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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条路以输送白银为主，这并不奇怪：土耳其帝国通用黄金，从埃及和非洲得到黄金供应，白银到了黎凡特，价值便相应提高。再往东，穿过波斯和印度，到达菲律宾海域和中国，白银更加值钱。在中国，“2马克黄金换8马克白银”，也就是说，金银的比价为1∶4，而在欧洲，至少是1∶12。意大利到中国的这条轴线最远从美洲开始，或者通过地中海，或者通过好望角，几乎绕地球一周。这条轴线是世界经济的一种结构，一个恒定不变的因素，一个突出的特点，直到20世纪初才消失。与此相反，热那亚到安特卫普这条轴线只是经济形势的一个长周期的产物。只要西班牙统治着尼德兰（即一直到1714年），只要西班牙控制的白银仍在膨胀（即一直到1680年），这条轴线就继续存在。257 因此，在整个17世纪，意大利一直位于两条轴线的十字路口。英格兰、尼德兰、圣马洛乃至热那亚的帆船，不管是否“战船”，都从加的斯的锚地出发，向热那亚或里窝那运送当时人们一般称为“皮阿斯特（piastre）”的西班牙本洋。258 运输的银币随后抵达“亚历山大、开罗、士麦那、阿勒颇和黎凡特的其他商埠”。著名经济学家李嘉图的祖父塞缪尔·李嘉图259 写道：“不但在上述那些商埠，甚至在波斯，皮阿斯特都是极受欢迎的。”他的书于1706年印刷出版。皮阿斯特是一种银币，而不是金币。在这之前，威尼斯的一份文字材料（1668年）说，260 用银币或金币在埃及付款当然都是可以的，只要内行，不会受到任何损失……至于白银，使用西班牙本洋还可赚取30%的利润。在南北轴线方面，白银仍保持原有的地位。1627年以后，热那亚的优势可能有所削弱，261 但直到1650年，热那亚的银行家仍然为西班牙向尼德兰交付钱款。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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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人的时代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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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初步解释旨在确定热那亚银行家时代的时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针上，这个时代出现在短暂的富格时代之后，在阿姆斯特丹复合型资本主义兴起之前。我承认，我更愿说是1640或者1650年，而不是1627年，264 但这无关紧要。显然，热那亚交上的好运，并不是1557年在西班牙国家破产以后不久，像变魔术那样突然开始的。热那亚时代同样也不是于1627年随着卡斯蒂利亚第五次或者第六次破产而彻底结束的。奥利瓦雷斯伯爵当时正把改信天主教的葡萄牙犹太人推到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放款人的首位。在很长的时期内，热那亚始终是国际金融枢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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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原有的财富和1528年的政治大转变，已经为热那亚时代的到来预先作好了准备；此外还应看到，热那亚很早就在安达卢西亚和塞维利亚建立了据点，265 不但参与西班牙同西印度的贸易——自从安德烈·萨伊乌进行研究以来，这一点已广为人知——而且还参与塞维利亚同尼德兰之间的贸易，后一种贸易又促进前一种贸易的发展。我注意到，按照理查德·埃伦贝格的说法，266 热那亚时代取代安特卫普时代是在1555年以后。但早在16世纪初，热那亚人在安特卫普已十分活跃。从1488年到1514年，在安特卫普的所有意大利商人中，热那亚商人占据首位。267 正是他们后来为南北联系提供了资金，这个行动至少延续到15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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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格家族及其伙伴的衰弱和疲惫为热那亚人提供了良机。16世纪中叶的严重的经济衰退直接打击了富格家族及其伙伴。他们不再冒险提供“契约借款”（1575和1595年曾一度出现反复，这里姑且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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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借款”是卡斯蒂利亚政府和批发商之间缔结的包括多项条款的短期借款合同。所借的款项主要在贵金属到达塞维利亚时偿还，运载贵金属的西印度船队既然总是不能及时到达，西班牙国王只得依靠借贷维持日常开支，特别是每月用黄金支付西班牙驻尼德兰的军队的军饷和其他开支。热那亚人的精明能干，就在于他们从1557年起，不但把西班牙国王在卡斯蒂利亚内外的各种资源调动起来，而且还把西班牙的，甚至意大利的公共储备集中使用，以保证他们数额巨大的贷款。西班牙国王于1561年至1575年间曾向他们出让“调剂债券”，268 也就是说，借出的款项原则上以年金证券作担保，但放款人有权随意使用债券。热那亚人把债券卖给他们的朋友和熟人，认购者居然还争先恐后。当然，热那亚人以后还要买回这些票证，把它们还给西班牙国王，但只是当国王偿还债务时才这样做。热那亚人第二个能干灵巧之处是：在1559年至1566年269 卡斯蒂利亚整顿财政期间，由于禁止铸币出境，以前的债务一概交“贸易署”负责分期偿还。