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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零碎事例不能给人一种有规律流动的印象。只要现金取道佛兰德(热那亚放款人偶或使用这条道路),地中海地区就只能吸引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相关的证据举不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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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拉古萨的货币流通情况。拉古萨商行交托其经纪人前往巴尔干半岛或黎凡特进行采购时支付的现金,这些商行为清理债务以及为成立公司筹集资金而支付的款项,有关这些开支的单据在官方的档案中有时还记录在案。无论是在威尼斯、匈牙利、罗得岛、希俄斯岛还是在阿勒颇轧制的金币,它们都长期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这就涉及,在拉古萨和黎凡特的关系中,黄金作为货币究竟起什么作用的问题。177 1551年6月5日,米利亚诺·迪·弗洛里奥交给船主安东尼奥·帕拉帕尼约650金埃居。这650埃居分为400土耳其西昆和250威尼斯西昆两部分。178 1558年11月,又交给拉古萨人约翰内斯·德·斯特凡诺100金埃居,充当从那不勒斯到亚历山大、再到热那亚的旅费。179 耶罗尼穆斯·约翰内斯·德·巴巴利斯于1559年6月收到500金埃居,作为到亚历山大的旅费。180 这些金币常常是土耳其西昆。银币于1560年8月终于取得它应有的地位,那是安德雷阿·迪·索尔戈的合伙人乔瓦尼·迪·米洛181 在启程去黎凡特时收到的1500枚土耳其阿斯普尔小银币。后来,尤其在1564年以后,通用的货币更可能是塔勒(talleri),是土耳其或匈牙利的塔勒。182 西班牙的里亚尔银洋是在1565年和1570年期间才到达拉古萨的。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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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地中海市场的货币严重不足。1561年,在巴塞罗那,菲利普二世于3月26日致函加泰罗尼亚总督唐·加尔西亚·德·托莱多,要他筹集10万杜卡托供10月和5月的交易会之用。总督于5月5日184 答复说不可能。“市场银根很紧,商人资产又少!……请陛下相信,为在这里筹集到8000至1万杜卡托的军饷,我有时不得不请当地的商人预支,并且还以我的银器做抵押。他们为此要我支付9%—10%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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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看看1566年4月185 那不勒斯在热那亚缔结的有关10万杜卡托(意大利金币)的供货契约。西班牙君主和银行家缔结的契约,虽然名目繁多,但通常都采用这种借贷形式。为了换取在热那亚当地支付的10万杜卡托借款,菲利普二世以那不勒斯王国的“贡奉”或税金为抵押,供第二年还本付息之用。既然借款将由那不勒斯偿还,西班牙大使菲格罗阿在热那亚缔结的契约便送交那不勒斯总督签署。总督转请其财务官和一位专家审查契约的各项条款和偿付方式。核查结果表明,贷款利率竟高达21.6%。阿尔卡拉公爵写道:“虽然在我看来利息太高,我还是只能签字认可。”这难道不正是热那亚银根“紧张”的一个证据吗?以上论证的一个细节表明(人们预先也可猜到这一点),现款在热那亚比在西班牙更珍贵。评论家还指出,由于现金是在热那亚支付的,商人从中可取得2%的贴水。这一利润比运输和保险费用还略高一点。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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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热那亚在1566年银根很紧。同一时期那不勒斯的情况更糟。1566年初,西班牙准备缔结一项数额达40万或50万杜卡托的“契约借款”,187 预定由那不勒斯的“贡奉”作偿还担保。然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谈判的结果是以我们刚才谈到的“兑换”方式提供10万杜卡托。阿尔卡拉公爵还特意嘱咐,“兑换”至少不要在那不勒斯进行,因为那不勒斯市场不能提供为数达10万杜卡托的借款;商人们会串通一气,提高他们的要价。