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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和货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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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解释如果反复使用，也就失去了说服力。这在科学界是如此，在历史学界也是如此。我们不再像弗朗索瓦·西米昂那样，把16世纪看成是贵金属市场和物价动荡不定的时代。509 弗兰克·斯波纳和我510 曾试图计算美洲大陆发现前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货币流通总量。通过简单的但不甚可靠的方程式计算，我们得出的数字大约是黄金5000吨，白银6万吨。按照厄尔·汉密尔顿511 的计算，在1500年到1650年这一个半世纪里，从美洲运到的白银约1.6万吨，黄金180吨。假定这些数字大体正确（当然没有把握），有些问题便得到了证实，另一些问题又需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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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对1500年以前的形势，从而也对15世纪，作出应有的评价，这在历史学家中得到许多人的赞同。512 我们把货币经济在西方的巨大进展归功于15世纪。1500年以前，向君主缴纳的全部税款，以及向领主和教会缴纳的部分赋税已采用货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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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弗朗索瓦·西米昂看来，美洲的矿产决定着一切。从1500年到1520年，货币储备可能翻了一番；从1520年到1550年，可能又翻了一番；从1550年到1600年，可能再增加了一倍多。弗朗索瓦写道：“在整个16世纪，货币量约等于原来的50多倍。相反，在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货币储备每百年仅勉强增加一倍。”513 这种论述令人难以接受。16世纪的发展十分迅猛，但在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人口的增长、货币的贬值、经济生活的突飞猛进，肯定还有现金和支付手段流通的加速，全都说明为什么会发生16世纪的价格上涨、价格革命或者说“虚假革命”。514 后面我们还要重新阐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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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总之，不论信用膨胀如何之大，地中海在16世纪没有足够的现金和证券支付每年的交易平衡和600万的工资。支付手段不只是个经常存在的问题。在1603年的威尼斯，虽然城市的财政相当宽裕，却也发生了无钱支付工人工资的事。515 对于锁闭的落后的经济，这种情况就更不用说了。由于支付手段不足，普遍存在实物交换。如果没有实物交换，经济活动也就一事无成。何况，实物交换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常常为市场经济扫清道路。但是，只有现金付款才能搞活市场经济和加速经济的发展。在波罗的海沿岸，汉萨同盟和西方商人的少量投资，促进了当地还处于初级阶段的经济。当然，随着16世纪的结束，汇票逐渐增多，可能弥补了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洲贵金属到达减缓（如果有这种减缓的话）516 带来的后果。1604年，517 一个威尼斯人谈到，皮亚琴察交易会每年的成交额达到1200万到1600万埃居。多梅尼科·佩里提到，快到1630年时518 的贸易额为3000万埃居。但是，这些数字都并不可靠，而且这些交易只是活跃了经济生活上层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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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货币经济无疑有所发展。在土耳其帝国，由于接二连三的货币贬值，货币经济出现了革命般的飞速发展。历史学家天天都在发现有关这些情况的证据。所有的价格都在上涨。原有的社会联系全被切断。西方的悲剧在土耳其帝国自动延续。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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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但由此得出的是以下重要的而又并不令人惊奇的结论：货币的流通（我指的是所有的货币，甚至包括价值最低的货币）只贯穿于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在重力的作用下，河水总向低处流动。货币却向经济生活的高层流动。因此，货币流通造成一系列地区差异：高“电压”的城市同没有或几乎没有货币的农村之间的差异；现代地区和古老地区之间的差异；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已经存在这两类国家：发达国家不断前进；不发达国家也在进步中，例如土耳其，当时没有赶上领先的国家）的差异；各个活动领域之间（只有运输业、工业、特别是商业和国家税收部门与货币流通有关）的差异；少数富人（可能占5%）和广大穷人和贫苦人之间的差异。