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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其他城市，尤其是威尼斯，却一鼓作气继续向前发展，直到16世纪结束为止。一切都为这次发展作出了贡献，例如大量的劳动力、新技术等。威尼斯呢绒质量平平，用西班牙的二等羊毛作原料，适合黎凡特地区顾客的爱好，威尼斯一直是那里的主要供货人，正如塞哥维亚的呢绒、托莱多和科尔多瓦的丝织品在西班牙或美洲适销对路一样。此外，领导这些企业的“新人”的素质也起了作用。至少在威尼斯，企业主往往原是外地人。当他们忠心工作了15或20年之后，便向市政会议申请长期居留权。既然他们已为城市生产了成百上千件呢绒，得到这个权利在他们看来是当之无愧的。414 总之，新事物层出不穷：新建的厂房，新采用的方法，以及充当企业主或工匠的新人。说到底，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工业劳动力的流动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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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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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手工工匠的成分十分混杂，本地人的一统天下极其少见。佛罗伦萨的手工作坊早在14世纪就雇佣佛兰德和布拉邦特的工人。415 在16世纪，佛罗伦萨毛纺织业向广大地区招收学徒工，这个地区甚至超出了我们曾经说过的托斯卡纳的范围。416 经威尼斯市政会议同意，维罗纳417 获得了生产黑天鹅绒的权利，1561年时共有25名师傅，但都不是威尼斯人（否则市政会议就不会同意）。其中14人来自热那亚；3人来自曼图亚；2人来自维罗纳；2人来自布雷西亚；1人来自维琴察；1人来自弗拉拉。至于掌管生产的商人，他们只有四人。其中二人来自维罗纳；二人来自热那亚……这是了解工匠和商人生活演变的一扇小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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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西亚的情景也是一样：制造盔甲、刀剑和火枪的铁器制造业，先是不断发展，接着缩小，最终又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逐渐恢复；铁业工人先向邻近的城市流失，然后又陆续返回。如此循环不已。到了16世纪末，在城市的新统领弗朗切斯科·莫利诺418 的推动下，布雷西亚召回了同很多工人一起移居萨吕塞的一位手工作坊师傅。很多工人也纷纷从皮斯托亚和米兰返回布雷西亚（其中31人从米兰返回）。因此，作坊师傅的铺子又回升到23个。后来，由于生铁供应紧张和商人数量太少——也许还应该再增加一、二个商人——危机再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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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工业尾随着商人和资本而来。1610年春，419 托马索·孔塔里尼前往英格兰出任威尼斯专使。他在维罗纳稍作停留后，又在前往特兰托的途中经过罗韦雷托。他发现当地丝绸贸易十分活跃，纺织作坊很多，约有300多工人在织机旁生产丝绸（这些工人刚刚离开维罗纳……），不由得感到惊奇。四年以后，1614年5月，威尼斯市政会议接受了420 以下这个古怪的建议：凡发现城里的重要行业，特别是丝织业的工人或师傅有外出企图者，应主动向司法当局检举，匿名的检举人将可保释一名被流放或被监禁的强盗以资奖励。在同一个时期，出于同一种考虑，威尼斯人威胁要在人身和财产两方面打击那些离开城市到其他地方去干活的糖厂工人和师傅。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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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匠的出走或外流服从经济形势的需要。工业弥补商业的不足，替代商业的地位，其影响所及或远或近。例如在16世纪末，工匠从大城市出走到中、小城市是司空见惯的事。丝织业于15世纪和整个16世纪传遍欧洲，足以使我们想到还有更长的行程。在17世纪的意大利，梅佐焦尔诺经历了一次工业复兴，丝织业发展迅猛。突然在17世纪30年代前后，422 这场繁荣陷于中断，而北方的小城市却相继崛起，在丝绸生产方面取代了南方城市。这同工匠的外流，显然有着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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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趋势和地方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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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先验地知道这些迅速发展中的工业是否遵循同样的节奏。但是，如果想到有例外的存在（工业弥补商业的不足，替代商业的地位），上述工业活动就可能是按同一节奏演变的。实际上，我们无从了解这些工业的全貌。就纺织工业而言——与建筑工业同等重要或其重要性仅次于建筑工业——作出一个整体的回答还是可能的。我们确实知道西班牙和教皇国的明矾出口量，因而也就知道这种除垢剂的使用总量，而除垢剂对纺织物的染色，或至少对染色的准备是不可缺少的。这个“指示刻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的回答是明白无误的：明矾使用量随着经济形势起伏变化，于1590—1602年达到顶峰。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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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显然还要知道，所有的工业是否都服从总的节奏，这看来也是可能的。注重研究工业活动和商人需求之间的联系的历史学家都反复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商人是导演。424 但我们应该承认：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可能有例外的情况，既然工业也弥补商业的不足，替代商业的地位。“建筑工业”似乎有时与普遍趋势背道而驰。425 关于某些局部的、地区的经济形势，我们开始掌握一些第一手材料。人们确实已经知道纺织工业生产的某些曲线。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曲线不论在什么日期出现，都惊人地相似。任何一次工业发展都是直线上升，然后又垂直下降。翁斯科特426 丝毛哔叽的生产曲线画出一条火箭轨迹。莱顿的曲线显而易见是一条双曲抛物线。