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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和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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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土地，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受到震动，尤其是银行。367 银行开展各项业务，都采用记账货币，而不用真实货币，因而直接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威尼斯或热那亚的里拉，西西里的盎司和塔利，西班牙的马拉维迪和杜卡托，法国的图尔里佛，所有这些计账货币都不断失去它们的固有价值。西西里盎司1546年约等于91.09里拉（1866年的意大利货币），1572—1573年却只值20.40里拉。同样，用芽月法郎表示的法国图尔里佛于1515年值4里拉，到1521年只值3.65里拉（这种贬值是把外国硬币，特别是卡斯帝利亚的黄金吸引到法国的一种方式），1561年值3.19里拉；1573年值2.94里拉；1575年值2.64里拉；1602年值2.46里拉。368 真实货币和记账货币的兑换就这样持续不断，而且总是真实货币取胜。这里还要搞清所受的损失究竟记在谁的账上。如果用记账货币在银行入账的一笔存款在过了几年以后仍原本偿还，存款者就吃亏了；如果是银行家在同样条件下提供的贷款，那么银行家将遭受损失。记账货币如果闲置不用，时间越长，损失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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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奥·西利认为，所有的银行家和批发商因此在16世纪都实行高利贷。马利奥·西利的看法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因为这方也罢，那方也罢，所受的损失归根到底还是记在商业和金融业的账上。对于个人来说，得失能否互相抵消呢？这是另一个问题。总之，鉴于商业活动的节奏（我说的是3个月举办一次汇兑交易会），鉴于贷款所付的利息以及通货膨胀的不断上升，计账货币的内在损耗不是一天半天就让人察觉的。商人在记账时从不提到这种损耗。但这并不意味着，随着天长日久，缓慢的损耗竟不起任何作用。商人和银行家的破产通常与短期的经济动荡相联系。银行不但数量众多，还显得相当兴旺，例如皮萨尼-蒂耶波洛银行在1583年3月，369 即它倒闭的前一年，一次就把价值20万杜卡托的西班牙里亚尔运到威尼斯。但是，这些银行过多地提供贷款，尤其把部分存款用于一些周转缓慢的商业活动。到了1584年，由于出现短期的经济滑坡，贷款无法收回，存款又被提取，危机便出现了，而且无可挽救。就这样，皮萨尼-蒂耶波洛银行于1584年3月17日破产370 。如果真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研究那不勒斯国家档案馆保存的银行家的许多账册，并在A.西尔韦斯特里371 已经进行的大量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发掘，并对其成果作出解释。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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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记账货币的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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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表将刊登在费尔南·布罗代尔、弗兰克、斯波纳为《剑桥经济史》第四卷所撰写的文章中。各种货币均根据其含银量排列顺序，有重币和轻币。有些货币，如英镑，相对稳定，有的则很不稳定，如波兰的格罗塞提、土耳其的阿斯普尔，甚至还有图尔里佛。关于卢布和阿斯普尔的数字是约数。Pf.Pf.Rech=镑，芬尼，轻值。Fl.Gu.=弗罗林，从1579年起改称盾。Pf.HG.=镑，赫勒，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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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图中的地名缩写均用全文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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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在1550—1570年以后，银行破产不断增多，并随着“白银时代”的到来，即随着通货膨胀时期的到来，而日益变得严重。372 恰恰就在那时，出现了一系列国家银行，提供了治好这场大病的药方。在这些公立银行中，巴勒莫银行成立较早，于1551年诞生。这家银行受巴勒莫市元老院的监督和管辖，设在一个名叫拉洛贾的地方。373 这最初可能是特拉帕尼省公共信兑所的附属机构，后者于15世纪末374 即已存在。这就说明，巴勒莫银行不仅成立日期特别早，而且性质也与众不同。像意大利南部公立银行一样——它往往是它们的样板——巴勒莫银行专门负责收税、经营公款和公共支付。菲利普三世统治时期，它被委以无利可图的整顿西西里的货币的任务时，终于被这些政治和行政工作压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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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公立银行主要在巴勒莫银行成立30年以后才开始：1586年，圣乔治商行恢复了一个多世纪以前（即在1444年的黄金危机时期）业已放弃了的银行业务。1587年9月23日，墨西拿城的信贷所宣布成立，但其章程于1596年7月1日才得到菲利普二世的批准。人们希望通过它结束接二连三的破产和侵吞公款，这并非没有道理。新银行拥有接受公共机关的存款的特权，受墨西拿城的监督和管辖。375 1587年，376 著名的里亚托广场银行在威尼斯成立。1619年，一家同样出名的银行——季罗银行——吞并了它。1593年，昂布罗吉奥银行在米兰诞生。与季罗银行相同，这是一家实行独立经管的银行。就在同一时期，那不勒斯天神报喜圣母院的当铺和济贫院开办了一家附属银行。在罗马，也成立了圣灵济贫院的附属银行……兴办银行的运动规模相当大，在时间上也很集中，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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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尤其在北方，国家银行的职能很快就超出了公共财政的严格范围。