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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公立银行主要在巴勒莫银行成立30年以后才开始：1586年，圣乔治商行恢复了一个多世纪以前（即在1444年的黄金危机时期）业已放弃了的银行业务。1587年9月23日，墨西拿城的信贷所宣布成立，但其章程于1596年7月1日才得到菲利普二世的批准。人们希望通过它结束接二连三的破产和侵吞公款，这并非没有道理。新银行拥有接受公共机关的存款的特权，受墨西拿城的监督和管辖。375 1587年，376 著名的里亚托广场银行在威尼斯成立。1619年，一家同样出名的银行——季罗银行——吞并了它。1593年，昂布罗吉奥银行在米兰诞生。与季罗银行相同，这是一家实行独立经管的银行。就在同一时期，那不勒斯天神报喜圣母院的当铺和济贫院开办了一家附属银行。在罗马，也成立了圣灵济贫院的附属银行……兴办银行的运动规模相当大，在时间上也很集中，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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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尤其在北方，国家银行的职能很快就超出了公共财政的严格范围。例如，里亚托广场银行不顾禁令，竟然利用储户的存款，立即实行透支借贷。它还广泛发行一种溢价信用货币，取代金属货币。公立银行这样做，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无非是照搬过去私人银行的老方法而已。它们的独创性在于以空前的规模发放贷款。但是，正是私人银行的破产、不完善和不可靠导致了大批的公立银行的突然产生。季诺·卢萨托（我们以上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他的见解）得出结论说：“虽然公立银行没有任何创新，但它们至少使广大顾客可以放心，并得到从私人银行那里往往得不到的安全感……”。377 人们不妨想一想，从1552年的普里乌利银行破产到1584年皮萨尼第二银行破产，378 威尼斯确实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多次银行破产。那不勒斯的金融崩溃也接连不断，从热那亚商人拉瓦斯克斯的破产（实际上是半破产）开始，直到1580年为止，11家银行竟减少到只剩4家（具体数字还存有争议）。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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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那不勒斯还是在威尼斯，这些破产往往是当局不适当的干预造成的。例如，那不勒斯总督于1552年380 扣留了拉瓦斯克斯储存的黄金，强行以低价兑换成刚轧制成的新币……在威尼斯，市政会议总是强迫银行认购爱国公债。尽管如此，通货膨胀始终是个隐患，并导致国家进行必要的干预。圣乔治商行在恢复其银行业务后，于1586年对储户开办黄金存款，于1606年开办白银存款，更奇怪的是，于1625年又开办了西班牙本洋的存款。这一令人困惑不解的细节既可能永远是个难解的谜，但也可能使人抓住问题的要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储户用什么货币存入银行，必要时也用这种货币从银行支取，因而储户可以得到黄金或白银的保证，免受贬值之苦。381 与此同时，银行本身同存款人一样，也可以依靠金属货币的牢固地位避免记账货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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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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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上涨的另一个受害者是“工业家”。多亏米塞佩·帕伦蒂，我们对“工业家”的情形才有了一点了解。他关于佛罗伦萨的论述以及关于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意大利的论述，虽然仅仅是一种尝试，但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在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工业城市，物价上涨使手工业者的名义工资增加。在佛罗伦萨，以1520—1529年的指数为100，1550—1559年下降到99.43；1590—1599年达到162.63；1610—1619年达到178.95。这大大低于西班牙工资的上升幅度（1520—1529年为100；1610—1619年达到309.45）。但是，这大大高于法国工资的上升幅度（1550—1559年为100；1610—1619年为107.4），也高于英格兰工资的上升幅度（1520—1529年为100；1610—1619年上升到144）；也可能大大高于荷兰的工资上升幅度。在佛罗伦萨，名义工资的增加并不表示劳动者生活幸福，而仅仅表示“工业家”的利润有所减少。在工资和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利润却停滞不前。382 佛罗伦萨工业家的利润虽然高于急剧下降的西班牙的利润，但无法与同时期的法国的或者英格兰的利润相比。因此，物价上涨给意大利工业的心脏注入虚弱的因素。意大利工业在17世纪初无法对付尼德兰的竞争，以后又无法对付法国同样咄咄逼人的竞争，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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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物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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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国家所受的损失比较小些。