“贸易署”几乎起着热那亚的圣乔治商行270 的作用，以自己的资产保证支付转嫁给它的债券。这正是1560年11月托莱多财政大清理的目的。271 历史学家把这次结算看成是另一次破产，而且与1557年的第一次破产一样，是在商人的默许下进行的。商人过去借出的债款，大部分都用年金债券偿还，但他们也可以用这种票据偿还自己的债务。在进行这次清理时，热那亚人所受的损失比富格家族轻。热那亚人不能再以铸币的形式输出他们的利润，但这些利润都很容易被转手用于购买西班牙商品，如明矾、羊毛、食油、丝绸等。这些商品输出到意大利或者尼德兰，就能够向热那亚人提供他们在这些远方国家所需要的现金。显然，1566年以后，272 由于佛兰德地区发生动乱，他们又再次获准输出硬币和银锭，而且几乎不受任何限制，那时就更加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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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键问题仍然是怎样向尼德兰多运送黄金。要解决这个问题，西班牙国王就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资本家。在16世纪中叶以前求助于上德意志银行家；1557年以后求助于热那亚商人。菲利普二世比查理五世更被迫使用这种方法。菲利普二世是白银的国际市场的主人，但不是铜、汇票和黄金的国际市场的主人。铜只是配角。但伊比利亚半岛却不生产这种低级的货币金属，铜先由德意志提供，17世纪后由瑞典和日本提供。西班牙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铜，而铜的供应在葡萄牙市场却很紧张，由于东印度的需求增加，铜的价格在1550年以前一直猛涨到1550年。273 1640年还有人说，在马努埃尔国王时代，铜币在葡萄牙比黄金更加抢手。274 至于汇票，它一方面起着信贷工具的作用（其价格有时超过了合理的程度），另一方面被用于支付贸易差额。然而，拥有巨额美洲财富的西班牙在贸易方面处于入超地位。贸易顺差的地区（或者至少曾有盈余的地区）是尼德兰和意大利各城市。西班牙因而要买进意大利的汇票，汇票原则上都以黄金支付，所以，它支配着金币的复杂流通。但是，来自新大陆的黄金不能很好地供应欧洲，欧洲常常要靠原有的储备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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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的资本主义很快在以上各方面确立起领先地位。但是，我们应该指出，如果没有整个意大利的帮助，热那亚将不可能取得领先地位。这种帮助保证了热那亚的成功。热那亚人通过出售白银，在本地，尤其在意大利，得到他们需要的金币和汇票。五贤人会议于1607年275 用一句话解释了这种现象，因为这种现象是不言而喻的：热那亚人供应白银（同时也为在里斯本购买糖和胡椒提供信贷），他们确信能够从威尼斯取得足够数量的黄金，还可以得到大量的汇票，往德意志和尼德兰汇款。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和哈科莫·格里马尔迪向热那亚共和国说明1596年破产以后不久的局势时说，关于他们曾经答应向尼德兰提供钱款的问题（应菲利普二世的要求和以“乔圣治商行”的其他热那亚商人的名义），困难在于“破产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市场几乎乱成一团，而借款的准备金通常都要通过这些市场筹措”。276 没有这两个市场，就不能为里亚尔和银锭找到经常的买主，也不能找到信贷和黄金的供应者。只有信贷和黄金才使人既可以不向北方运送太多笨重的银币，又可以向那里运送必不可少的黄金。让我们再说一遍必不可少这几个字。驻尼德兰的士兵总是要求他们的军饷大部分用黄金支付，他们从中可以得到好处和便利。金币价值高，体积小，便于携带，因此，必须不断地把银币换成金币。商人们也想摆脱这项繁重的义务，企图强行用银币或布匹支付一部分军饷……但进展缓慢。在菲利普三世以前，给士兵发军饷几乎从不使用白银。辅币的膨胀标志着这一演变的最初阶段。在西班牙里亚尔逐渐上升到通用的国际货币的地位之前，尤其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恢复和平前，白银仍很少用于发放军饷。和平的恢复使士兵们降低了要求，他们的威胁也不再有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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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直到那时为止，士兵要求支付金币，而且这种要求是如此强烈，以致成为16世纪货币流通的重要特征之一，或如菲利普·鲁伊斯·马丁所说，成为流通的结构性的特征之一。277 不时发生的一些事件足以为证。1569年2月阿尔贝公爵把曼斯菲尔德远征军调往法国援救天主教徒。278 为了保证迭戈·德·圭伊内斯的马车装满金币，以便随军发饷，必须求助于鲁昂、巴黎和里昂的商人，并付出一定代价，把从他们手中得到的银币换成金埃居。这件小事有个好处，它使我们接触到日常的现实，又开阔了观察的眼界。1579年，由于有了皮亚琴察交易会，热那亚人的货币流通体系终于组织起来，并且一直延续到16世纪末以后。从尼德兰看，这个体系意味着大量吸收黄金。而吸收黄金又必须先存在一系列流通渠道，输送商品、白银、汇票乃至西方的全部财富从事这项盈利活动，也就必须遵守某些不可违反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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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琴察交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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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79年11月21日279 起，以贝桑松命名的交易会迁往皮亚琴察。