这笔生意最好是在西班牙或者热那亚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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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16世纪70年代的到来,新的局面出现了。为了在地中海地区集结军力,西班牙的财政机器不得不一反常态,以汇票或现金的方式188 输送白银。1572年4月,让·安德烈·多里亚通知热那亚共和国,将亲自去卡塔赫纳索取白银。热那亚商人宁愿在卡塔赫纳装船起运,不希望通过陆路运到巴塞罗那,因为陆路不安全。189 甚至1575年西班牙国家的第二次破产也没有使这种用船发送钱款的活动中断。这次破产从根本上动摇了热那亚,而且也使安特卫普的流通渠道终于被彻底摧毁。1576年4月,菲利普二世曾派人将65万杜卡托运往热那亚。190 同年,菲利普二世主动提出,将用他的帆桨战船把富格家族的一万金埃居运到意大利。191 在1575至1578年间,通过这同一条道路,富格家族的经纪人把多达百万克朗的钱款送到尼德兰。192 1577年7月,菲利普二世命令让·安德烈·多里亚前往巴塞罗那,负责把那里的银币装船运往意大利。由于意大利急需钱款,尤其重要的是“不要让海盗得知钱由一艘帆桨战船运送”,193 因而在钱款装载完毕后,船长必须立刻出发,不管应当参加这次航行的卡斯蒂利亚海军上将是否在船上。我们必须指出,新路线不在意大利终止;热那亚已是向北方输送白银和汇票的转运站。但是,这并不妨碍意大利得到一份利益。首先从托斯卡纳大公开始。1576年后,这个大公又得到了西班牙的恩宠。1582年,菲利普二世要求大公给佛兰德一笔40万杜卡托的贷款。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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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到达塞维利亚的白银的增加,1580年以后,货币流通的规模膨胀起来。在1584年至1586年之间,最能说明这一规模的莫过于法国驻西班牙的代办隆莱尔秘书的信件。有了这些清晰明了的信件,195 我们就不必茫无头绪地去查找众多的文献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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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4年1月18日196 :两艘帆桨战船即将从巴塞罗那启程把白银运往热那亚。1月12日:向米兰发运100万金币,转交佛兰德。在这笔钱之后,另有100万金币在米兰城堡存放。197 3月22日:向意大利运去大量白银,作为办理佛兰德的事务之用。198 5月26日:让·安德烈·多里亚将于6月18日或20日在巴塞罗那启程,随行的有20艘帆桨战船和其他几艘大船,船只将为天主教国王运送200万金币,其中100万是“皮斯托莱泰埃居”,另外100万是“里亚尔”。此外,船上还有大约100万左右富格家族和热那亚商人的汇票。6月1日:热那亚人又签订了一份契约,准备在四五个月以后199 提供40万埃居。在让·安德烈·多里亚的帆桨战船所载运的款项中,250多万埃居归天主教国王所有,约100万属于私人的钱款(其中有托斯卡纳大公的钱),还有30万埃居是安德烈·多里亚本人的财产;另有30万到40万埃居属于其他热那亚人。此外还应加上乘船回国的30到40个意大利领主或贵族随身携带的钱款。“除此之外,有50万埃居是西班牙国王付给德意志富格商行的。这是我在西班牙银币输出的账单上所看到的情况”。200 事实上我们得知,6月30日给富格家族的这笔钱属于他们自己所有。“西班牙国王以他的名义把这笔钱交给他们是为了使这笔钱能够从西班牙出境。”201 在米兰,储备金已经达到120万埃居。10月17日;J.B.科瓦蒂同意给J.B.德·塔锡大使一笔8万埃居的贷款。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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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5年4月4日:国王向米兰和热那亚运出一笔巨款。203 4月25日:40多万埃居在巴塞罗那装船运往意大利。204 5月14日:19艘热那亚和萨伏伊的帆桨战船,8艘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25艘西班牙的帆桨战船,由5000名士兵护送,从巴塞罗那出发,向意大利运送120万埃居。“除此之外”,还有76艘满载白银的船只经萨拉戈萨前往巴塞罗那。205 6月9日:帆桨战船将50万埃居交给萨伏伊大公。206 6月15日:船队在意大利卸下183.3万埃居,其中有100多万没有登记。207 9月20日:帆桨战船再次出发前往意大利,运去40万埃居。同时,30万埃居刚刚到达菲利普二世当时停留的蒙松。