国家财政包括三个方面：收入、支出、债务，第三个方面——并非最不重要——随着价格的普遍上涨而自动减轻。然而，支出和收入都以同样的速度在增加。当物价猛涨时，所有的国家都成倍地增加了各自的收支。国家开支之庞大确实难以为继，但在整个16世纪，国家的巨大财源也在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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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理查德·埃伦贝格就劝告历史学家——他们没有接受——不要相信那些大使经常提供的预算估计。我们乐意加一句：也不要相信其他估计。预算一词今天有其确切的含义，与16世纪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尽管如此，不精确的数字仍然也可以提供一个数量级，至少足以表明预算的普遍增长。下面是西西里相隔四分之一世纪的两个预算：1546年，收入为34万斯库迪，支出为16.6万斯库迪，剩下的余额供偿还债务；1573年，收入为750194斯库迪，支出为211032斯库迪。在“结算”的余额中，还要扣除一系列特殊支出，以致西西里的西班牙大臣为求得收支平衡，不得不以14%—16%的利率借款。383 那不勒斯的预算增长情况与西西里大体相似。384 在西班牙，查理五世当政期间的收入增加了2倍。385 菲利普二世的收入从1556年到1573年增长了1倍。386 1566年，收入总数为1094.3万杜卡托；387 1577年收入为1304.8万杜卡托。388 50年过后，也就是在1619年，菲利普三世的收入可能为2600万杜卡托。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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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菲利普二世的预算，人们可以推算出当时的债务（包括长期或短期债务）有了巨大的增加。在1562年的预算中（对这个预算不应盲目相信），390 人们注意到下列项目：卡斯蒂利亚的债券利息50万杜卡托，佛兰德的债券利息30万，阿拉贡的债券利息5万，西西里的债券利息15万，米兰的债券利息20万，大西洋诸岛的债券利息3万，总计利息达123万杜卡托。如果按10%或5%的利率计算，本金则相应地在1200万到2400万杜卡托之间。391 我们且确定是2000万吧！然而，在1571—1573年间，债务增加392 到5000万，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无法算清。1581年，393 一个威尼斯人说债务达到8000万。在不到20年内，菲利普二世的债务可能增加了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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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锡曼卡斯极其丰富的文献资料中，也许能找到更多、更精确的数字。在材料汇集后，我们还要根据菲利普二世的决算，分别算出他的收入、支出、债务和利息；在可能的条件下，还要画出真实预算的曲线。正如工资膨胀一样，预算收支数字的膨胀也包括虚假的成分。马里奥·西里把西西里的预算数字折合成黄金计算，说明预算不但没有增加，而且逐年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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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收支的大小要用物价上涨的尺度来衡量，单纯在收支数字上做文章，势必偏离问题的真正所在。大体上讲，面对生活费用的日益增长，国家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国家拼命想开辟新的财源，扭转物价的上涨趋势。16世纪各国历史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竭力维护和提高税收。尼德兰战争不仅是为争取宗教信仰自由和维护既得自由而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也是西班牙国家力图同国际商业要冲的经济命运相结合的一次尝试。然而，这次尝试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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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的帝国眼看它在欧洲的属地相继不再是收入的可靠来源。确实，尼德兰、米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等地的“财源”陆续被当地的需要吸尽了。只剩下西班牙，或更确切地说，只剩下卡斯蒂利亚。菲利普二世坐镇伊比利亚半岛，加上国内局势太平（直到1569年为止），把包括大贵族在内的纳税人收拾得服服帖帖。里摩日的主教在1561年394 写道：“天主教国王力求节俭，以备不时之需，并亲自过问财政和领地的各项事宜。他的精明和小心，如果再过分一点，我看很可能会被人指责为悭吝刻薄。”这就是说国王不断征询专家们的意见。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财政状况十分严重，专家们从来没有停止向他提出建议。我已经指出过托莱多大会以及这次大会于1560年11月14日作出的决定。395 卡斯蒂利亚的税目因此不断增多，税收改革更花样翻新，增添新的税收项目。由各城市包干的消费税，原则上应占各项售价的十分之一。后来又增加4个百分点，税率达到14%。1561年，消费税总额上升到120万杜卡托；1574年达到370万。