热那亚至此胜局已定。除了极少的间断以外，交易会将始终留在皮亚琴察，直到1621年280 为止，并且处于热那亚的控制之下。贝桑松交易会的起源，也许要追溯到1534年。281 由于法国国王不愿意宽恕热那亚商人在1528年的背叛，他们在里昂经商遇到了困难。他们退到尚贝里后，萨瓦公爵在法国国王的怂恿下，又把他们逐出其领地，他们不得不为他们的金融家及其客户确定另一个会面地点。首先于1535年初在隆勒索尼埃举办了主显节交易会。随后又在贝桑松举办了复活节交易会。一系列交易会接着在那里继续举办。这次迁移地址，并不是查理五世，而是热那亚共和国一手操办的。热那亚共和国所以选中这个新的相会地点，这是因为法国人于1536年占领了萨伏依和皮埃蒙特。取道伦巴第、瑞士各州和弗朗什孔泰，热那亚与贝桑松有直路相通。这个遥远的相会地点虽然“有害和使人烦恼”，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靠近里昂，金钱和商品向交易会集中十分方便，贝桑松长期注视着里昂的脉搏跳动。282 位于地中海和安特卫普途中的里昂仍然是世界财富的真正中心。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当热那亚人在贝桑松遇到我们不很了解的困难时，他们可能于1568年左右283 把交易会迁移到波利尼，然后，又迁移到尚贝里，这两个地点靠近南方，但仍然处于里昂的势力范围之内，蒙吕埃勒是里昂通往萨伏依途中的第一个大村庄，大量支付活动在那里进行，恰好证明会面地点必须位于里昂附近。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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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会的地点迁到帕尔马公爵领地的皮亚琴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阿尔卑斯山脉从此把里昂同新的会面地点隔开，因此这是同里昂的决裂。在皮亚琴察举办交易会也是连续四年的长期危机的最后一幕。历史学家今天才开始看清285 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热那亚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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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从图表60（见第二卷纸书第40页）的曲线中可以看到，1566年后，随着佛兰德地区出现动乱，“契约借款”和“调剂债券”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输出许可证” 286 却成倍增多。尽管海路中断，侨居马德里的热那亚人在这一新首都签订大笔借款合同，并和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联合组织了一个货币兑换市场。他们这样财大气粗，不能不引起西班牙的舆论，尤其引起菲利普二世左右亲信的强烈嫉妒。1573至1575年间，西班牙国会曾经强烈反对这些外国人。287 但是，打击他们是一回事；取代他们是另外一回事。菲利普二世本人及其顾问们匆促地发布了1575年9月1日法令，以为他们可向西班牙商人和其他外国商人取得借款。这项法令当即使热那亚人的全部财产蒙受威胁。1560年11月14日以来签订的所有“契约借款”全被认为是“非法”的和伪造的，一概都要撤销。所有账目都必须按照1575年12月（尽管书面的日期是9月1日）颁布的国事诏书中单方面规定的标准重算。这意味着热那亚人要遭到巨大损失。他们进行申辩，并向卡斯蒂利亚法院提出上诉。但是，他们首先有效地停止了向佛兰德方面支付黄金。他们当时甚至很可能支持尼德兰的新教叛乱。然而，在这戏剧性的年份的12月，热那亚国内却经历了一场极为尖锐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不幸的是，其深刻的原因人们了解得不清楚），在对立的双方中，一方是专门从事货币交易的旧贵族，另一方面是取得行会支持的新贵族和一般商人。造反者占了上风，掌了权，提高了工资。银行家们向市郊撤退，“有的撤到通往米兰的路上的诺维附近，塞拉瓦勒周围的巴蒂斯塔·斯皮诺拉的领地”，288 有的撤到萨瓦。但是，胜利的一方并不能真正管理城市，更不能把被菲利普二世的9月法令损坏的巨大金融机器重新开动起来。这样，1575年10月，在里昂的布翁维西家族焦急地寻思：“贝桑松的复活节交易会是否要举行？在哪里举行？”289 直到1575年末，这场重大的较量依然是胜负未决。热那亚的国内斗争以及与西班牙的斗争，热那亚商人和非热那亚商人在欧洲所有市场上的竞争，汇合成为一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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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年以后，直到1577年12月5日，热那亚同西班牙国王达成了妥协，废除了1575年的严厉措施，这对热那亚银行家来说是个胜利。胜利的取得只是由于卡斯蒂利亚商人和所有投入这场斗争的人——其中包括“哈布斯堡的无条件的仆从”富格家族——的软弱无力和缺乏经验。投入流通的资金数量不足，资金回收过快，而周转却又过慢。此外，热那亚人对汇票和黄金的封锁相当有效。他们掌握大量机动手段，迫使对方处境窘迫。无论通过里斯本、佛罗伦萨、里昂甚至巴黎和法国的道路，都不能使黄金和汇票按规定的速度到达目的地。