例如，里亚托广场银行不顾禁令，竟然利用储户的存款，立即实行透支借贷。它还广泛发行一种溢价信用货币，取代金属货币。公立银行这样做，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无非是照搬过去私人银行的老方法而已。它们的独创性在于以空前的规模发放贷款。但是，正是私人银行的破产、不完善和不可靠导致了大批的公立银行的突然产生。季诺·卢萨托（我们以上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他的见解）得出结论说：“虽然公立银行没有任何创新，但它们至少使广大顾客可以放心，并得到从私人银行那里往往得不到的安全感……”。377 人们不妨想一想，从1552年的普里乌利银行破产到1584年皮萨尼第二银行破产，378 威尼斯确实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多次银行破产。那不勒斯的金融崩溃也接连不断，从热那亚商人拉瓦斯克斯的破产（实际上是半破产）开始，直到1580年为止，11家银行竟减少到只剩4家（具体数字还存有争议）。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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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那不勒斯还是在威尼斯，这些破产往往是当局不适当的干预造成的。例如，那不勒斯总督于1552年380 扣留了拉瓦斯克斯储存的黄金，强行以低价兑换成刚轧制成的新币……在威尼斯，市政会议总是强迫银行认购爱国公债。尽管如此，通货膨胀始终是个隐患，并导致国家进行必要的干预。圣乔治商行在恢复其银行业务后，于1586年对储户开办黄金存款，于1606年开办白银存款，更奇怪的是，于1625年又开办了西班牙本洋的存款。这一令人困惑不解的细节既可能永远是个难解的谜，但也可能使人抓住问题的要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储户用什么货币存入银行，必要时也用这种货币从银行支取，因而储户可以得到黄金或白银的保证，免受贬值之苦。381 与此同时，银行本身同存款人一样，也可以依靠金属货币的牢固地位避免记账货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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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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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上涨的另一个受害者是“工业家”。多亏米塞佩·帕伦蒂，我们对“工业家”的情形才有了一点了解。他关于佛罗伦萨的论述以及关于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意大利的论述，虽然仅仅是一种尝试，但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在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工业城市，物价上涨使手工业者的名义工资增加。在佛罗伦萨，以1520—1529年的指数为100，1550—1559年下降到99.43；1590—1599年达到162.63；1610—1619年达到178.95。这大大低于西班牙工资的上升幅度（1520—1529年为100；1610—1619年达到309.45）。但是，这大大高于法国工资的上升幅度（1550—1559年为100；1610—1619年为107.4），也高于英格兰工资的上升幅度（1520—1529年为100；1610—1619年上升到144）；也可能大大高于荷兰的工资上升幅度。在佛罗伦萨，名义工资的增加并不表示劳动者生活幸福，而仅仅表示“工业家”的利润有所减少。在工资和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利润却停滞不前。382 佛罗伦萨工业家的利润虽然高于急剧下降的西班牙的利润，但无法与同时期的法国的或者英格兰的利润相比。因此，物价上涨给意大利工业的心脏注入虚弱的因素。意大利工业在17世纪初无法对付尼德兰的竞争，以后又无法对付法国同样咄咄逼人的竞争，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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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物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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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国家所受的损失比较小些。国家财政包括三个方面：收入、支出、债务，第三个方面——并非最不重要——随着价格的普遍上涨而自动减轻。然而，支出和收入都以同样的速度在增加。当物价猛涨时，所有的国家都成倍地增加了各自的收支。国家开支之庞大确实难以为继，但在整个16世纪，国家的巨大财源也在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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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理查德·埃伦贝格就劝告历史学家——他们没有接受——不要相信那些大使经常提供的预算估计。我们乐意加一句：也不要相信其他估计。预算一词今天有其确切的含义，与16世纪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尽管如此，不精确的数字仍然也可以提供一个数量级，至少足以表明预算的普遍增长。下面是西西里相隔四分之一世纪的两个预算：1546年，收入为34万斯库迪，支出为16.6万斯库迪，剩下的余额供偿还债务；1573年，收入为750194斯库迪，支出为211032斯库迪。在“结算”的余额中，还要扣除一系列特殊支出，以致西西里的西班牙大臣为求得收支平衡，不得不以14%—16%的利率借款。383 那不勒斯的预算增长情况与西西里大体相似。384 在西班牙，查理五世当政期间的收入增加了2倍。385 菲利普二世的收入从1556年到1573年增长了1倍。386 1566年，收入总数为1094.3万杜卡托；387 1577年收入为1304.8万杜卡托。388 50年过后，也就是在1619年，菲利普三世的收入可能为2600万杜卡托。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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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菲利普二世的预算，人们可以推算出当时的债务（包括长期或短期债务）有了巨大的增加。在1562年的预算中（对这个预算不应盲目相信），390 人们注意到下列项目：卡斯蒂利亚的债券利息50万杜卡托，佛兰德的债券利息30万，阿拉贡的债券利息5万，西西里的债券利息15万，米兰的债券利息20万，大西洋诸岛的债券利息3万，总计利息达123万杜卡托。