威尼斯的曲线（按照皮埃尔·萨尔代拉427 和多梅尼科·塞拉428 的见解）具有抛物线的典型形态。关于佛罗伦萨，我们掌握的数字不多，但也足以看到一条类似的曲线。429 曼图亚430 是个小小的例子，同样证实了这条规律。这条规律很可能适用于布雷西亚和卡莫尼卡山谷431 的毛纺业。在塞哥维亚、科尔多瓦、托莱多432 和昆卡，这条规律也很清楚。难道这真是一条普遍规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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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这条规律即使对那些非常不重要的工业似乎也适用。例如，在亚得里亚海东海岸，威尼斯竭力排斥一切外来的竞争，无论是船只、织机或商人的竞争。这些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从威尼斯开出的“帆桨商船”和其他船舶，惯于在伊斯特拉的普拉港停靠，以便补充船员、划船的奴隶和食品。对先后上船的船员来说，普拉港是个货源最充足的纺织品市场。关于用沿海各岛生产的粗羊毛织成的这些粗毛料和灰毛料，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433 它们来自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的内地。1512年前后，这些纺织品打进了“索托旺托”（Sottovento）、锡纳加利亚（Sinagaglia）、雷卡纳蒂和兰恰诺的交易会，十分畅销，以致普拉港再也见不到这些传统商品。以上局面持续了10到15年，直到1525年左右，威尼斯市政会议才使一切恢复正常。在这期间，先有上升，然后便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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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猜到，奥斯曼帝国经历了类似的演变过程。当地的工业往往是由外侨创办的。这些外侨是被俘的基督徒，他们后来往往在君士坦丁堡等地当上了作坊师傅，434 制造出珍贵的衣料；435 此外还有犹太工匠，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建立了呢绒工业。436 关于萨洛尼卡，我们知道那里的呢绒生产从1564年开始下降，为了刹住下降趋势，犹太人社团的首领——犹太教教士——采取了多种措施（如禁止自由收购羊毛，必须穿本市缝制的衣服等）。以上情况可使我们确信，萨洛尼卡的呢绒生产在1514年达到顶点。坐落在太巴列湖畔的小城市萨法德（加利利的首府）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由于犹太移民及其织机的涌入，437 这个城市在1520年到1560—1580年间有过毛织业的迅速繁荣。1535年，一个旅行者是这样记载的：“纺织业日益繁荣。据说萨法德在这一年总共生产了1.5万捆粗呢绒，更厚的纺织品的生产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某些织物的质量甚至可以和威尼斯相媲美。任何人，不论男女，只要所从事的职业与羊毛有关，生活就过得很好……我买了一些粗呢绒和其他纺织品，卖掉后获利颇丰……”土耳其的税收增长证实了这个小城市的兴起：1525年6月，染匠纳的税款共300阿斯普尔；1535年上升到1000阿斯普尔；1555年6月，竟达2236阿斯普尔（只有4家染坊）……正是在1555年左右，萨法德的上升势头停止了，也就是说，萨法德的衰落和萨洛尼卡的危机可能大致上是同时发生的。1584年，犹太人离开萨法德，加快了城市的衰退（1587年，一座10年以前建立的印染厂关闭）。1602年，萨法德不再生产任何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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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形的出现应归因于犹太人社会可能存在的贫困化，也衡量出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中期以后的一般健康状况。至于萨法德的衰落形成的环境、羊毛供应困难以及1580年英格兰纺织品用船直接从英格兰运到黎凡特地区，这些因素起了作用。此外，也必须考虑到意大利工业的飞跃发展，必须考虑到即将使奥斯曼帝国陷入通货膨胀引起的连锁动荡之中的货币和经济危机。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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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这些工业曲线本身的顶峰也有其值得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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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须指出，在1520—1540年期间，几乎到处都出现了普遍的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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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曲线的“顶峰”位于1564年、1580年和1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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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然，工业不具有所向无敌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在18世纪初步显示出来，并在19世纪最后确立。但工业已异常活跃。它所取得的成就也是迅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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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业的下降同样令人吃惊，而且这种下降的时间比最初的跃进更容易确定。威尼斯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的毛纺工业似乎在1458年左右开始蓬勃兴起；439 到了1506年，440 出现了明显的萧条；至少在威尼斯共和国是如此。从1520年起，又经历长时间的回升441 ……在1600—1610年左右，飞跃发展的势头明显减弱。442 大概与此同时，即1604年左右，在信奉新教的尼德兰，毛纺工业普遍跃进。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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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业的跃进和衰退在不同地区遥相呼应，而地区之间的距离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工业，或更确切地说“前”工业，处于不断的往复运动之中，需要连续不断地重新发牌。