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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美洲责任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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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吉·伊诺第总统352 评述德·马莱斯特鲁瓦的专题论文时认为，贵金属的增长约等于物价上涨的299.4%，而根据计算，在1471至1598年的法国，这一比例为627%。谁也说不出这个计算是否正确。但贵金属的涌入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还有一些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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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洲的矿业生产是通货膨胀的工具，但不一定是原动力。矿业生产并不自动发挥作用。欧洲的飞跃发展和需求带动并遥控着淘金者和银矿里的印第安人的劳动。关于新大陆的金银资源，我们可引证18世纪下半叶的一份文献资料：“如果商人（欧洲）不通过推销商品迫使美洲人从地下挖出金、银，美洲的富源仍将埋在地下。”353 我们确信，欧洲的经济形势实际上在远方操纵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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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该承认，1500年以前的货币储备量比人们过去所说的要大得多。在15世纪，随着现代国家的诞生，军饷、工资和赋税都用现金支付；在得天独厚的地区（首先是意大利、葡萄牙、英格兰、尼德兰等地处大陆边缘的海洋地区）终于成了货币经济。这一切都意味着存在大规模的货币流通。根据流通中金、银数量的可能的平衡，根据在1500年和1650年之间金、银的比率在12到15间的354 轻微摆动，我提出两个很没有把握的数字：有黄金5000吨；白银6万吨。如果以1600年的已知货币流通量或者至少是估计流通量出发，对历代继承下来的金银总量作个计算，所得出的数量将十分巨大，355 计量理论对此也不得不承认。美洲金属作为“无偿投资”，与物价上涨速度同步提高，356 促使货币流通起加速器的作用。35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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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斯特拉斯堡的物价上涨先于巴伦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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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勒内·格朗达米在让·富拉斯蒂埃《售价与成本》一书中的图表（第13类，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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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线代表斯特拉斯堡的黑麦价格；虚线表示巴伦西亚的小麦价格（30年的变动平均数，1451-1500年=100）。右侧为百分比的比例尺。可以看出，斯特拉斯堡的曲线比巴伦西亚的曲线上升得要快。假如美洲白银是价格上涨的唯一因素，显然就该画出相反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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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但是，用其他的理由作出解释仍然是可能的，记账货币的贬值对物价上涨也有影响。读者可以参看后面的图48（第771页），以及由让·富拉斯蒂埃及其学生提出的另一种论证。357 物价上涨从1470年起已在德意志开始；法国的很多地区也在15世纪末以前开始，比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尼德兰和英格兰等得天独厚的地区出现更早。如果只就名义价格的曲线而论，这无疑是正确的。在人口增长方面，穷国可能走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走在地中海地区的前面。在欧洲的中心地区，价格革命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以前就开始了。至于地中海地区，价格革命于1520年开始显现，到1550年左右才终于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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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白银到达塞维利亚的情形，如果用曲线表示，具有工业生产曲线的典型形状。按照帕哥·索尔丹的数字，它与波托西的曲线相似。这条曲线上升快，下降快，在1601—1610年达到顶峰。那时是地中海的命运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的转折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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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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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都出现的物价上涨，扩大了它惯常的后果。物价在迅速上涨，而工资却像慢吞吞的拖车一样落在后面，有时候甚至止步不前。我已经提供了证据，说明穷人生活的艰难。随着物价上涨，名义工资不同程度地有所增长，在衰退时期暂时还居高不下。但是，所有的数字一旦折算成实际工资，都说明同一个问题，都显示出穷人的贫困，在西班牙，以1571年到1580年这段时期的物价作为基数100，那么实际工资的指数在1510年为127.84；到1530年下降到91.35；以后时上时下；在1550年达到97.61；1560年为110.75；1570年为105.66；1580年达到102.86；1590年为105.85；1600年为91.31。