208 9月18日:经与富格家族商定,“把50万埃居运往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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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6年3月25日:为应付佛兰德的开支,209 向意大利发运120万埃居。5月31日,仍然为了佛兰德的事务,210 7艘帆桨战船运载60万埃居到热那亚。9月29日:8天前和富格家族缔结了一项“借款契约”,规定在法兰克福支付150万埃居;在贝桑松支付25万;在米兰支付25万。211 10月11日:又商谈一项借款,规定在意大利支付70万到80万埃居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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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年代里,西班牙贵金属的外流仍进一步扩大。只要看到菲利普二世统治的最后12年里“契约借款”的数额之高,就可以相信这一点。1586年:富格家族可能借给菲利普二世150万金埃居,在意大利和德意志支付。213 1587年:阿戈斯蒂诺·斯皮诺拉借给他100万“斯库迪”。1589年:佛罗伦萨人借给他10万埃居。214 同年,热那亚商人达成一项“交易”,向尼德兰提供200万埃居。第二年,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付给尼德兰250万埃居。215 1602年,奥塔维奥·琴图廖内借出900万,甚至可能更多。对于这一点,一些谨慎的历史学家表示怀疑,216 但却怀疑错了。217 我也找到了阿戈斯蒂诺·斯皮诺拉于1587年订立的借款契约,数额达930521埃斯库多。与理查德·埃伦贝格所说的正好相反,这份合同不是为意大利订立的,而是供帕尔马公爵以汇票的形式把钱寄给尼德兰。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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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无关紧要。值得重视的事实是:西地中海地区的铸币交易和信贷交易已经大大膨胀;西地中海上升为银币流通的主要道路。满载整箱整桶硬币的帆桨战船不停地航行,任何人对此事的重大历史意义都不会提出异议。谈到美洲金银的运输,我们不仅应想到西印度船队的著名大帆船,也应该记住比斯开湾的圆头大船,以及地中海的帆桨战船;在和平时期,这些战船不再运送战斗人员,而是空前繁忙地运送旅客和大堆银币。219 海上航行难免会有事故发生:1582年4月,一艘帆桨战船在巴塞罗那和热那亚之间航行时突然遇到坏天气,不得不抛弃部分贵重的货物。56箱里亚尔被抛入大海,另外,一整箱埃斯库多和其他金币也被抛到海里。220 但是,这些事故很少发生。1.5%的保险费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相对而言,陆上事故的数量有过之而无不及。1614年1月,221 热那亚人的14万埃居在离巴塞罗那6古里远的地方被百来个强盗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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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货币侵入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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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中海的兴旺发达,大西洋的贸易一落千丈,安特卫普以及一切以安特卫普的经济活动为转移的商业城市也纷纷衰落。依我之见,安特卫普和尼德兰的衰落发生于1584—1585年的大转折年代之前——这些年代的重要性是不可否定的——甚至发生在1576年安特卫普遭受劫掠或者1575年西班牙国家第二次破产之前。我以为,正如A.戈里斯所说,222 人们可以追溯到1567年,或者1569年。尼德兰的经济于1567年出现明显的停滞,即使生意兴隆、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翁斯科特毛纺织中心也是如此。223 阿尔贝公爵到达荷兰时,纺织工业蒙受的打击是如此严重,以致他在当地甚至无法为他的宫廷人员找到足够的蓝色衣料。224 当然,安特卫普并未因1576年11月遭到抢劫而元气尽丧。225 1573年葡萄牙的一份报告指出,至少从1572年起,与佛兰德的贸易全都遭到摧残。226 早在1571年,227 一个西班牙商人回到安特卫普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恍若到了另一个城市。