少数和压倒多数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我想，社会革命的尝试之所以失败，甚至还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这是因为大多数人极度的相对的贫困化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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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贫占人口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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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马拉加520 为例（当地情况还比较好），据估计，该城市1559年共有3096户（自由民）居民，按每户4口人计算，居民人数稍多于1.2万人；在教区神甫的协助下，这一估计事后得到了证实。居民按收入分为三个等级：小康之家、小老百姓和赤贫。在赤贫中，有700多名寡妇（被看作半户）和300名劳动者（被看作整户），这就是说，共约有2600个赤贫，约占城市人口的20%。小康之家（并不意味着是富人）可能有300户，因此有1200人。小老百姓占大多数，约70%，就是8500人。这些比例是准确的，很有代表性的。20%的赤贫，这是一个近似的比例，可能出入很大。但无论在地中海或在地中海以外的地区，521 似乎都是真实的。此外，观察家们还指出，在最富有城市的中心，存在着可怕的贫困景象。例如在热那亚，每年冬季来临，穷人的生活更加悲惨，522 拉古萨是个十分繁荣的城市，但社会的两极分化极其严重。据一份见证材料说：1595年曾发生“很多悲惨的事”。523 当然，没有任何事实足以表明，对马拉加进行的调查也适用于那些规模比它大或条件比它差的城市，尤其不能说明这个计算尺度也适用于农民，农民的收入按现金计算虽然微薄，他们的景遇也比城市更加艰苦，但农民的生活比较平稳。如果接受以上的百分比，那么在地中海地区，赤贫的人数可能达到1200万到1400万。这个巨大的数字是不应排除的。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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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古今以来从未有过充分就业的经济。在劳动力市场上，总有一大批失业工人。至少从12世纪以来，这些流浪汉和半流浪汉是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生活的常数和结构之一。525 至于农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我们下面就利用几个抽样调查的材料。这些材料显然不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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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年5月8日，布雷西亚的一个村庄被一场大火烧毁。526 蒂佐村位于阿尔卑斯山区，属于科利奥·德·瓦尔诺皮亚镇，方圆约半英里。村内260幢房屋被大火烧光。调查者只找到剩下的断墙残壁。最后一个细节是：该村每年向威尼斯市政会议纳税200杜卡托。在这260幢房屋中，仅仅274户人家就有居民2000人（如果数字确实无误，正如种种迹象所表明的那样，完全可以推算出每户7人来）。房屋的价格不计在内，损失估计达6万杜卡托，即每人30杜卡托。同年7月，一场大火烧毁了位于特雷维平原地区的两所农民房屋。其中一所估计损失250杜卡托；另一所估计损失150杜卡托。第一家的家具、干草和谷物价值200杜卡托；第二家的干草和粮食价值约90杜卡托，家具不算在内（家具被抢救出来了吗？）。两户灾民在他们的救济申请中自称是贫民，还说自己是穷光蛋。这种用语在救济申请中出现是十分自然的，但与上面的谨慎估计并不矛盾。因此，我们假设以上具体数字具有计量的价值。让我们回过头再看蒂佐这个小村，就火灾造成的损失作一补充：假定每户的收成同上述两户灾民中收成较低的一户相同，即每户约100杜卡托，蒂佐村的全年总收入将为2.74万杜卡托，相当于每人13.7杜卡托。这一系列计算使我们可以接近“穷人”的界限，或不如说赤贫的界限。然而，人们永远也不可能测定准确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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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了那不勒斯审计院的文献，但已为时过晚，未能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资料。然而，这些税务文书，从许多途径为我们了解当时贫民的生活打开了大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佩斯卡拉527 是个贫困的小城市，有200到250户人家，1000名居民都是外乡人，如罗马涅人、费拉拉人、科莫人、曼图亚人、米兰人和斯拉夫人。在这1000名左右的移民中，“共50户（200人）拥有房屋和葡萄园，经营某项产业。其他家庭除了窝棚、小板房或者好一些，还有草堆外，几乎一无所有。他们得过且过，或者在盐田干活，或者刨地……”这篇文章补充说，要是幸运的农民能买牛耕地，该有多好！这就证明他们本来没有牛。人们认为农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然而这个城市有自己的港口和商店，甚至3月份还有圣母领报节的交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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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院还提供了在遗产继承时出现的领主年金买卖的具体细节。一般说来，每个居民以各种形式缴付给领主的年金为1杜卡托，而领主的年金是“按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比例”出售的，也就是说，1杜卡托的收益要卖10或20杜卡托。