发牌以后，游戏重新开始。输家可能重交好运。威尼斯的情况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最后到达的赌徒往往运气最好。16世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某些新兴城市的胜利已经说明了这个规律。尽管尼德兰一带的纺织业历史悠久，17世纪北方的胜利是一个年轻的竞争者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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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遍地开花，444 甚至在小城市中（任何历史学家事先都不注意那里有工业的存在），在那不勒斯这类人们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城市中，工业也出现了。它们像成千个微弱的火星，445 同时把辽阔的干草地点燃。这些火星可能燃成燎原之火，也可能熄灭，然后在别处死灰复燃。只要有风力相助，就会蔓延到尚未着火的干草。直到今天，例如在1966年，往往还出现这种情况。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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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成交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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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活动多种多样，很难加以检查和进行计算。农妇在市场出售水果，穷人在富人的酒窖门口喝杯葡萄酒（富人常做这种小生意），威尼斯帆桨商船或塞维利亚贸易署从事的大宗贸易，都属于商业活动。商业的范围很广。此外，在16世纪，并非一切都已商品化了，情况远不是这样。市场经济只占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以物易物、自给自足的基本形式在市场经济之外到处泛滥。如果人们接受商业完成生产这个公式447 （就是说，商业在推动商品流通的同时，赋予商品额外的价值），那么，这个剩余价值，尤其是利润，可以说是很难计算的。即使举一个似乎众所周知的例子也是这样。在16世纪60年代，约有2万公担胡椒从印度和南洋群岛运到欧洲。每轻公担注32 胡椒在卡利卡特的收购价为5克罗萨多；在里斯本的售价超过64克罗萨多，等于收购价的12倍多。显然，这些货物的买卖不是由一人经手的。运费、税收和承担的风险是巨大的和多种多样的。因此，我们无法说出在出售胡椒所得到的约130万克罗萨多这个总数中，究竟有多少可算作商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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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商人的账册可以看到，或者从破产人申报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到，商品只是16世纪的“商人”从事的众多业务之一。各种经营和投机活动混杂在一起：购买土地和房屋，经营工业、银行业、海运保险、彩票448 、城市的年金、农民的代役租、畜牧业，当铺的质押放款，汇兑投机……真正的商品交易和虚假的金融交易互相掺杂。商人的生意做得越大，越是接近16世纪末的繁荣年代，金融活动的比重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新花样也就不断增加。人们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商品交易几乎可以神奇般地在交易会上清账。1550年，克洛德·德吕比在谈到里昂交易会时说：“不必动用一苏现金，有时在一个早晨就可支付100万里佛的货款。”449 50年以后，掌管里亚托银行汇兑日记账的季奥旺·巴蒂斯塔·佩雷蒂在给威尼斯市政会议的一份报告中说，皮亚琴察的每次交易会成交额达300万到400万埃居，但现金交易通常不到四分之一。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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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票的签署和转让451 将在17世纪成倍增加，这些有用的但未必总是诚实的服务早在15世纪就已在热那亚452 出现。到了16世纪末，背书票据几乎到处可见。453 据我们所知，1589年1月，454 在里昂有个典型的例子：两名意大利商人同意借款给朗格勒主教和他的两个兄弟。这笔钱是由“一个叫圭恰迪尼的商人”作为第三者以“期票转让”的方式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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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作一次测算。测算结果肯定是错的，但作这番尝试将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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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卡斯蒂利亚的税收文件来看。不用解释，税收资料显然很不完备。然而，商业税（alcabalas）随经济形势而浮动，因而是不可忽视的“指示器”。根据不同的城市和地区，商业税也显示出行业、财产和收入的不同。巴利亚多利德455 1576年的商业税收额为2200万马拉维迪（营业税原则上占销售额的十分之一），大体上相当于2.2亿马拉维迪的营业额。按城市有居民4万人计算，每个居民约分摊5500马拉维迪，相当于15杜卡托多一点。然而，这不等于说每个居民都能从商业活动中得到这份利润。这在原则上是每个居民经手的商品交易。读者可以猜出，在这些往往对外封闭的交易中，有着盈亏抵消和其他虚假的成分。因此，2.2亿这个数字可能还嫌太小。实际上，城市都按一定的承包额缴纳税款，完税后总有盈余。但是，16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不再根据契约纳税。商业税改由国家统一征收，城市不能再从中获利456 ……无论如何，2.2亿营业额和人均15杜卡托在1576年已是相当高的水平。1597年457 塞维利亚的情形更好。这个城市比巴利亚多利德富得多，1576—1598年的通货膨胀也起了作用。结果，塞维利亚人平均分摊的税额为1.59万马拉维迪（共有10万居民，商业税为1.59亿马拉维迪），相当于巴利亚多利德1576年的数字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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