交易所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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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的衰落也大体上发生在同一时期。它作为金融市场所留下的重要职能,于1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间转移到巴黎。228 1577年,交易市场开始杂草丛生,几乎成为荒野的村落。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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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同一时期,坎波城的巨大的汇兑交易所也寿终正寝,历史学家总是说此事发生在西班牙国家的第二次破产(1575年)前后。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在坎波城北面的布尔戈斯和毕尔巴鄂,几乎同时出现了经济萧条。那个时候,布尔戈斯商事裁判所重要的海上保险,230 实际上已告终止了。原因在于,从坎波城经毕尔巴鄂抵达佛兰德的交通干线已被切断。在菲利普二世统治初期,这是西班牙帝国的主要航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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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地中海使世界的一大部分货币改变了流通方向,因此获利不浅。巴塞罗那再次繁荣兴旺并于1592年重开汇兑交易会。撒丁岛、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从此不再是其贸易区的极限。16世纪末,巴塞罗那派遣帆船远届处于贸易区之外的拉古萨以及埃及的亚历山大。231 更有甚者,当时贵金属侵入整个意大利。长期在威尼斯担任法国大使的迪弗里埃大使非常熟悉意大利和黎凡特的商业贸易。1575年,232 他为笼罩意大利半岛的战争威胁焦急不安。西班牙人会利用热那亚的内部纠纷夺取这个城市,然后占领整个意大利吗?他在给法国国王的信中明确指出,这个意大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钱”。他对后来几十年的意大利会说些什么呢?在1595年左右,精明干练的费理亚公爵在一份长篇报告中写道:对英格兰来说,最好还是“像那不勒斯、西西里和米兰那样向西班牙屈服,这些地区在现政府的领导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繁荣……”233 让我们把这一段话献给那些急于说地中海从16世纪就开始衰退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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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西班牙的货币已经逐步侵入整个地中海地区,并迅速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1580年,在阿尔及尔市场通用的货币是西班牙的金埃居以及价值8里亚尔、6里亚尔、4里亚尔的银币。所有这些货币的市价都高于面值,而且是运往土耳其的主要商品之一。整箱整箱的里亚尔运往这个国家。234 法国驻阿尔及尔领事馆的文献汇编(始于1579年)235 ,法国驻突尼斯领事馆的文献汇编(始于1574年),236 曾多次指出西班牙货币的领先地位。俘虏的赎身价格一般都是用西班牙货币确定的。1577年2月,一艘阿尔及尔船上的俘虏在得土安举行暴动。土耳其人急忙跳入水中,倒了大霉。他们当中许多人因随身携带着里亚尔和金子而沉入海底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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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窝那,除了官方的大量货币抵达以外,还有小船直接从热那亚和西班牙驶来。小船运载的货物中夹带成箱的里亚尔。238 在拉古萨,在16世纪末,即1599年,曾有两批货币分别运往罗多斯托和亚历山大。第一批是“塔勒”和里亚尔;239 第二批全是面值8里亚尔的西班牙本洋240 ……前一年,拉古萨的一艘大帆船被船员抛弃在塞里戈。为了避免落入哲加拉手中,这些船员乘坐一艘小船上岸。241 船主和逃亡者随身带走了1.7万里亚尔。另一个细节:1604年5月,一个马赛人在拉古萨承认欠一个佛罗伦萨人“263枚面值8里亚尔的银洋”。242 由此可见,拉古萨遭到西班牙货币的全面入侵。但是有哪个城市、哪个地区能够逃脱这种入侵呢?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里亚尔到达土耳其,是用在利沃夫和伊斯坦布尔之间行驶的大车从波兰运去的。