只是在1600年的危机和使西班牙半岛人口减少的大瘟疫之后，工资才随着货币的膨胀直线上升：1610年上升到125.49；1611年上升到130.56。价格革命并没有使西班牙的雇佣劳动者358 富裕起来。虽然这场革命对他们比对法国、英格兰、德意志或者波兰的手工业者359 要好一些。佛罗伦萨的局势同样不佳。360 在物价上涨时期，那里的实际工资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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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形在货币方面的表现是明显的，因为穷人的工资、开支和日常生活几乎从不涉及金币，也很少与银币有关，通常使用的是含银量极少的铜币或纯铜币，或所谓“黑币”（在佛罗伦萨，铜币被称为“黑币”，以有别于白色的银币）。达万扎蒂解释说，穷人想要的是铜币。农学家安东尼奥·埃雷拉直截了当地指出：“通过贱金属货币，人们最能看出一个国家的富足程度，因为日常生活中都用这种货币购买零星物品……”361 接着，他阐述了有关贱金属货币的理论，这与我们讨论的主题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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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巴伦西亚的物价和实际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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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费尔普斯·布朗和希拉·霍普金斯的方法的范例：消费者的“生活费用”上涨，实际上资则相应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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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应该说用于制造货币的金属是三种，而不是两种。为了调整铜币和含银量少的铜币的价值，人们不断地从流通中收回这些货币，下令送到造币厂……经过重新轧制，这些货币又投入流通，而且变得越来越轻。铜币的不断贬值与货币的必要和谐显得很不相称。从中获利的每一次都是国家，而不是平民百姓，更不是穷人。这种手段在西班牙很早就已采用。从1563年和从1568年起，西西里的辅币经常进行改铸。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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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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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既打击穷人，又打击富人，但不是所有的富人。“工业家”、商人、金融家（这些词用于当时并不完全恰当，但为方便起见，请原谅我就这样使用）以及所有直接或间接地卷入货币流通的人都深受其害。拥有土地的领主所受的打击较轻。卡尔洛·奇波拉在“西班牙统治下的乡村和城堡的经济状况”363 中曾揭示了以上的情形。这项专题研究涉及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位于亚历山德里亚附近的特吉奥勒城堡（原属帕维亚主教的封地）。从这个个别的事例可以看出，实物租税和徭役并没有都变成现金租税（在用现金支付时，总是由领主或他的代表估算总金额）。除一些数额不大的封建性收入外，城堡主还享有其他形式的收入，相当于现代形式的地租，农民向他们交纳成袋的小麦、燕麦和蚕豆，成桶的葡萄酒和一车车干草……这些收入正是城堡主的主要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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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细节出发，我们可进一步想到西班牙大使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364 （当他不在时，领地由他的妹妹管理，每年夏天出售小麦），想到于1559年买下1500块国王封地的那不勒斯总督阿尔卡拉伯爵，365 想到堪称小国君主的阿拉贡领主以及拥有成片麦田、众多畜群的卡斯蒂利亚贵族，想起出售粮食、葡萄酒和丝绸的西西里领主。我们得到的印象全都相同：土地是这些各不相同的领主的靠山，在物价上涨的动荡时期，土地使他们免于掉进通货膨胀的深渊。在17世纪初，领主阶层之所以能统治欧洲，是因为它失去的土地比人们一般所设想的少得多。很多商人和城市里的富人都购买土地和庄园。这并不是疯狂的举动。托斯卡纳的富人和热那亚的大富豪拼命购买那不勒斯的地产和封号，这或许是出于虚荣心，但当家人的谨慎、算计和明智也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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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斯特拉斯堡、利沃夫和巴伦西亚的谷物的实际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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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勒内·格朗达米在让·富斯拉蒂埃《售价与成本》一书中的图表（第13类，第31页）。价格是按泥瓦工助手的工时计算的。在巴伦西亚，生活水平的下降比大陆其他两个城市略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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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并不富有的人也被这些可靠的投资所吸引。本韦努托·切利尼在其晚年（死于1570年）终于成为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小块地产的主人。这块地产是他于1560年3月从农民手里买下的。至于这些农民是否存心设计害他，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切利尼疑心太多，把农民想得太坏。但重要的是，他买下了土地，以保证安度晚年3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