396 1577年，消费税才不得不减少100万杜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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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当然怨声载道。加的斯城1563年397 声称，由于1560年后不断加税，当地的商业陷于破产。国会一再表示不满。面对令人不安的物价上涨，国会并不怪罪于美洲货币，却想到指责眼前的现实，即王国政府增加的可怕的税收。1571年的国会指出398 ：“税收负担如此沉重，生活必需品又如此昂贵。很少的人能生活没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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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数额巨大，分配很不合理，这与当时的条件有关。也就是说，只有一部分税款进入国库。卡斯蒂利亚无疑是帝国最慷慨的纳税人。因为这种慷慨有时是自愿的，国会经常以爱国相号召，此外还因为国王近在咫尺，很难违抗他的意旨。卡斯蒂利亚因此财政拮据，工业破败残缺，生活指数不断上涨。399 只有相反的情形才会使人感到惊奇。然而，卡斯蒂利亚这样不顾困难，慷慨解囊，努力纳税，又有什么结果呢？间或出现的财政盈余远不能抵消帝国的全面亏欠。何况这些盈余只是昙花一现。如同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卡斯蒂利亚的财政赤字也将成为规律。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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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有的国库都在困境中挣扎。在通常因经营有方而被引为楷模的佛罗伦萨，沉重的税收负担据说于1582年导致了人口外流。401 葡萄牙在征服菲律宾前夕，竟征收20%的销售税和50%的水产品税。402 在法兰西，王国政府于1587年初打算把巴黎的税收增加一倍，然后把这一措施向王国的所有城市推广，尽管国内当时正经历可怕的饥荒。403 土耳其和波斯也同样采用这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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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艰险的经济环境下，国家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再看西班牙的情况：政府至少曾分别于1563年、1608年和1621年三次降低债券息率。404 至于推迟付款期限，或用尼德兰的说法：“在交易会转签期票”，405 更是经常的事。西班牙政府于1566年决定提高黄金价格；查理五世1537年发行的埃斯库多金币，其价格从350马拉维迪提高到400；406 1609年，又从400提高到440。407 最后，西班牙分别于1557—1560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和1647年……对国家的短期债务实行一系列信用破产。西班牙国家无止境地勒索城市、富人和教堂的钱财，并且不择一切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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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6世纪的预算进行的全面研究，再与我们知道的当时英格兰的收支状况相比较，可以回答下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物价的风暴中，地中海国家或者地中海附近的国家是否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大的震动呢？就西班牙而论，在我们看来，回答似乎是肯定的。尤其考虑到战争给这个过分庞大的帝国造成的巨大支出，情况更是这样。1597年408 法国的一篇攻击性短文写道：“对他（菲利普二世）来说，战争是极其昂贵的，而且比对其他君主昂贵得多。为了维持一支海军，他必须从遥远的国外招募大部分船员，而为养活船员，又要消耗大量经费。至于在陆地作战，例如在尼德兰的主战场，他所付出的代价比敌人要高10倍，因为他在西班牙征召一名士兵，派往阿尔图瓦边境同法国士兵作战，要花费100杜卡托，而一名法国士兵只需国王支付10杜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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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他的海军装备应同时符合大西洋作战和地中海作战的要求，这对西班牙不利。更何况，价格又在不断上涨。托梅·卡诺在《航海术》409 一书中说：载重500吨的一艘船在查理五世时代约值4000杜卡托，而在1612年的今天，要值1.5万杜卡托；佛兰德船帆过去每公担值2杜卡托，今天售价为8杜卡托。他又说：“过去我从印度运货到卡塔赫纳，每吨运费为14杜卡托，而今天要52杜卡托。即使这样，船主所得的钱还是过去那么多。”在所有这些价格变动中，工资以及经营利润往往相形见绌。这至少部分地说明，西班牙在大西洋的海上活动，为何在16世纪末处于困境。不但大西洋的大型船只是如此，地中海的小型帆桨战船也同样是如此。1538年，410 西班牙装备一艘没有炮的帆桨战船要花费2253杜卡托（船身价值1000杜卡托）。然而，1582年，J.安德烈·多利亚出售的帆桨战船每艘竟要1.5万埃居。这个价格显然是抬得太高了。不知道当时出售的是否指配备有划船奴隶和大炮的战船整体。