如果按10%或5%的利率计算，本金则相应地在1200万到2400万杜卡托之间。391 我们且确定是2000万吧！然而，在1571—1573年间，债务增加392 到5000万，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无法算清。1581年，393 一个威尼斯人说债务达到8000万。在不到20年内，菲利普二世的债务可能增加了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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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锡曼卡斯极其丰富的文献资料中，也许能找到更多、更精确的数字。在材料汇集后，我们还要根据菲利普二世的决算，分别算出他的收入、支出、债务和利息；在可能的条件下，还要画出真实预算的曲线。正如工资膨胀一样，预算收支数字的膨胀也包括虚假的成分。马里奥·西里把西西里的预算数字折合成黄金计算，说明预算不但没有增加，而且逐年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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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收支的大小要用物价上涨的尺度来衡量，单纯在收支数字上做文章，势必偏离问题的真正所在。大体上讲，面对生活费用的日益增长，国家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国家拼命想开辟新的财源，扭转物价的上涨趋势。16世纪各国历史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竭力维护和提高税收。尼德兰战争不仅是为争取宗教信仰自由和维护既得自由而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也是西班牙国家力图同国际商业要冲的经济命运相结合的一次尝试。然而，这次尝试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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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的帝国眼看它在欧洲的属地相继不再是收入的可靠来源。确实，尼德兰、米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等地的“财源”陆续被当地的需要吸尽了。只剩下西班牙，或更确切地说，只剩下卡斯蒂利亚。菲利普二世坐镇伊比利亚半岛，加上国内局势太平（直到1569年为止），把包括大贵族在内的纳税人收拾得服服帖帖。里摩日的主教在1561年394 写道：“天主教国王力求节俭，以备不时之需，并亲自过问财政和领地的各项事宜。他的精明和小心，如果再过分一点，我看很可能会被人指责为悭吝刻薄。”这就是说国王不断征询专家们的意见。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财政状况十分严重，专家们从来没有停止向他提出建议。我已经指出过托莱多大会以及这次大会于1560年11月14日作出的决定。395 卡斯蒂利亚的税目因此不断增多，税收改革更花样翻新，增添新的税收项目。由各城市包干的消费税，原则上应占各项售价的十分之一。后来又增加4个百分点，税率达到14%。1561年，消费税总额上升到120万杜卡托；1574年达到370万。396 1577年，消费税才不得不减少100万杜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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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当然怨声载道。加的斯城1563年397 声称，由于1560年后不断加税，当地的商业陷于破产。国会一再表示不满。面对令人不安的物价上涨，国会并不怪罪于美洲货币，却想到指责眼前的现实，即王国政府增加的可怕的税收。1571年的国会指出398 ：“税收负担如此沉重，生活必需品又如此昂贵。很少的人能生活没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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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数额巨大，分配很不合理，这与当时的条件有关。也就是说，只有一部分税款进入国库。卡斯蒂利亚无疑是帝国最慷慨的纳税人。因为这种慷慨有时是自愿的，国会经常以爱国相号召，此外还因为国王近在咫尺，很难违抗他的意旨。卡斯蒂利亚因此财政拮据，工业破败残缺，生活指数不断上涨。399 只有相反的情形才会使人感到惊奇。然而，卡斯蒂利亚这样不顾困难，慷慨解囊，努力纳税，又有什么结果呢？间或出现的财政盈余远不能抵消帝国的全面亏欠。何况这些盈余只是昙花一现。如同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卡斯蒂利亚的财政赤字也将成为规律。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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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有的国库都在困境中挣扎。在通常因经营有方而被引为楷模的佛罗伦萨，沉重的税收负担据说于1582年导致了人口外流。401 葡萄牙在征服菲律宾前夕，竟征收20%的销售税和50%的水产品税。402 在法兰西，王国政府于1587年初打算把巴黎的税收增加一倍，然后把这一措施向王国的所有城市推广，尽管国内当时正经历可怕的饥荒。403 土耳其和波斯也同样采用这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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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艰险的经济环境下，国家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再看西班牙的情况：政府至少曾分别于1563年、1608年和1621年三次降低债券息率。404 至于推迟付款期限，或用尼德兰的说法：“在交易会转签期票”，405 更是经常的事。西班牙政府于1566年决定提高黄金价格；查理五世1537年发行的埃斯库多金币，其价格从350马拉维迪提高到400；406 1609年，又从400提高到440。407 最后，西班牙分别于1557—1560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和1647年……对国家的短期债务实行一系列信用破产。西班牙国家无止境地勒索城市、富人和教堂的钱财，并且不择一切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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