至于每人缴付1杜卡托的这条规律，我的推算也许草率仓促，但仍有其价值。另一条规律是，每个农民的年收入为10杜卡托上下。然而，请看一个特殊情况：奥特朗托地区的苏佩蒂诺村528 1594年5月有395户人家，因此是一个大村子，而且几乎是个小城镇。这个村子的居民比佩斯卡拉城还要多。村子的主要财富是油橄榄树。在这个村子里，每人缴付1杜卡托领主年金的规律不太适用。这个村子里一方面的确约有1600名居民；另一方面领主只收到900杜卡托。但在这里，我们却能根据领主的实物什一税的清单，算出产量和现金收入（3000桶葡萄酒，1.1万托马拉小麦，4000托马拉大麦，1000托马拉燕麦，1250托马拉蚕豆，50托马拉鹰嘴豆和滨豆，550捆亚麻，1250斯塔雅油——总计价8400杜卡托）。如果我们列出的收入的单子是完全的，如果什一税正是收入的十分之一，那么居民的人均收入大约是5杜卡托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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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根据1576年和1578年的调查的“地方风貌”，529 卡斯蒂利亚的各个村子的收入要更高些，根据抽样计算出来的家庭生活水平530 达到每户15522马拉维迪，相当于44杜卡托。如按每户4口人计算，人均收入是11杜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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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还可以有其他一些算法。对各个手工业行会的内容丰富的档案资料还探测挖掘得很不够。税收账目肯定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计算出威尼斯所属各岛，例如科孚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的“国民产值”。存放在巴勒莫和锡曼卡斯的有关西西里岛的文献资料堪称罕见。我以为，把威尼斯国家和托斯卡纳国家的毛产值计算出来虽有困难，但完全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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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度认为，如果算出奴隶的价格、士兵或苦工的薪饷，或者仆人的工钱，以此作为最低水准，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我不能肯定这些数据是否真正反映最起码的水准。16世纪上半世纪，无论是在西西里，还是在那不勒斯，一个奴隶平均售价为30杜卡托。531 然而，1550年以后，价格增加了一倍。532 人们难以从中得出任何结论。因为奴隶市场仍然很狭窄。市场上一旦奴隶过多，价格就会随之暴跌。1587年6月，彼得罗·托莱多（著名的那不勒斯总督的儿子）率领帆桨战船抢劫归来后，以每人30杜卡托533 的售价出卖了抓来的奴隶。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常常可能几乎不花分文就得到奴隶的劳动力。16世纪末，12年来一直带着锁链划桨的苦役犯得到了解放。但我们又知道，凯法利尼亚监督官仍随意指派这些奴隶上船划桨，让他们从一艘帆桨战船转到另一艘帆桨战船。534 俘虏的赎买同样令人失望。535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赎买只涉及富人和特权阶级。赎金的数目不取决于人的市价，而要看主人对俘虏的财产作何估计。至于那些在船上吃住和领取报酬的志愿划桨手，海军指挥官吉龙536 的一句话足以说明问题。服刑期满仍被留在船上的苦役犯也是所谓“志愿划桨手”（或不完全自愿的）。他还说，每月发给他们1杜卡托，但在意大利，却发给他们2杜卡托。他接着解释说，出这样高的价，在西班牙很容易找到志愿划桨手。至于士兵，既然他们于1487年已领取3杜卡托的月饷，537 他们的报酬只会比这更高，而且还有其他津贴。总之，我最后认为，志愿划桨手、奴隶，当然还有士兵和仆人（以拉古萨为例538 ），他们的境遇并不始终处在贫困线以下。这条基本界线不能按以下方式划分：一边是由社会负担的，肯定有碗饭吃的人，另一边是其他的人。贫困线甚至还位于这些苦难深重的人之下，并且很少移动，除非更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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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的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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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些已经进行的或者将要进行的估测和计算得出什么结果，从以往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如果我们把有劳动力的人分为下列三种，基本上不会出错：年收入在20杜卡托以下的为赤贫，年收入在20—40杜卡托的为“小老百姓”，年收入在40—150杜卡托的为“小康之家”。这个等级范围，既没有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也没有考虑到不同年代的价格变迁，这种变迁在通货膨胀时期尤其重大。因此，只是一个很粗略的分界。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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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要得知帕多瓦大学一个教授的年薪为600弗罗林，我们据此立刻就能断定他在富人一边，甚至不必考虑他是不是民法学的讲座教授科拉多德尔·布西奥那样的人物，也不必考虑1506年夏季工资的一般水平。