结果是：领不到军饷的西班牙军队发生了兵变，经过一系列的失败以后，于1576年11月占领安特卫普，并且进行可怕的抢劫。290 这些悲剧性事件使西班牙国王不得不和解。认为热那亚商人没有插手这些悲剧性事件，是轻率的，正如认为西班牙人对1575年12月热那亚的起义丝毫不负责任，同样也是轻率的。热那亚的一封信件指出，国王没有减缓这项苛严的法令的愿望。291 国王从内心深处虽然希望维持这项苛严的法令，但他又怎么可能维持下去呢？从1577年3月起，开始进行认真的谈判。1577年12月5日才告结束。谈判一结束，批发商立刻就把可以在热那亚或米兰，也可以在那不勒斯或西西里支付的500万金埃居交给天主教国王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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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热那亚，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在米兰地区和托斯卡纳的银行家和商人的支持下，一项新的计划正在制定，把交易会搬到帕尔马公爵领地上的皮亚琴察举办。除了个别例外（如1580年的复活节，集市在位于萨伏依地区、靠近里昂的蒙吕埃勒举办），交易会都在皮亚琴察举办，并逐渐形成制度，处于热那亚的控制之下，直到1621年为止。地中海通过热那亚长期地控制着世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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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取得的这场胜利表面上似乎并不轰轰烈烈，在皮亚琴察292 举办的交易会不如里昂那样热热闹闹，也不像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交易会那样人山人海。总的说来是力求不露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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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来个银行家每年聚会4次：显圣节交易会（2月1日）、复活节交易会（5月2日）、8月交易会（8月1日）和诸圣瞻礼节交易会（11月2日）。在这些从事汇兑业务的银行家中，有热那亚人、米兰人、佛罗伦萨人。他们像是某个俱乐部的成员。凡加入俱乐部者，必须经过其成员投票通过，并缴纳一大笔保证金（4000埃居）。正是他们在交易会开始的第三天确定汇兑行市，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除了这些银行家外，还有货币兑换商或者人们常说的“兑换人”。这些人在缴纳保证金（2000埃居）的条件下，被准许参加交易会并办理清账业务。第三类人物是商人、公司代表或经纪人。他们最多不过200人。严格的章程保证他们遵守纪律。发生争议时，由热那亚的权力极大的元老院作出最后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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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萨瓦里的话说，这些交易会以“清账或结算”为目的。293 每个商人都交出一册账本，或称流水账，上面记载着所要支付或收取的汇兑金额。首先要做的是整理账目，获得承兑，待一切核对完毕后，就着手一系列的冲销和抵账。最后剩下的负债或资产，与最初结算时的庞大数字已毫无关系。一切就像雪在阳光下融化了一样。根据交易会的惯例，结算差额只需用少量黄金即可结清。债权人往往还同意让债款转到另一个商埠或另一次交易会上偿还。这就等于债务人取得一笔新的信贷。当然，清账活动的详细情形更加复杂。如果参阅热那亚人多梅尼科·佩里1638年294 在热那亚出版的《生意人》这部经典著作，人们会发现，尽管兑换比价事先业已确定，实际换算并非一帆风顺。争执不下的情形常有发生。交易会的负责人在第五天散发一些空白汇票或样式，供不熟悉业务的商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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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短暂的交易会期间，巨额的付款得以结清。按照达万扎蒂295 的说法，1588年的成交额为3700万“马克埃居”。根据多梅尼科·佩里297 的说法，几年以后，成交额达到4800万。依靠我们掌握的商业信件，可以找出当时的兑换牌价。但是，除非我们掌握至少一个热那亚银行家的账册和信函，否则我们就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热那亚人的一切财富确实建立在一种相当巧妙，同时又被巧妙地运用的机制之上。正如富格家族在西班牙的代理商幽默地指出的那样，热那亚人的统治是证券的统治。这个代理商在1577年指责他们“拥有的票据比现金还多”。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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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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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代并不是1579年随着皮亚琴察最初举办交易会开始的。整个16世纪都为这个时代作了准备。