243 显然,我们不必去黎凡特做实地考察。那里的大量商业信件——意大利、拉古萨、马赛、黎凡特、英格兰的信件——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事先已经知道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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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俯拾即是的细节,不应当使我们忘掉主要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从1580年开始,意大利各大城市同西班牙本身相比,同样或者更加称得上是真正的白银集散中心,那么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意大利从扮演白银分散中心这一角色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其任务是向黎凡特输送一部分过剩的西班牙银币,这是轻而易举的和有利可图的事。另一项任务是:向尼德兰供应难以得到的金币、银币和汇票。西班牙为维护在尼德兰的统治和天主教的命运,便源源不断地向尼德兰输送现金,不但养活忠于西班牙的军队和臣民,也养活那里的叛逆者。意大利就处于这样一个创造性的体系的中心。这个体系包括各种联系、各种同步运转以及明显的不匀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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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受“银根过松”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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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80年开始,帆桨战船从西班牙运往热那亚的金、银数量不断增加,1598年6月244 可能达到最高纪录,一次就卸下220万埃居(20万金币、130万银锭、70万里亚尔)。如果不算1584年6月20日让·安德烈·多里亚率领的20艘帆桨战船运达热那亚的300万到400万埃居(不过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够准确),这的确是个创纪录的数字。245 我们应记住所运送货币数量之巨之大。据1594年统计署的统计,在每年运到西班牙的1000万金币中,约600万又从西班牙输出(300万是国王的,另外300万是私人的),剩下的400万或者留在西班牙,或者由信徒、旅客和海员私自带出国……一位历史学家246 认为,16世纪末每年可能有600万金币进入意大利,然后分散到这一半岛各地及半岛以外。这一为数巨大的金、银在到达热那亚(或者维尔弗朗什、波多菲诺、萨沃纳或者里窝那)以前,就已经发挥了作用。金银即将到达的消息一经传出,意大利各市场立即出现“银根宽松”的现象,正如塞维利亚或者马德里和坎波城获悉西印度船队即将抵达时一样。这些帆桨战船是第二支西印度船队。很快,“银根宽松”的局面在意大利变得越来越经常,有时甚至造成极大的损害。现金充裕,利息低廉,造成了许多人的失算。货币的不断涌入,使信贷的运转很难适应,常常出现很大的涨落。汇票必须要有人借款才能卖出。但是,当现金充裕时,谁还借钱呢?让我们了解下面这个简单的机制:现款充裕,意味着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一份,结果是借款人,即出售汇票的人,从市场上消失了,或者至少变得少了起来。汇票少了,价格就很高。在相反的情况下,货币短缺,汇票到处都有,放款人就能够低价购进汇票。在这些表面上很安适宽裕的年代里,西蒙·鲁伊斯却感到困惑和不满。他除了充当大宗买卖的经纪人以外,还是坎波城市场的放款人和汇票的购买者。向他出售汇票的一般是羊毛商人。这些商人如果得不到垫款就不能做生意,因为在西班牙购买的羊毛,要好几个月后才能在佛罗伦萨出售得款。西蒙·鲁伊斯廉价买进债券,然后再寄给他在佛罗伦萨的朋友和同胞巴尔塔萨尔·苏亚雷斯。后者后来通过联姻成了托斯卡纳大公的内弟。汇票到达目的地后,就变成现金,还能获利。但是,还得用这笔钱在佛罗伦萨购买新的汇票,把新汇票再寄回坎波城。如果市场银根宽松,就得以高价购买汇票,于是西蒙·鲁伊斯在第二次交易中就无利可获。简单说来,银行家赌输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不再能在6个月内赚到惯常赚到的5%的利润。不赚钱,就是赔本,就是“投资不当”。没有比坎波城的这个老人的抱怨和他在佛罗伦萨的朋友的解释和举出的理由更加清楚明了的了。247 他在佛罗伦萨的朋友解释说:“今天,手里有钱的人要依借款人的开价出借……”248 此人还说,抵抗这股潮流是极其危险的。