540 我们每次最好把文献资料提到的许多种工资进行简单的分类。例如，威尼斯的铸币厂最低的工资幅度从担任警戒的勤杂人员（年工资少得可怜，1554年仅20杜卡托）541 起，往上到负责分开金、银的职员（1557年工资为60杜卡托542 ），直到会计（工资为180杜卡托543 ）一级，报酬才不算太低（1590年物价上涨以后才是这样544 ）。又如在兵工厂，1534年545 工人的工资水平还相当低。从3月1日到8月31日，每人每天工资24索尔迪，从9月1日到第二年二月最后一天，每人每天工资20索尔迪。同年，像捻缝工这样的熟练工人夏季每天工资为40索尔迪；冬季每天工资为30索尔迪。可见，威尼斯的两个工业中心——兵工厂和铸币厂546 ——依靠报酬相当低的劳动力。甚至由十人委员会雇佣的书记员平均每年只有100杜卡托。547 形成对比的是：为威尼斯市政会议服务的“工程师”吉安-吉罗拉莫·圣米歇尔1556年3月要求市政会议把他的工资从每月20杜卡托增加到25杜卡托。在我们看来，他是令人羡慕的。他的月工资等于一个工人的年工资。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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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大批穷人和贫苦的人组成了庞大的无产阶级。历史学家根据可以得到的不完全的证据，逐渐认识到这个阶级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流逝，无产阶级对16世纪全部活动的影响日益扩大。它将使抢劫绵延不绝，这是一场真正的、长期的、无益的社会革命。普遍的贫困使冲突、差别得到解决。它将无情地把穷人和一无所有的人推向生活的最底层。在西班牙，财富长期掌握在古老的家族手中，人口日益减少。这在17世纪造成一个奇怪的社会类别，一个和罗马帝国平民阶层相似的无产阶级。真正的穷人，因流浪汉小说而闻名的城市歹徒、拦路抢劫犯、真假乞丐，所有这些无赖恶棍都脱离了劳动，或不如说，是就业和招工首先与他们相决裂。正如沙俄时代莫斯科的穷人一样，他们游手好闲、生活贫困。如果在寺院门口没有粥汤施舍，这些乞食者能够生活下去吗？还有一些衣衫褴褛、在街道的角落上玩纸牌和骰子的人，他们也为富裕家庭提供大批仆役。例如年轻的奥利瓦雷斯伯爵，当他在萨拉曼卡读书时，就有一名管家和21个仆人侍候，还有1头骡子把他的书从住所驮到大学。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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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情形是这样，宗教战争时期的法国，西克斯图斯五世时期的意大利和16世纪末期的土耳其，情形也是这样：穷人越来越多，这就足以表明经济形势即将发生急剧的变化；而从地中海的一端到另一端，这一变化对穷人将没有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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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并不完全以吃饱肚皮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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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计算和估测都有待修正，而且可以得到很大的改进。但是，对有关食物的调查，550 我们不要抱太多幻想。在我们对低生活水平的调查中，文献资料提供的证据似乎存有争议。的确，如果相信这些文献资料，一切都很完美。在斯皮诺拉人的餐桌上，饭菜的丰盛和多样化并不令人吃惊。在穷人的饭菜中，很大一部分是便宜的面包和饼干，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甚至还有干酪、肉和鱼。在整个欧洲，无疑也在地中海地区，肉类消费的逐渐下降已经开始，但并不很快。对这些回顾性的调查，我们感到吃惊的究竟是什么呢？按照饭菜的热量计算，士兵、水手、苦役犯、收容所的穷人每天的伙食竟达4000卡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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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方提供的材料来看，饭菜毫无例外总是好的。如果信以为真，当时的世界该是极其完美的了。在张贴出来的或转交给主管当局的菜单上，一切都无可挑剔。然而，我们不免对此产生怀疑，何况关于帆桨战船的食物分配还曾有过争论。可数字却摆在那里，还有任职多年的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的食品督办对审计院调查员所作的直言不讳的汇报。551 甚至在土耳其的帆桨战船上，一日三餐都分发大量饼干。552 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一事实已为大量文献资料所揭示和证实。这也许只是意味着划桨手或者士兵是相当宝贵的奴仆，维持他们的生活正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健康。因此，我们不必有任何提示，就可以断然肯定：他们仍是幸运者。凡能得到后勤部门供应汤、咸牛肉、面包、酒和醋的人都不会饿死……迭戈·苏亚雷斯年轻时曾在埃斯科利亚尔大寺院的工地上劳动。他觉得那里的大锅饭不错。真正的穷人是那些得不到慈善机构或军队后勤部门供应的人。这种穷人人数极多。他们在16世纪处于贫困的最底层，那里时时可以见到暴力的景象。根据一则传闻，1597年5月27日，“圣灵教堂的堂主和教士向穷人发放面包，1200多名穷人蜂拥而来，你争我夺，6至7 人因此丧命，其中有男女儿童和一名妇女，有的被挤倒在地，有的被闷死”。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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