有例外的存在（工业弥补商业的不足，替代商业的地位），上述工业活动就可能是按同一节奏演变的。实际上，我们无从了解这些工业的全貌。就纺织工业而言——与建筑工业同等重要或其重要性仅次于建筑工业——作出一个整体的回答还是可能的。我们确实知道西班牙和教皇国的明矾出口量，因而也就知道这种除垢剂的使用总量，而除垢剂对纺织物的染色，或至少对染色的准备是不可缺少的。这个“指示刻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的回答是明白无误的：明矾使用量随着经济形势起伏变化，于1590—1602年达到顶峰。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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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显然还要知道，所有的工业是否都服从总的节奏，这看来也是可能的。注重研究工业活动和商人需求之间的联系的历史学家都反复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商人是导演。424 但我们应该承认：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可能有例外的情况，既然工业也弥补商业的不足，替代商业的地位。“建筑工业”似乎有时与普遍趋势背道而驰。425 关于某些局部的、地区的经济形势，我们开始掌握一些第一手材料。人们确实已经知道纺织工业生产的某些曲线。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曲线不论在什么日期出现，都惊人地相似。任何一次工业发展都是直线上升，然后又垂直下降。翁斯科特426 丝毛哔叽的生产曲线画出一条火箭轨迹。莱顿的曲线显而易见是一条双曲抛物线。威尼斯的曲线（按照皮埃尔·萨尔代拉427 和多梅尼科·塞拉428 的见解）具有抛物线的典型形态。关于佛罗伦萨，我们掌握的数字不多，但也足以看到一条类似的曲线。429 曼图亚430 是个小小的例子，同样证实了这条规律。这条规律很可能适用于布雷西亚和卡莫尼卡山谷431 的毛纺业。在塞哥维亚、科尔多瓦、托莱多432 和昆卡，这条规律也很清楚。难道这真是一条普遍规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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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这条规律即使对那些非常不重要的工业似乎也适用。例如，在亚得里亚海东海岸，威尼斯竭力排斥一切外来的竞争，无论是船只、织机或商人的竞争。这些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从威尼斯开出的“帆桨商船”和其他船舶，惯于在伊斯特拉的普拉港停靠，以便补充船员、划船的奴隶和食品。对先后上船的船员来说，普拉港是个货源最充足的纺织品市场。关于用沿海各岛生产的粗羊毛织成的这些粗毛料和灰毛料，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433 它们来自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的内地。1512年前后，这些纺织品打进了“索托旺托”（Sottovento）、锡纳加利亚（Sinagaglia）、雷卡纳蒂和兰恰诺的交易会，十分畅销，以致普拉港再也见不到这些传统商品。以上局面持续了10到15年，直到1525年左右，威尼斯市政会议才使一切恢复正常。在这期间，先有上升，然后便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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