但是，1566年以后，或者更确切地说，1579年以后，证券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以致连那些与商业活动只有很少一点关联的人也觉察到这一点。分工的发展使银行业从商业活动中脱颖而出，或者更确切地说，产生了银行家和金融家的职业，因为他们的活动从一开始就以君主的钱财为对象……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必须找出这种职业的相对特性，以便懂得为什么当时有许多人对这个职业感到惊奇。诚实明理的人认为，金钱是商品的随从。在他们看来，“真正的交易”是诚实贸易的结果。但是，他们不能接受，钱可以脱离商品而单独进行买卖。他们不能接受，在皮亚琴察，一切都通过转账结算。菲利普二世本人曾承认，他对于汇兑一窍不通。298 可能正是由于这种不理解，他对热那亚人非常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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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循守旧的威尼斯，票据的使用长期并不十分引人注目。据威尼斯1575年的一份资料计算，299 威尼斯在同土耳其作战期间，曾发行巨额公债，总额高达550多万杜卡托。其中，以汇票形式付款的共216821杜卡托，略少于公债总额的4%。显然，这项数据单独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公债既然在当地发行，用金锭（57772杜卡托）、银锭（1872342杜卡托）或铸币（3198420杜卡托）付款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我们总会注意到，有些威尼斯人对证券的增多以及合法或非法的证券交易提出异议。他们的言辞一般都很严厉。仅以这位威尼斯大使为例。他在1573年300 从马德里写信给市政会议说，热那亚的“契约放款人”把正经的买卖，即把商品交易放着不做，一味从事大宗汇兑交易，甚至认为商品交换只配让穷极无聊的下等人去干。在1573年，持这样的见解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在30年以后，当转瞬即逝的“启蒙时代”在威尼斯出现时，当很多思想家（如莱奥纳尔多·多纳）开始关心经济问题时，当一些辞藻华丽但行文清楚的关于商业、政治和货币的优秀“论文”广泛传播时，人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仍旧对票据的激增，对通过汇兑结账而不是用现金支付这一新生事物惊讶不已。汇票的多次转让已经在外国银行家，例如佛罗伦萨或热那亚银行家的提倡下，开始传入威尼斯。但在以上评判者看来，似乎这种做法“毒化了正常的商业往来，使少数银行家占用了多数商人的资金”。301 威尼斯商人和富人可见是被硬拖到贝桑松交易会这个畸形世界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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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人对交易会作了种种指责，这个世界是“合理的”，因为它掌握着未来的钥匙；他们不懂得交易会的活动是智慧的活动。实际上，证券的出现及其发展是经济生活的一种新结构的开端，是对经济生活的一个必要的补充。热那亚人在这方面起着先驱的作用，并迅速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过分相信证券交易的优越性，被金融业的迅猛发展所陶醉，并逐渐脱离大西洋的商品贸易。直到1566年，他们在大西洋的商品贸易中还占重要的位置。这个一半处于放任自流状态的大西洋世界302 将发展和成熟起来，促使当地的商人和金融家出头露面。有人说，热那亚的失败是金融或者证券的失败，是忠于传统贸易的商人的胜利。其实不然，随着美洲的发现，一场地理革命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告完成，而与此同时，另一种资本主义悄悄地发展了起来。这是新金融家的胜利。葡萄牙放款人以北欧放款人为后盾，于1627年在马德里操纵金融活动。这实际上是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之一。至少从1609年开始，荷兰资本主义已拥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最现代化的信贷机构。地中海资本主义为荷兰资本主义提供了样板，而其经过长期苦心经营而确立的地位也将被荷兰资本主义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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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最后一次破产到菲利普三世时代的第一次破产（16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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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最后一次破产到菲利普三世时代的第一次破产，即从1596至1607年，我们所要涉及的问题范围极其广泛。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并非陈述破产的曲折过程，而应弄清始终在起作用的内因和外因，以便检验我们初步提出的、并经最新的研究进一步完善的解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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