在1591年9月他还写道:“佛罗伦萨曾有人企图进行抗拒,但都没有得到任何好处。”249 面对货币和银锭如潮水般涌来,又有什么办法呢?汇兑活动的本质和特性遭到了破坏。要使汇兑得以进行,汇率就必须有升有降,以产生有利可图的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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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意大利半岛各大铸币厂的简单研究,我们可以得到意大利现金泛滥的另一幅图景。没有一家铸币厂停产。根据审计院的文献资料,大概可以再现那不勒斯造币厂的某些真相。250 我们注意到,从1599年到1628年,251 该厂轧制了1300万枚硬币。这项工作在巴勒莫、墨西拿252 和热那亚253 同样紧张繁忙。货币在发行后立即开始流通,特别是在17世纪,很快离开了本地。威尼斯造币厂254 不停地轧制货币,显然与城市的繁荣有关。那里平均每年轧制100万枚金币和100万枚银币。造币的原料一般由商人提供,但这无法满足需求,于是铸币厂就订合同进行收购。这些合同通常数额很大。1584年为50万杜卡托(6月2日同卡波尼家族签订)。另有14万马克是与在威尼斯的富格家族的代理人奥特签订的。1585年又同奥特签订了一项数额为100万杜卡托的合同。1592年,同阿戈斯蒂诺·塞内斯特拉罗、马尔坎托尼和G.巴蒂斯塔·卡迪奇签订一项数额为100万杜卡托的合同。1595年12月,同奥利维耶罗·马里尼和温琴佐·琴图廖内签订了一项数额为120万杜卡托的合同。1597年3月26日,一项数额为100万的合同由耶罗尼莫·奥特和克里斯福罗·奥特承担。此后,合同涉及的数额少了一些。但在1605年3月,与焦·保罗·马鲁福、米凯尔·安杰洛·博尔洛蒂和乔瓦尼·斯特凡诺·博尔洛蒂等人签订了一项数额为120万杜卡托的合同。我们不想在这里就威尼斯造币厂的收购算笔总账,而是为了指出,这些收购的数量极其庞大。来自美洲的西班牙白银基本上满足了它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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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不应该希望,把轧制的数字加在一起,以此由果溯因地核查出遥远的新大陆的产量。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这里铸造的硬币可能在其他地方又重铸一次。几个月或者几年以后,这些硬币又会送到另一家造币厂改铸。从1548年到1587年初,那不勒斯铸币厂共轧制了硬币1050万杜卡托,而留在当地的通货量还不到70万杜卡托。255 尽管如此,在意大利,货币的流通越快,金银的数量也越充足。当然,意大利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地位,并不是简单地由于它位于西班牙白银流通的要道上。这种巧合的确帮助了它,但它自身的经济活动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历史学家一直低估这种作用,而在16世纪的最后几年里,意大利强有力的经济活动使它在与德意志、东欧、尼德兰、法国和西班牙256 的贸易中取得顺差(不包括佛罗伦萨因购买卡斯蒂利亚的羊毛而产生的贸易逆差)。这些贸易顺差为意大利积累了财富,也为它清偿了同黎凡特和土耳其的贸易逆差。这种逆差我们前面已经谈得很多。它反过来富有成果地重新推动了意大利半岛的商业和工业活动。位于贵金属和汇票交易中心的意大利半岛,实际上支配着主宰一切的流通渠道。随着白银激增,黄金变成了储藏和国际结算的可靠手段,除了有相反的约定,汇票都用黄金支付。佛兰德士兵的军饷也要求用黄金支付,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部分用黄金支付。最后,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那样,只有黄金可以通过邮班运送。因此,如果说意大利需要西班牙的话,那么西班牙也需要通过意大利,特别是通过热那亚,用黄金偿付在佛兰德的各项开支。唯有意大利各商埠能提供金币和汇票,能把钱款送到安特卫普,支付西班牙军队的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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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位于十字路口:一条是南北干线,适应西班牙的政策和热那亚的“契约借款”的需要;另一条干线与纬线平行,通向黎凡特以及远东。前者从热那亚抵达安特卫普,为黄金之路;后者输送白银,通向遥远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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