无论如何，价格差别十分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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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财宝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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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10年后，特别在1620年后，来自美洲的“财宝”放慢了速度。不论这一停滞是信号、结果或是原因，它都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总的来说，如果仅仅用美洲自身的原因来解释这个“事件”，似乎美洲是一切的原动力，那就错了。根据效益递减的法则，矿山开采费用不断在增加。由于营私舞弊和自身的货币需求，美洲可能截留了更多的产品。411 一部分金属可能被投机商所转移，用马尼拉大帆船412 从新西班牙运往远东和中国。此外，美洲人口灾难性的减少，使得为开采白银所不可缺少的对印第安劳动力的征集遇到了困难和放慢了速度。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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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即所有这一切还有待于在塞维利亚和锡曼卡斯的档案馆，特别是在关于美洲的案卷中作进一步的考证。在没有事实证明前，不能先验地认为，人口的减少竟使矿业这个特殊的、享有优先权的部门得不到充足的劳动力，经由拉普拉塔河进行的大规模的走私活动似乎随着1623年前后矿业活动的普遍衰退而停止了。414 1635年以后，用马尼拉大帆船运出贵金属也中断了。415 但是，这些解释的主要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基本上都把原因确定在美洲，似乎走私不是在到达地和出发地同时进行的。尤其是这些解释没有考虑到，西班牙帝国把欧洲同新大陆连成一片，构成一个经济整体。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提到全面的经济形势，没有提到1580年、1595年以及1619—1622年后在欧洲出现的经济衰退。这些衰退终于导致17世纪40年代的大崩溃；导致西班牙在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后来（1647年）又在那不勒斯的灾难；还导致同年撤销保护安的列斯群岛的巴尔洛文托舰队。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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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总的经济形势，就要分析价格、成本、工资和利润。非常了解新大陆的罗德里戈·维沃罗417 1632年认为美洲的机器不可能发生故障。在这一点上他显然错了。他说每年生产2400万金币，其中200万可能运往塞维利亚，这也说错了。但是，他正确地指出，矿山主陷入恶劣的经济形势的旋涡中，他们“全都负债，因为盐和玉米涨了价，印第安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一倍。老板为招募工人而苦苦哀求，而招来的工人却并不适合矿业劳动”。还有牌桌以及“吸取矿工血汗”的放债人。这些放债人“用布匹和其他商品（他们靠这些又赚了钱），或者更坏的是，用葡萄酒”换取白银。但是，为了看得更清楚，还必须从西班牙和欧洲方面，在更广泛的整体规模上，重新分析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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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贬值和伪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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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美洲白银的光辉时代无疑在17世纪中叶结束了。劣质货币在当时广泛出现。16世纪已经有了劣币。但是，到了17世纪，成色不好的货币进入地中海的主要流通渠道，并被一直带到黎凡特，而在这以前50年内，劣币始终被排斥在流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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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劣币只在北欧和伊斯兰国家，也就是说，在地中海的外围地区通行。而且即使在这两个地区，劣币也很晚才出现。在欧洲北部，经过伊丽莎白的努力，英格兰货币的币值已经稳定，在叛乱的尼德兰，直到1585年11月贬值为止，货币经历了重大的波折。418 甚至在采取这项贬值措施前，至少从1574年起，劣币的制造已经开始，419 特别是在列日。就在这一年，他们生产的劣币已运到西班牙的大门口。偷偷用劣币换取良币，420 这是把西班牙的垄断打开一个缺口并攫取部分贵金属的方式之一。1609年签订了十二年停战协定以后，这种交易就在各个港口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荷兰人当时带来了大批低值货币。这种活动以前只有通过吕贝克或汉堡的船舶，或者借助于英格兰人（因为英格兰和西班牙于1604年签订了和约），421 或者通过法国人才可能进行。成色很差的低值货币整箱整桶地到达。返回时，人们把金币或银币藏在盐或者其他商品下面。1607年，在波尔多及其四郊，四家“铸币厂”忙于改铸西班牙货币。通过不同途径取得的这些货币，一经回炉改铸后，就可以提供18%以上的利润。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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